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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探险家约翰·史密斯于1607年到达新大陆。据说，他认为当地土著人民十分“好客”。根据1608年完成的《自殖民地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垦荒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真实介绍》（A True Relation of Such Occurences and Accidents of Noate as Hath Happened in Virginia）一书中介绍，宝嘉康蒂“当时只有10岁”，但是她的美貌智慧、热情友好“大大超越了其他族人”。两年后，早期殖民者威廉·斯特雷奇（William Strachey）在弗吉尼亚登陆。在1612年出版的《英属弗吉尼亚旅行记》（The Historie of Travaile into Virginia Britannia）一书中，他说宝嘉康蒂“大约十一二岁，是个容貌秀丽、淘气顽皮的小女孩……”，并且她还会“赤着身子侧空翻”。本杰明·伯西（Benjamin Bussey）写于1832年的《印第安传：卷一》（Indian Biography, Volume I）一书中复述了史密斯1617年写给安妮皇后（Queen Anne）的信。史密斯在信中写道，宝嘉康蒂“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我十分尊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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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晚年的作品有1624年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与萨默群岛通史》（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和1629年的《约翰·史密斯船长欧亚美非探险记》（The Tru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Observations of Captaine John Smith, in Europe, Asia, Africke and America）。在这两本书中，他写道，印第安人“抓着他，把他的头放平，打算用木棍敲碎他的脑袋”。“随后，酋长最宠爱的女儿宝嘉康蒂出现了。在恳求无效的情况下，她双臂抱住他的头，俯下身来，把她自己的头搁在他的头上面，想要把他从死神手中救出来”。《企鹅女性传记词典》一书认为，“研究表明，史密斯的故事绝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是该书也指出，因为史密斯不懂得阿尔冈琴语（Algonquian language），所以他很有可能误会了整个状况，“波瓦坦有可能只是让史密斯做出臣服的姿态，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表明这个外来者臣服于他这位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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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约翰·艾佛雷特-希思（John Everett-Heath）在《简明世界地名词典》一书中所说，史密斯的描述“多半是编造的”，《北美印第安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一书认为，活着的史密斯对酋长的价值更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未有过生命危险”。酋长很有可能只是“收养史密斯做自己的‘儿子’”，而宝嘉康蒂只是“扮演了双方都信任的中间人这个关键角色，在双方之间传递食物、礼物和重要信息”。至于史密斯跟宝嘉康蒂的关系，《牛津美国历史指南》一书表示，“认为他们二人有情爱关系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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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年，宝嘉康蒂改信基督教，更名丽贝卡（Rebecca），并与英国殖民者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成婚。但是，二人结婚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联姻，以便巩固双方关系。两年之后，宝嘉康蒂/丽贝卡在伦敦得到了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和安妮皇后的接见。根据《企鹅词典》（Penguin Dictionary）一书所写，“为纪念宝嘉康蒂，她在圣保罗教堂附近停留过的酒馆的名字被更名为‘美丽印第安人（Belle Sauvage）’”。悲剧的是，宝嘉康蒂红颜薄命。1617年3月21日，年仅22岁的宝嘉康蒂在离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即将回到弗吉尼亚的时候死去了。根据《企鹅词典》一书所写，“宝嘉康蒂葬于格雷夫森德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尽管她的墓碑的具体地点已不可查”，但是教堂的圣坛上放有她的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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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史密斯在写给安妮皇后的信中怀念了宝嘉康蒂，说这位年轻的女子“在上帝之下……保佑这片殖民地免受死亡、饥荒和混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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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德军间谍玛塔·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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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方指控玛塔·哈里（Mata Hari）为德军间谍，之后玛塔·哈里被行刑队处决。但是，这位声名最为狼藉的女间谍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她至多只是一名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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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出生于荷兰，曾做过教师（但失败了），还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1905年，玛嘉蕾莎以玛塔·哈里（意为“黎明之眼”）为艺名在巴黎登台献艺，表演有异域风情的舞蹈。玛塔·哈里身材高挑、极富魅力，虽然对东印度群岛的舞蹈并不十分熟悉，但是因为愿意在公众面前几乎全裸表演，玛塔·哈里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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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的跳舞事业开始没落时，她只能通过向欧洲军官和政客出卖肉体来养活自己。特里·克罗迪（Terry Crowdy）在《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一书中说，“尽管玛塔·哈里一直处于监视之中，但法国人并没有找到对她不利的证据”。莫顿·S.弗里曼（Morton S. Freeman）所著的《牛津名祖辞典》（A New Dictionary of Eponyms）一书写道，1917年，“审判玛塔·哈里时，公诉人称因为她进行的间谍活动，导致至少5万法国人死亡”，不过这一控告并没有相应证据支持。最后，尽管玛塔·哈里是荷兰人（荷兰为中立国），她仍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获罪，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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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世界百科全书》（Philip’s World Encyclopedia）也认为“尽管玛塔·哈里行为可疑，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她是法方指控的秘密间谍”。