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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170749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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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中国抗战是同时进行民族、民主两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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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的抗战史，还要分辨当年国内进步和反动的两种倾向。当年抗战的国内各阶层除了“打鬼子”这个共同点外，还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有打碎国内的旧制度，按当年的解释，就是要使“胜利的果实属于人民”，不能在战后恢复旧政权的黑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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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便强调：“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一论断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要实现驱逐日寇和建立新中国的双重政治目的，因而必须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相结合，才能通过抗战迎来历史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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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广大军民抗战，当然首先要抗击日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野蛮侵略，同时又要发动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以改变国内的黑暗统治。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只实行军队的片面抗战，根本原因是不能也不敢发动人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能实行全面抗战，实行了军民团结一致，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才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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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实行军民一致打人民战争。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得到人民拥护，不仅是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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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能发展壮大，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然而要在农村发动占人口9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问题。为此，共产党人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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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便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即将传统的收成交租50％减去一半，这样便大大减轻了负担。从严格意义上讲，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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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变精神，千百万群众通过得到物质利益才衷心地拥护共产党，根据地内才像当时人们所唱的那样──“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打鬼子打汉奸，咱们要一条心哟，才能够得胜利哟”。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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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对日军作战，还打击了日军的帮凶——伪政权和伪军，并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动予以反击。东洋三岛上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狂妄，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包括其中一部分为虎作伥充当汉奸的走狗。例如代表中国最腐朽没落势力的清朝逊帝溥仪及其身边的一伙，便投靠日本充当傀儡。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也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且丧师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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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扬长而入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中国人想有效抗日，除了直接打击日军，同时也要铲除伪军、伪政权，在联合尚能抗日的旧势力一同对日作战，又要设法加以改造。例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实行“融共、限共”和后来的“反共”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长期制造摩擦并实施进攻，甚至制造过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中共方面不能不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过一系列反顽战斗。不过打退其进攻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适可而止，还是维持共同抗日的大局而不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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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粉碎日军“以华制华”即利用汉奸建立基层政权实施统治的图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时除了不断袭击日军，也大力摧毁伪政权和消灭伪军。在日军占领下的敌后广泛建立起抗日政权，就等于驱逐了为侵略者服务的伪政权。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累计消灭的伪军超过110万人，使日本扶植建立的伪组织、伪军始终只能龟缩在日军占据的主要交通干线和城市中，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又对他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日伪统治在沦陷区始终无法有效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斗争无疑居于首功。若是没有敌后解放区的建立和长期战斗，日本毫无疑问会在广阔的中国沦陷区建立巩固统治，肯定能有效地掠夺当地资源，大大增强自身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抗战不仅不能坚持，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困难也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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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间歇，当地妇救会慰问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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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170749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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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抗日战争最大成果，是战后很快诞生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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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尚处在相持阶段时，就因国际形势的剧变在1945年8月结束。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便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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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首先要涉及用什么尺度看待当年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功绩。有人只是单纯地使用军队行动这一把尺子，就是只从表面数字看谁同日军打了多少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和片面的。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多外，更重要的是看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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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拥有的兵力、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侵华日军，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语句表达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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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逃台后，其史书大多叹息“赢得了抗战却丢失了大陆”，这只能归咎于他们自己在抗战中的表现。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共产党的力量在战时的发展又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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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走向衰落。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八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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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能坚持下来，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也曾对日寇浴血奋战，对此中国人民一直给予肯定。不过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拒绝进行社会改革，后期作战表现也日益消极，尤其让人叹息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春至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丢失有6000万人口的广大国土。出现这种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中极为反常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官兵脱离和军民对立的根本弊病，也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要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并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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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不能再回到抗战前国内那种黑暗的旧制度之下，按当年的解释就是要使“胜利的果实属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这一结局，毛泽东早有准确的预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6月，他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对未来的形势预测说：“抗日战争可能打十年，而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人数会更多，装备会更好，而且更有经验，更得人心，从而作为主要力量出现于亚洲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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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不能不钦佩，为时八年的全面抗战的局势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回顾历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续。果然，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巨变。这一辉煌业绩的奠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年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战史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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