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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于1946年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赔偿额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进入1948年后,美国见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从此各受害国想得到实质性赔偿就不可能了。直至60年代,日本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因建交需要,才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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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抗战取得了驱逐其侵略势力的伟大胜利,不过在处理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却难以达到自己的正义要求,关键在于实力超强的美国垄断了对日本的处置权。经过抗战的中国虽地位有所提高,国力衰弱的局面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对外事务上必然有诸多遗憾和无奈。周恩来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只有极大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伸张国际正义,也才能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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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突破“昭和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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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到底是怎么打仗的?影视作品中对“李云龙”“武工队”等的描写有几分真实?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一批盟国记者当时拍摄的照片中,找到了他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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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盟国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安和它代表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直是一个传说。1938年后,国民政府方面一直禁止观察员和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区,使人们对这块土地和它的军队充满了好奇。1944年,在美国驻华将领史迪威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华期间,要求蒋介石允许一支中立的记者团访问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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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方的坚持,也由于记者们努力做工作,这个要求终于被同意了。于是,1944年7月,包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美国合众社记者莫里斯·武道等多名欧美新闻人士的代表团终于从西安出发,抵达延安,开始了他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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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盟军记者团访问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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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志愿军对美国兵坚决回避近战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二战”中的美国记者却有着较高的勇气。福尔曼等盟国记者在延安进行了数周“观察”之后,纷纷要求到前线去亲眼看一看八路军和日军的战斗。福尔曼在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时如是说:“我希望能够亲眼看到这三件事情:第一,军队在战斗;第二,人民在战斗;第三,人民和军队在战斗中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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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当这个要求提出后,一幅地图很快被展开了,八路军的将领们经过讨论,决定送福尔曼等人前往晋察冀军区八分区,然后从那里再去其他根据地。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因为八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的连接咽喉;其次因为那里每天都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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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到黄河以东的晋绥道路遥远,八路军给盟军人员配了坐骑,但无论对人还是对骡马来说,这都是一场艰苦的行军。只是护送盟军记者的八路军似乎并不怎么在意,他们很适应这样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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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描写道:“在漫长的行进途中,八路军战士们始终把步枪倾斜着扛在肩上。一个军官会吹响哨子,而士兵们则随着哨音将枪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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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等三名战地记者也留下了自己在敌后行动时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携带的自卫武器均为手枪,而不是美军喜爱的卡宾枪。这几名记者仅仅在敌后活动二十几天,在自卫方面的要求不高。而作为观察员的高林上尉等人一直到11月才返回延安,在敌后活动达两个月之久,他们都是带一支卡宾枪行动的,因为美军官兵深入晋绥等敌后根据地,通常依靠当地游击队的掩护,也抱着随时与敌作战的准备,手里有一把这样的近战利器可以放心许多。实际上,他们曾多次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并在华北战场付出过伤亡。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地的食堂便因为纪念阵亡于晋东南的亨利·惠特塞中尉而被命名为“惠特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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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军据点周围的堑壕,八路军机枪手苦练快速越壕。注意最前面的两名八路军手提性能优良的捷克式轻机枪,显然会在越壕后为后续战友充当火力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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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趣的是这三名西方记者的枪支还各不相同。福尔曼使用的是一支八路军常用的二号驳壳枪,武道的似为一支杀伤力颇强的勃朗宁1911式手枪,用牛仔的方式把枪套挂在右侧腋下,而爱波斯坦最为吸引眼球,竟然挂了一支从日军缴获过来的日制南部十四式手枪,这种枪因故障率极高被评价为“自杀都不能保证成功”,真用它自卫会很成问题。三人带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兵器,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宛若当今的COSPLAY(模仿、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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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南部十四式手枪的爱波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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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只佩戴手枪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此人在延安时因为体重达300磅(约136公斤),压垮过一匹骡子而闻名,考虑到这个因素,既然他需要一支枪,那就带一支比较轻的手枪吧,没人敢给他增加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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