1999年，英国军情五处（MI5）对外公布了她的档案。根据该档案内容，没有证据表明她曾传递过重要的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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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护理过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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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第一次来到克里米亚战场，尝试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也是在这里南丁格尔患上了克里米亚热（Crimean fever）。但是，南丁格尔大部分护理工作是在斯库塔里（Scutari）完成的。斯库塔里临近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距离战争前线约200英里（约322千米）。南丁格尔于1863年写了《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一书。南丁格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医院需要达到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伤害病人，这个要求也许有点奇怪”，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南丁格尔改善了医院的卫生状况，将死亡率从42%大幅削减至2%。南丁格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她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也就是说她并没有护理过很多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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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当时年轻富有的南丁格尔希望成为一名护士，要求去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一家医院工作。但是南丁格尔的父母不同意，所以她未能成行。南丁格尔于1896年曾致信查尔斯·朗德尔夫人（Mrs Charles Roundell），回忆说自己是如何到处寻找合格的护理培训的。她还抱怨说“英国连一个合格的护理培训学校都没有”。她后来去了德国，在凯泽斯韦特（Kaiserswerth）的基督教女执事研究所（Institution of Protestant Deaconesses）学习了3个月的护理，人们经常说她在那里接受了全面的培训。不过，南丁格尔继续在信中说道，她“参加了那里的所有培训”，却抱怨说虽然菜园子是由一位“很有能力的修女打理……但是几乎没有护理工作，卫生状况也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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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随后前往法国，据露西尔·A.乔尔（Lucille A. Joel）所说，“尽管南丁格尔获准可以巡视医院，但是还是未能和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一起在巴黎学习”。乔尔说，1853年，南丁格尔在“一所由贵族女士为生病的女家庭教师开办的慈善医院（其实是疗养院）里无偿担任监护长一职”。《牛津英国历史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一书指出，“南丁格尔真正的才干在于管理，她可以把控大局，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南丁格尔立志成为“医院管理方面的专家”。她同军务大臣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一家私交甚好。当时，赫伯特建议她组建医疗护士队，前往克里米亚，发挥当地急需的她的“管理才能”，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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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的管理才能在斯库塔里创造了奇迹。1855年，《泰晤士报》通讯员约翰·C.麦克唐纳德（John C. MacDonald）报道说，“夜晚来临，灯火熄灭后，所有医疗官都休息了，一排排躺着的伤兵也安静了下来。有人看到她手提一盏灯，独自一人在病床间来回走动”。诗人亨利·朗费罗则将南丁格尔写入了自己1857年创作的《提灯女郎》（Santa Filomena）一诗中：“看，就在那愁闷的时刻/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灯/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轻盈地从一间房屋走进另一间房屋。”两个描述都没有说南丁格尔做了护理工作，只是说她在病床间走动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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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涌现出了一位更好的护士榜样—牙买加人玛丽·西戈尔（Mary Seacole）。在其自传《西戈尔夫人的奇妙之旅》（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一书中，玛丽写到自己乘船来到英国，“应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医疗护士队”。但是，她没能亲自见到南丁格尔，一位负责招聘的护士告诉她，她主动表示前往克里米亚做护士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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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玛丽另找了一位招聘护士，但是“从她的面部表情中，我发现她们即便有名额空缺，也不会给我”。看到别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玛丽感到十分困惑。她纳闷是不是“这些女士觉得我的皮肤颜色比她们深，所以就不接受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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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的玛丽筹措资金，自行来到了克里米亚。《泰晤士报》通讯员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在1856年撰写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War）一书中写道，“战斗前线的5英里（约8千米）外，西戈尔夫人在巴拉克拉瓦海湾（Col de Balaklava）和卡德柯伊（Kadikoi）两地之间扎好了帐篷……和医生一道治疗各种伤兵，成效显著”。玛丽也说自己经常“处于炮火之中”。同年，一位副官长写了一封推荐信（玛丽在其自传中引用了其中的话），该信说道，“这位女士照料伤兵尽心尽力，表现十分出色。即便在危险情况下，她也会竭尽所能帮助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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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毫无疑问是一位出色的医院管理者。但是在人们的脑海中，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总是与在前线亲手照料伤兵的护士形象相连，这是错误的看法，玛丽·西戈尔的所作所为才更符合这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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