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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准将约翰·查特里斯（John Charteris）在其出版于1931年的回忆录《在总司令部》（At GHQ）一书中，提到了一封写于1914年9月5日的家书。他在这封家书中写道，人人都传，“耶和华的使者骑着传说中的白色骏马，身着白衣，手持燃烧着的利剑从天而降，阻止正在蒙斯朝英军进攻的德国军队。德军因此一片混乱，溃不成军，再也无法向英军发起进攻”。1915年2月11日，他推测“一些虔诚的人在家书中提到，德军在蒙斯止步不前，就好像耶和华的使者突然从天而降，挡在了他们面前一般”。查特里斯怀疑，“这些家书由前线的其他人送回了家中，其中一封家书被刊登在了一份教区杂志上。刊登在杂志上的家书略去了‘就好像’这几个字眼，随后这一说法就被传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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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e）的作品《蒙斯天使》（The Angel of Mons）一书表示，“没有可以证明天使下凡的第一手的可靠记录”。在《英国民俗词典》一书中，编辑杰奎琳·辛普森与史蒂夫·劳德均同意“没有一个是亲眼所见的第一手记录”。但是查特里斯错得并不离谱，因为这一传言的始作俑者是1914年9月29日《晚报》（The Evening News）刊登的一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叙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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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虚构故事的标题为《弓箭手》（The Bowmen），作者是威尔士报界的金牌写手亚瑟·玛臣（Arthur Machen），只是当时这篇文字并没有被标明是小说。1915年，这篇小说被收录于书中。玛臣在书序中写道，这篇小说的灵感是“关于蒙斯大撤退骇人的（纪实）描述”。玛臣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圣乔治（St George）……召唤出阿金库尔战役的弓箭手（Agincourt Bowmen），在蒙斯战役中帮助英军作战”。玛臣只写到“一长队周身发光的天使从天而降”。在这篇小说出版之后，杂志《神秘学评论》（The Occult Review）的编辑致信玛臣，询问“这一故事是否有什么事实根据”。玛臣告诉他“这一故事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根据”，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抛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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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位教区杂志的编辑请玛臣写一篇简短的引语，以“证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玛臣向他再次强调，这个故事“纯属虚构”。这位杂志编辑再次致信，玛臣说，“令我惊讶的是，他认为我一定弄错了，《弓箭手》一文的主要‘事实’一定是真实的，我所做的不过是对真实历史的详细阐述和润色修饰”。玛臣继续写道，看起来他的“消遣小说被这个教区认为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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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就这样在公众的心中生根发芽：天使取代圣乔治和弓箭手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正如玛臣所说，“大家认为凡是周身发光、慈悲为怀的超自然存在都是天使”。他认为“自己故事中的弓箭手”就是后来的“蒙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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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敏锐的读者会发现，查特里斯的家书成文日期早于故事的出版日期。大卫·克拉克表示，“查特里斯书信集中并没有提到蒙斯天使的那封原始信件，因此我认为他所说的关于蒙斯天使的证据的日期不是1914年，而是1931年”。辛普森和劳德也表示，查特里斯“根据自己的回忆对他当时的记录进行了详述，所以他给出的日期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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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补充说，“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新近成立的宣传部跟蒙斯天使传说的诞生有着直接联系，但是军事情报部门有可能有意不对此进行辟谣”。他还指出，一战之后关于蒙斯天使的故事“说好听一点儿就是杜撰，说难听一点儿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玛臣认为《弓箭手》一文是“蒙斯天使”故事的开端，在此之前再没有证明蒙斯天使存在的相关证据。克拉克对此表示十分赞同。虽然如此，玛臣的异想天开还是成为了一战神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被经常引用为确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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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守卫希腊、抵抗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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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关（Thermopylae）位于希腊中部的东海岸，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一小支受斯巴达国王领导的希腊部队于此地连续抵抗3天，阻挡了在数量上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波斯军队，300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录，这是一场以少胜多、英勇抗敌的著名战役。乔治·拜伦勋爵是19世纪著名的苏格兰诗人。为支援希腊独立战争，拜伦亲赴战场，但不幸死于途中。他曾写下纪念斯巴达300勇士的诗句：“大地呵！把斯巴达人的遗骨/从你的怀抱里送回来一些！/哪怕给我们三百勇士的三个/让德魔比利的决死战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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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用诗句使斯巴达300勇士不朽于历史—但是，这只是史实的一部分。