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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民族英雄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曾夜间骑马报信，他的这一英雄事迹广为传颂。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塞尔比（John Selby）在其著作《约克城之路》（The Road to Yorktown）中写道，英军将领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接到命令，要求其“解决叛乱”。1775年4月18日，盖奇下达秘密指令，要求“占领康科德(Concord)，摧毁军火库”，同时注意不要“掠夺居民财产或损害私有财产”。但是，当晚，在得知整个镇上的人都在悄声议论英军将会“失败”的时候，他惊慌失色—看起来，他的美国妻子把这一机密告诉了当地居民，揭破了忠心一片的假象。这样一来，盖奇的处境十分尴尬。尽管盖奇知道康科德的弹药将会被转移，但他仍决定继续出兵—有可能他是希望缴获一些火炮，向上级表示自己执行了命令。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在《几个流血的鼻子》（A Few Bloody Noses）一书中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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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列维尔经常被描述为是一个无私的人，他在乡间骑马驰骋，给大家报信说英军即将到来。但是，这只是列维尔的职责所在。1798年，列维尔致信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时写道：“我受波士顿地方行政委员会雇佣，把他们的急件送到纽约和费城，为在这两个地方举行的大陆会议传递信息。”同为造反派的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和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被误认为是此次英军行动要抓捕的人。列维尔同另一位通信兵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一同被派往前去莱克星顿（Lexington）送信（而不是前去康科德），以警告二人英军即将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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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百年后的1863年，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以此为蓝本写下不朽诗歌《保罗·列维尔星夜飞驰》（Paul Revere’s Ride）。全诗以“孩子们，听着，听我讲故事/讲保罗·列维尔星夜飞驰”开篇，随后虚实结合。朗费罗在诗中写道，列维尔等待着灯笼信号灯，“（英国人）陆路来，挂一盏/海上来，两盏/我守在对岸，等信号一亮/就快马加鞭，把警报传遍/苏塞克斯的村落和农庄/叫乡亲们起来，武装抵抗”。但是《牛津简明美国文学指南》（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指出，“列维尔从来没有守在对岸，等信号灯亮起”。列维尔在其信中解释，信号灯是由他本人发出的，而不是为了他而发出的。他会“在北教堂尖塔挂起灯笼作为信号；因为我们知道想要渡过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或者横穿波士顿地峡（Boston Neck）是十分困难的”。乔治·F. 希尔（George F. Scheer）和休·F. 兰金（Hugh F. Rankin）在《造反派与英国红衣军》（Rebels and Redcoats）一书中说道，列维尔“会快马加鞭飞奔到查尔斯镇（Charlestown），从而告诉大家各个具体细节。但是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会挂起灯笼，给上校发出信号，让上校把具体的消息告诉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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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尔描述了在梅德福（Medford）夜半骑马报信的情景：他“在去莱克星顿的路上，叫醒了民兵队长……几乎给每家每户都报了信”。在莱克星顿，他又“给亚当斯先生和汉考克上校报了信”。守卫的士兵嫌列维尔太过吵闹，把他痛斥了一顿。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在《保罗·列维尔的骑行》（Paul Revere’s Ride）一书中记录道，列维尔反驳“喧哗……不久喧哗声会更大！正规军就要来了”。这样看来，这句话有可能就是经常被引用的“英国人就要来了”的出处。费舍尔指出，“当晚的通信兵提到过正规军、英军、国王的军队等称呼，如果他们上过大学的话，还会用‘内阁军军队’这个称呼”。但是，他补充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哪个通信兵大喊过‘英国人就要来了’这句话”。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1775年，马萨诸塞州的人民依然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根据费舍尔的描述，有人询问殖民地居民杰森·拉塞尔（Jason Russell）为什么要准备防御、保护自己的房屋时，他回答说“家就是英国人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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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克星顿，列维尔、道斯（因为耽搁了行程，之后才来到莱克星顿）、亚当斯和汉考克意识到，来势汹汹的英军人数众多，显然不是为了逮捕两个反叛者那么简单。（《大英百科全书》也证实说，“英军根本就没有搜捕他们”。）所以，四人推测英军的目标是康科德的军火库，这一推断十分正确。列维尔、道斯和萨缪尔·普莱斯科医生（Dr. Samuel Prescott）骑上马，向康科德疾驰而去，“以便保护那里的军火库……同时，我也说我们最好给去康科德沿途的所有居民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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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费罗的笔下，列维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教堂的大钟敲响两点/他纵马来到康科德桥边”。但事实上，列维尔和道斯中途被英军截下，并没有到达康科德。《牛津美国历史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一书中的一个条目写道，“列维尔被拘留了几小时”。列维尔和道斯二人都丢了马，列维尔的马被一位“掷弹兵团的中士”抢走，因为他觉得列维尔的马更好。两人最后徒步返回了莱克星顿。列维尔记录说，普莱斯科“纵马一跃，跳过了一堵低矮的石墙”。所以，“到达康科德的人”是普莱斯科。（孩子们，听着，听我讲故事/讲其实是萨缪尔·普莱斯科星夜飞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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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认为，列维尔骑马夜奔的义举让莱克星顿的殖民地居民有了可以提前准备的宝贵时间。但是，罗伯特·哈维认为列维尔“过早地”给革命者报了信。列维尔一报信，大家就全部出动。塞尔比也说，英军还需几小时才能到来，所以大家就地解散，并“得到指示，让大家听到鼓声时再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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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时分，盖奇的英军终于到达了莱克星顿。在詹姆斯·肯德尔·霍斯默（James Kendall Hosmer）于1886年写成的传记《塞缪尔·亚当斯：市民大会代表》（Samuel Adams the Man of the Town-Meeting）中，亚当斯“与汉考克飞奔穿过田野，从莱克星顿来到了沃本（Woburn）”，在一位朋友家避难。亚当斯大声喊道：“一个多么光荣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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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莱克星顿，光荣只延续了一小段时间。