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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人类的亲密关系里只有一种爱——存在于两者间的情色的爱。这是他在《文明与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提出的问题：“文明与性欲两者相反之处在于，性欲之爱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第三者是没必要，甚至会干扰这种关系。而文明建立在一大群两两的关系上。”[43]不幸的是，从文明的角度，弗洛伊德无法想象凝聚一大群人的爱。他说，爱欲可将人两两结合，但他“不想再更进一步讨论”。因此，团体的兴奋感，不过是来自于个人与团体领袖间两者的爱，即使在狂热团体或“原始”仪式中，往往根本就没有领袖或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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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心理学也无法从更哲学、更深刻的角度来理解集体狂喜的现象。从定义上来看，心理学便是着重于个人的问题，其治疗方法亦在协助自我抵抗不理性或受压抑的情绪。但是“自我”本身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在二十世纪初的剑桥或维也纳，这个概念非常具有意义，但在十九世纪遥远的欧洲殖民地区可不是如此。如同民族志学者朗·克图特·舍亚利（Luh Ketut Suryani）与戈登·詹森（Gordon Jensen）研究巴厘岛的狂热仪式时所观察到的：“在西方的自我观感与思想中，个体对自我的控制是重要且珍贵的，但这不是巴厘岛人会强调的特质，他们的生命主要受到自己家庭、祖先与超自然的掌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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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界崇尚“自我”，除了会使人迷失自我的浪漫爱情以外，其他的都只能是病理上的，而这也是现代心理学倾向的分类方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IV）对心理失常的标准精神病指引中有一项“自我感丧失症”（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包括“被抽离的感觉，仿佛从外观察自己的心理历程或身体”。[45]林霍尔姆评论道，针对集体狂热，心理学家所使用的理论架构“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预设了自我迷失的欲望‘必定’是反社会与退化的本我所驱策的结果”。[46]那些手足舞蹈、兴高采烈进行狂热仪式的人们，认为自己在与神灵交流、建立社群凝聚力或进行某种治疗行为。但在西方心理学家的眼中，那些只是他们发病的症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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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希望社会学家能提供一些洞见来解释集体狂喜现象，毕竟他们的专长是研究群体问题。可惜的是，心理学家只看见疾病和非理性，而社会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团体行为诠释成纯理性且自利的行为，只是满足参加者的利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学者发表大量的文章讨论群众行为，但几乎只谈一些枯燥的议题，例如“团体的结构……召集的模式、其意识形态与矛盾、号召群众的机制、既定社会脉络中团体的维持与演进等”。[47]因此，根据林霍尔姆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参加狂喜团体的兴奋感”为何。社会学家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与一般社会学界的观点不同，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同侪学者大声疾呼：“现在还有人想要认真讨论‘狂喜的群众’、‘社会传染’、‘狂热’、‘宗教的歇斯底里’、‘激情与热情’、‘狂乱起舞’这些议题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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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狂喜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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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任务在于严正探讨群体的狂喜现象。在刻意安排下，人们在喜悦与兴奋的过程中形成群体，但它所产生的狂喜现象经常被忽略，而且难以传达。然而，并非所有“非理性”的群体行为都在讨论的范围，恐慌、流行、一头热以及暴民行动等都不包括在内。私刑或暴动对参加者也可能产生剧烈的兴奋与愉悦感，但这里要谈的群体活动，是欧洲人在“原始社会”中目睹并且与欧洲嘉年华传统呼应的庆典。这些活动不是欧洲人以为和想象的“歇斯底里大爆发”，也不是暂时解放禁忌、“抒发一下”的场合。那些西方人看来“野蛮”又粗鲁的行为，其实是经过用心规划、安排，一直以来都符合文化规范与社会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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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后来西方人从较公允的角度研究原始的仪式后，才发现这些仪式和庆典在时序上不是随机的。随着季节不同或是在特定日期，人们才举办这些活动。有些是年轻人发起的，有些是婚礼、丧礼或加冕仪式，换句话说，都是期盼了数周、数月，悉心计划的。餐点要特地预先准备，服装与面具都经过设计，还要彩排歌舞。这些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过程还得条理分明、仔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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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在狂喜活动的高潮，群众的行为依旧遵循文化规范，不同性别、年龄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甚至最“疯狂”的一刻——出神，也是在特定流程后产生。某些节庆的桥段只是用来娱乐或世俗意味较浓，这些桥段中不允许或不会出现“出神”状态。另外，像一些西非的宗教仪式或库恩（Kung）治疗仪式，出神境界常被视为灵性状态的象征，需要严守纪律、聚精会神才能达到。民族志学者跟在殖民者后头，亦步亦趋地观察后，才了解每一个狂热仪式都归属于各自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力与智性的结晶，并赋予参加者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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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细节与表现方式不同，从古至今也有些变化，但世界各地的狂热仪式和庆典还是有些共通处或共同的元素。特纳观察到，“每一种仪式、庆典、节庆都会搭配特别的服装、音乐、舞蹈、食物、饮料等，经常有面具、身体彩绘、头饰、器具和神龛”。[49]在这些狂热仪式与庆典中，同样的元素——舞蹈、音乐、饮食、改变心智的药物、各种形式的服装与装扮（如脸部与身体彩绘），似乎都普遍存在。［另一位人类学家认为：“庆典的元素都具有强烈的对比，以此来表达极端的体验……身体成为一个客体，用来展现自己的穿着、装扮、面具……不用说，唱歌、跳舞和其他玩乐也是庆典的一部分，这些举动是为了将自我延伸到庆典当中。