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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少壮军官的崛起和收揽大权,也引来军队内一些高官和财阀的不满,于是一些特别激进和疯狂的军人又在内部挥起屠刀。1936年2月26日,1400名官兵竟在东京发动血腥政变,要求“昭和维新”并追杀元老重臣,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大将也挨了枪,因装死和家属苦求幸而未毙命。裕仁对“二二六事件”的过火行为不能容忍,事后处决了七名尉级军官,这七名凶手被枪毙前仍声嘶力竭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这一政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和西田税事后也相继被捕,并以思想主谋的罪名被处死刑。不过支持兵变的“皇道派”高级军官,例如山下奉文等人却未被追究,东条英机等“统制派”利用这一事件在陆军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从而用合法手段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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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刀和手枪的血腥之中,日本的议会政治在20世纪30年代彻底中止,各政党都被解散(共产党则早转入地下),内阁也由取代了元老派的新兴昭和军阀集团把持。这样,日本的对外侵略也肆无忌惮,而且多采取由少壮派打头阵,再由高层认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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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军人实行“昭和维新”的主张,特别为以向外扩张解决国内矛盾。1931年8月,在天皇裕仁最信任的“宫廷党羽集团”的老大永田铁山的支持下,人称“关东军三羽乌”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筹划了袭击沈阳的计划,内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派人制止。9月18日夜间,关东军的袭击提前发生,驻沈阳使馆的日本外交官赶来劝阻时,花谷正少佐竟拔刀放在他脖子上叫喊:“谁敢制止便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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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军法规定,“擅自对外国开战者处死刑”,可是关东军的几个参谋越权调兵向中国军队开火,挑起了所谓“满洲事变”,其司令官、参谋长不仅未指责还表示认可。此后,东京的天皇和军部事后还给肇事者升官晋级,这在一向尊卑分明的日本真可谓是奇观。出现这种“下克上”,表面看来是反常现象,然而若仔细了解一下肇事的少壮军人的背景,便可知道这不过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一种曲线表达内心意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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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件出现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反对“北进”意见而力主先“对支(那)一击”,亲率关东军一部组成“东条兵团”侵入察哈尔、山西,突破了政府军部的预定线,事后却得到提升。有了这种先例,在不宣而战的侵华行动中,一批少壮军人也往往不听政府约束而“擅自”越权,成为疯狂冒进的先锋,最高当局事后对此大都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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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侵略的扩大,反过来又增强了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体制,一切不赞成意见都被禁止发表。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组织内阁后,已完全建立起了一整套法西斯主义体制,议会没有了昔日的争吵和喧嚣,变成了内阁军部驯服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便是热烈鼓掌、一致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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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这一年内,日本尚存的所有政党都被取消,议员们全部加入了“大政翼赞会”,有人将这个组织称为“日本型的纳粹党”。此会与德国纳粹党相同之处,在于一切听从最高统治者的意旨,只有服从效忠而不能有任何不同意见。其不同之处,在于其没有基层组织,法西斯统治直接由国家机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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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法西斯统治最后崩溃,战后却未认真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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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发动侵华大战后,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个别寡头手中。此时,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的“五相会议”决定着国策,最后再经天皇“裁可”而推行。国内因已经没有议会政治,没有政党,日本国民终日只能高呼“万岁”,成了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上的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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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日本全面实行了特务政治,宪兵队特高课的权力极度膨胀,不仅监视普通民众,在高官甚至是前首相身边都派驻特务进行监视,还秘密检查其信件。曾积极鼓吹在侵占东北时担任策划的石原莞尔中将因不赞成对英美开战,东条英机也派便衣宪兵终日秘密对他进行侦察跟踪。在日本全国,纵横交错的各种法西斯组织和警视厅、特高课等恐怖机器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监督着国民的一举一动,连最细小的个人生活都不放过,对男女老少的思想动向都要秘密记录,以保证法西斯的各种政策贯彻到各家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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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都指责说,从30年代后期到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是近代最黑暗的时期。日本人普遍不敢随便说话,更不敢发牢骚,每天要歌颂战争,要“勤劳奉仕”。表示反战的人都被抓进了监狱,甚至有嫌疑的人也身陷囹圄。日本的报纸、广播和其他媒体都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学者的笔只能宣扬天皇的“恩德”和皇军的“赫赫战功”,并鼓吹大和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思想文化专制发展到了极端。这种彻底的思想禁锢和信息严密封锁,使众多日本老百姓和下级官兵完全不知外界真实情况,只能听信“皇军必胜”一类鼓噪,许多人还愚昧地去“玉碎”充当炮灰。据不少经历过战败的日本人回忆,直至1945年战败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本国已连吃败仗接近崩溃,接到收听天皇“终战诏书”的广播通知时,还以为是要鼓励他们争取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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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军阀掌握大权并发动大战,使其权力发展到顶峰,不过随着战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集团日益失去天皇的信任。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前,首相近卫文麿因不主张同美国决裂而被迫辞职,那个以“剃刀东条”著称的陆相被看中接任首相,1944年7月,又因塞班岛失守引咎辞职。1945年春,天皇看到日本的败局不可挽回时,重新起用了一些有亲西方色彩的元老派,包括任用受过行刺的铃木贯太郎当战时最后一届首相,这也预示着昭和军阀集团开始失宠并会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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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945年8月9日夜间,天皇裕仁在挂有“三羽乌”老大永田铁山遗像的东京皇宫地下室内召集御前会议,不顾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和陆相阿南惟几大将的要求“玉碎”的恳求,下达了以保留皇室为条件,接受投降条件的“圣断”。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会上他还要求群臣对“把朕的臣下作为负战争责任的人引渡出去”,要“忍其所不能忍”。昔日只知念“圣恩”的这些军阀头目,此刻除了泪流满面的悲鸣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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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2个首相。上左至下右依次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西园寺公望、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原敬、高桥是清、加藤友三郎、田中义一、铃木贯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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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垄断了对日本的占领权和处置权,虽然惩处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昭和军阀头目如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人,却出于利用的目的放过了一些重要罪犯,如“三羽乌”老二小畑敏太郎还在战后担任过内阁大臣。“三羽乌”老三冈村宁次因拒绝向中国共产党投降、归顺蒋介石,竟被宣判为“无罪”。支持和重用昭和军阀的人,更是没有被追究。战后美国利用日本的政策,导致了清算战争罪行极不彻底,因此为侵略战争乃至昭和军阀翻案和招魂的行为几十年来一直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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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日本法西斯体制和昭和军阀不彻底,关键在于对昭和天皇本人的战争责任未予追究。其实,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强调天皇是天神的化身、是人间活神,而且天皇制决定了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并应该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美国根据日本投降前夕同裕仁为首的皇室约定,在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行,这就保留了日本极右翼分子的精神支柱。尽管天皇已不再有任何实际权力,日本右翼势力仍有市场,极力否认战争罪行、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就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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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今人们再仔细了解一下昭和军阀的兴起和灭亡过程,对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正确地看待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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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从抗战时中日武器对比看军队战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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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从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进行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较量,其中既有落后挨打、四亿国人无奈几十万倭寇的惨痛经历,又有以土枪刀矛同洋枪大炮拼搏的悲壮。当年以武器装备的综合实力而论,日强中弱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腐败的当权者和一些唯武器论者恰恰抓住此点,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消极防御作辩解。如今的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并启迪未来,不仅要注重总体概念的定性分析,也应从武器的数量、质量、配置和应用等方面的定量分析入手,才能很好地总结出抗战期间双方在装备方面较量的经验教训,通过“人——武器”结合的水平看出军队的战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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