双方都接到严格命令，禁止第一个开枪。《美国历史实录》（The Great American History Fact-Finder）一书写道，“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方先开的枪”。哈维认为，双方军队都紧张不安，彼此又都在射程以内，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惨痛意外”。双方军队均有伤亡，殖民地居民因为寡不敌众，不得不选择撤退。而英军则继续向前，在康科德发起了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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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第6章 以假乱真的政治家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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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在信封背面写下《葛底斯堡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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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美国内战期间爆发了葛底斯堡之战。4个月后，人们为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们举行了葬礼。马萨诸塞州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应邀出席发表演说。直到最后一刻，美国总统林肯才得到邀请。让大家惊讶的是，总统不仅同意出席，还主动提出要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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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种说法，林肯在去葬礼的途中，在一个信封背面潦草地写下他的演讲稿。《牛津美国历史指南》一书认为这是大家“虚构出来的故事”，而大家之所以相信这一说法，是因为“在林肯简短的演讲（为时三分钟）之前，埃弗里特已经讲了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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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J. 艾彻（David J. Eicher）在《葛底斯堡战场》（Gettysburg Battlefield）一书中也认为，林肯的演讲稿“不是在路上写的，也不是在一个信封上写的”。的确，艾彻表示“林肯手上共有5份副本”，但没有一份是写在信封背面的。他说林肯“在华盛顿就拟好了演讲稿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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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林肯的演讲是在事后才被认为是一次伟大的演讲的。诺曼·哈普古德（Norman Hapgood）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一书中表示，在林肯发表完演说后，掌声稀稀拉拉，林肯因此很失望。他对一位同伴说：“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演讲，听众们很失望。”但是，《美国历史指南》（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则写道，“林肯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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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在其著作《美国历任国务卿的外交历史》（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一书中写道，埃弗里特事后致信林肯，赞扬总统说，“我也想在两分钟内写下我花了两个小时写出的演讲稿，事实是我做不到”。约翰·海伊（John Hay）是林肯的私人秘书。威廉·罗斯科·赛耶（William Roscoe Thayer）在《约翰·海伊生平及信件集》（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一书中写道，“总统比平常更为高雅，他神色放松地说着自己借用的钦定本《圣经》的6个单词。在音乐的哀诉声中，我们穿过喧闹的拥挤人群回家”。席下的听众刚刚听完埃弗里特两小时的演讲（哈普古德指出其演讲内容已无人记得），有可能无法相信林肯在3分钟之内就结束了自己的演讲。也就是说，听众们因为拿不准总统是否演讲完毕，所以不知道是否要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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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情况下，简明扼要的确是林肯的加分项，但是还不至于短到可以让他在信封背面就拟好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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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贝尼托·墨索里尼让火车准点发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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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困难重重的意大利铁路系统获得了新的投资。传记作家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在《墨索里尼》（Mussolini）一书中写道，20世纪20年代，“全欧洲人都羡慕意大利的铁路系统”，因为“墨索里尼不遗余力地优化意大利的列车运行服务，让其成为法西斯主义快速高效的象征”。西班牙尤拉莉亚公主（Infanta Eulalia of Spain）也注意到了意大利所谓的铁路系统升级。她在1925年写成的作品《一战后的宫廷与国家》（Courts and Countries after the War）中写道，“墨索里尼的领导给意大利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在人们穿越意大利边境，听到‘Il treno arriva all’ orario’（火车准点到达）的叫喊声时，就会感受到。”的确，《牛津当代名言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Modern Quotations）一书中就收录了墨索里尼说的一句很出名的话。他在给一位车站站长下达指令时说道，“我们必须准时出发……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完美运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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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的理想虽然远大，但下级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面子工程出现，这也是政界的通病。根据彼得·内维尔（Peter Neville）所写的《墨索里尼》（Mussolini）一书，“事实上，1922年之前，意大利就开始修建轨道地基了”，而墨索里尼于1922年才掌权。尽管据说铁路系统得到了优化，但是麦克·史密斯表示，“一些旅行者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火车总是准点出发到达的这个出名说法只是一个信口编造的谎言罢了”。亚历山大·考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在其著作《我们这个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Is In Us）一书中转引了美国调查记者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的话：“大部分大型特快列车可以准点到达（尽管其他一些旅行者对此也存有异议），但地方列车会晚点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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