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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头版头条报道：日本投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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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31日起，有20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许多官兵因在岛屿战中看到日军疯狂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踏上这片“菊花和军刀”交织的国度都心惊胆战，时时担心会有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见到日本人时都鞠躬相迎，按“圣断”行事，全无抵抗。含着麦秆烟斗下飞机的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见此情景，更感叹天皇有威望，声称若是废除他便需增加一倍占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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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美国著名军事家，1944年麦克阿瑟被授予陆军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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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若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追究，其可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不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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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实力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是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太平洋力量很小的苏联海军连进攻千岛群岛（其南部便是日本的“北方领土”）都感到吃力，英国无力顾及远东，中国则根本无海军，于是，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的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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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美国占领日本后，虽对其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战争结束时还有700万人的日军（因其中近一半在海外，大都由美国运输舰遣返），不过日本原有政府继续保留。德国战后的领导人在东西两侧都由原来的反纳粹人士担任，日本战后几届首相却是过去对战争有重大责任的高官，如50年代担任首相的岸信介就是甲级战犯。日本的国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将处理具体政务权交给内阁。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便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要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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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170749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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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将东条英机说成“‘二战’三元凶之一”实属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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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国公众对发动侵略者要给予追究的压力，日本同意对战犯进行审判。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由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这十国的十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麦克阿瑟任命的澳大利亚人韦伯为首席法官。这一审判法庭反映了反法西斯盟国的共同意愿，美国在其中有最大影响，是因为美军单独占领了日本，并看押着所有甲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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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追究日本战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件难事，因为既要履行对日本当权者的约定，又要对受害者有所交代，于是，美方便将偷袭珍珠港时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列为第一号战犯。有舆论称东条英机为“东方的希特勒”，列为“战争三元凶”之一，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财阀则被描绘成任光头军人摆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知道，战争结束前，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首相、陆相、海相都无统军权，大的军事行动都出于“圣断”。东条英机只是战时十几任首相之一，作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恶极，其地位却只是一个天皇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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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日本山口县人，日本政治家。1936年后赴华，历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并称“满洲五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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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条英机得知自己要受审时，便想自杀，最后一任陆相下村定大将登门告诫说：“只有你能上法庭替陛下担当责任。”东条不听劝阻开枪自杀，却未打中心脏，结果被美国军医救活。在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仍叫嚣“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不过他也说了实话：“战时也没有任何人能违抗天皇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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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中，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得以判处东条、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级战犯以绞刑，使这伙昭和军阀头目受到惩罚，不过这种追究明显是不彻底的。日本皇室成员无一人被追究，包括下达在南京“杀掉全部俘虏”命令而开始大屠杀罪魁、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皇叔朝香宫。东京审判结束时，首席法官韦伯便公开申明：“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法庭在这方面掌握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不对他起诉是出于盟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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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促使日本早降，承诺保留天皇制，这与保护裕仁又是两个概念。战后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户都建议裕仁退位，找一个没有战争责任的皇族继任，这与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对战后日本形象大有益处。美国同意的“维护国体”，实际是包庇战犯裕仁。还有一些战犯如“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等，也因向美军提供人体试验资料而受到保护。当时日本共产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废除天皇制并追究其本人罪行的运动，美国占领军却支持当权的右翼。日本多数民众受传统的神道传统束缚，也认可了长期被尊为“人神合一”的天皇继续为元首。至50年代以后，追究最大战争责任者的呼声逐渐平息，同日本建交的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然而历史却是不容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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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以进行了许多人体实验，研制了细菌武器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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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于1946年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赔偿额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进入1948年后，美国见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从此各受害国想得到实质性赔偿就不可能了。直至60年代，日本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因建交需要，才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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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抗战取得了驱逐其侵略势力的伟大胜利，不过在处理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却难以达到自己的正义要求，关键在于实力超强的美国垄断了对日本的处置权。经过抗战的中国虽地位有所提高，国力衰弱的局面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对外事务上必然有诸多遗憾和无奈。周恩来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只有极大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伸张国际正义，也才能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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