尼克·菲尔茨（Nic Fields）在其著作《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Thermopylae 480 BC）一书中指出，“300名奴隶作为轻装部队与斯巴达重装步兵一道抗敌”。《大英百科全书》也援引说，维奥蒂亚城邦（Boeotia）也派出了1100名勇士。约翰·拉曾比（John Lazenby）在《牛津军事史》的一个条目中写道，希腊战士总数“约6000人”，其中包括斯巴达人、泰斯庇斯人（Thespians）和底比斯人（Thebans）。《牛津古典世界史》（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则认为希腊战士总数“有6000到7000人”，其中包括斯巴达人、泰斯庇斯人、底比斯人，有可能还有迈锡尼人（Mycenaeans）（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若干文献都认为底比斯人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投降了）。波斯军队人数在数量上远超希腊军队人数，但是希腊军队人数肯定不止传说中的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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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曾猛攻冬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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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风起云涌，位于圣彼得堡的冬宫被认为是俄国贵族奢侈生活的象征。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掌权。但是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冬宫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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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把十月革命中攻占冬宫一事描述成一次英勇的奋战，但是史蒂夫·菲利普斯（Steve Phillips）在《列宁与俄国革命》（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书中说道，“这是对史实的严重夸大”，因为冬宫“并不是被攻克下的”。真实的情况是，冬宫大门敞开，几乎没有人受伤。汤姆·马斯特斯（Tom Masters）在《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一书中写道，这件事只造成了很小的间接损害，“3枚弹药击中了冬宫，广场一侧布满了弹孔，三楼的一个窗户被击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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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解释说，之所以只需要这么少的武装力量，是因为“临时政府掌握的权力极小”。彼时的临时政府“几乎不值得被推翻”。而且，历史学教授彼得·凯内兹（Peter Kenez）在《苏联史始末》（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一书中表示，尽管围攻者人数较少、无甚组织，但这“并没有关系”，因为临时政府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得到什么武装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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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官阿尔佛雷德·W.诺克斯（Alfred W. Knox）在其回忆录《与俄军同行：1914—1917年》（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一书中也证实，“因为没有粮草，临时政府的人已经饿了两天，都各自逃走了，实际守卫冬宫的人并不多”，他还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号施令和执行纪律。因为饥饿，人们已经没有心思战斗了”。诺克斯表示，“冬宫里只剩下哥萨克人，他们表示自己反对流血杀戮！……晚上10点的时候，绝大多数少尉都撤退了，只留下少数守军、工程学校的少尉和妇女军守卫冬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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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其1935年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一书中回忆道，次日凌晨2点，革命者的队伍“就像一条黑黝黝的河水，顺着街道一直向前奔流着，没有唱歌，也没有呼喊口号，当我们穿过红色拱门的时候……冬宫正门两旁的便门都敞开着，里面倾泻出灯光”。里德和他的同志们夹在人群里，“涌进了右首的入口，这入口通向一个巨大而空荡荡的拱形房间” 。里德说抢劫刚刚开始，就听到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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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写道，人们没有对士官生（yunkers）施以任何暴行，尽管“那些士官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革命者们大声责问道：“现在，你们还要再拿起武器来与人民为敌吗？”士官生回答道“不敢了”，在这之后，“就让他们自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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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是演艺界演绎出了攻占冬宫的故事。彼得·凯内兹认为后世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导演的《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October）这一电影中熟知了这个故事。但是，“与这位伟大导演执导的作品不一致的是，冬宫并非是被攻克下来的”。迪特里希·肖伊尔曼（Dietrich Scheunemann）撰写的《戏剧与电影中的蒙太奇》（Montage in Theatre and Film）一文收录于扬·范·德·恩格（Jan van der Eng）的《CCCP》一书之中。肖伊尔曼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这部影片的主要场景拍摄成本高昂，赋予了影片“原汁原味的纪录片”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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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革命不流血是痴人说梦，但是这一不流血的历史事件却恰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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