这些举动都是在强调人的活力，要将生命发挥到最圆满的状态，这也是庆典的核心所在。”详见Roger D.Abraham,in Turner,ed.，Celebration：Studied in Festivities and Ritual,1982,pp.167-168.。或者如研究剧场的历史学家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所言：“唱歌、跳舞、戴面具、扮装，扮演其他人、动物或神明（或被他们附身）；演戏、讲故事、重述打猎的过程……彩排、寻找特殊的时间地点来表演——这些活动就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详见Y.Garfinkel,Dancing at the Dawn of Agriculture,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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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元素不一定普世皆同，但也很常见，它们会特别出现在冗长又精心安排的场合，包括列队、展现神圣器物的宗教仪式、运动或其他竞赛、戏剧表演，还有带着嘲讽意味的喜剧。[50]但无论如何，核心元素都是跳舞、设宴、身体和脸部的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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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目睹原住民的仪式后，却找不出“意义”所在，毕竟对外地人来说，要了解那些仪式确实是不容易。人们援用相同的活动——跳舞、设宴、变装等等，达到不同目的。有些仪式可以看得出宗教性，人们希望神灵能因此现身。其他的仪式则具有医疗功能（例如库恩仪式），从参加者的角度来看，不管神灵在不在，都有功效。但如果我们套用西方文化对宗教、治疗、娱乐的分别，有些仪式看起来好像“只是”娱乐。人类学家倾向认为，他们能区分“仪式”和“庆典”，前者较具宗教和治疗的功能，而“庆典是指非宗教、具娱乐性或为孩童举办的”。[51]也就是说，仪式和庆典分属宗教和娱乐，但这种区别对参加者而言不见得有意义。一名美国佐治亚州的奴隶回忆道，其他奴隶描述他们的礼拜或活动“聚会”时，“我喜欢找‘老耶’，就像我喜欢派对一样”（请原谅我引用的文献把方言翻译得有点轻浮）。[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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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我会尽可能探讨人类学对仪式与庆典的区分，但重点还是在它本身的现象——集体的活动，如跳舞、宴会等等，以及引发的感受。无论是何种目的的仪式——与神灵接触、庆祝婚礼、战前的整备，人们都多次举办，以达到群体的欢愉，甚至是亢奋或狂喜的状态。然而，为什么我们只选择这些活动来达到目的？我们在下一章会回答这个问题，但现在，最简单的答案是，这些是“有用的”活动。经过数千年的实验，人类发现了“狂喜的技艺”。［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研究巫术后发明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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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动机，是源于一种失落的感觉：如果狂热仪式和庆典曾经如此风行，为何今日却所剩无几？如果狂喜的“技艺”代表人类重要的文化传承，为什么我们将其遗忘了？我将爬梳远古至今日源远流长的狂热仪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每个人多少都意识到，过去几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社群的衰退，许多社会学家都曾深入研究这个趋势。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更强的欢愉感，比“社群”这个词所隐含的都还要有力，它不仅能唤起人们的信任感，还能形成小镇般的交际圈。除了社群之外，狂喜的愉悦失去了，以前常以舞蹈、音乐等等呈现的仪式也失去了，这些都值得我们关切与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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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落的感受对我个人有特别的意义。就理论上而言，这本书的基础建立在我上一本著作《血的仪式：战争狂热的起源与历史》（Blood Rites：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上。在该书中，我探讨了人类集体欢腾的黑暗面，透过献身与战争的形式呈现。当我进一步探讨较不具破坏性的庆典时（也就是本书关切的主题），我想起一些跟情感面有关的议题，几十年前在摇滚演唱会上、非正式的派对里，还有一切特意安排的“聚会”。我想读者对本书许多的内容也会产生共鸣，不管是宗教的或娱乐的，而且会很想和我一样提问：如果我们拥有集体狂喜的能力，为什么现在不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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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一章/狂欢的古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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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万年前，你会发现人类为了生存，每天都必须疲于奔命地劳动：打猎、采集食物、制造武器和衣物、尝试耕种。但如果你在某个月光高照的夜晚或季节交替的时分回到过去，也许还会发现他们正在做一些没必要又浪费体力的事：列队或围成一圈跳舞，有时戴着面具，服装看起来经过设计，也常挥舞树枝。通常，男女都会跳舞，分别在两队或两个圈内。他们的脸或身体可能会涂上赭色之类的颜色，考古学家据此猜测人类定居的地方布满那种颜色的矿石。这幅景象，换句话说，也许和十九世纪欧洲人所见到土著的“野蛮”仪式，不会相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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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的非洲、印度、大洋洲、意大利、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和埃及，这些地方均有岩石艺术，上头描绘有手舞足蹈的人。因此我们可推论出，不管我们遥远的祖先还做了什么其他的事，他们似乎找到很多时间从事休闲活动，也就是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谓阈限的或边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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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的舞蹈是史前时代艺术家常描绘的主题。以色列考古学家约瑟夫·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认为跳舞的场景是“最常见的，几乎是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唯一用来描述人际互动的主题”。[1]这种跳舞的仪式源于何时仍然未知，但有证据指出，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近期在英格兰发现的一处考古遗址中，洞穴天花板上的绘图是女性舞者列队跳着“康加舞”，旁边还有动物的图画，像是野牛（bison）和山羊（ibex）。这两种动物后来被证实一万年前已在英格兰绝迹。[2]在有文字之前，甚至过着定居的生活之前，人们就已开始跳舞，并且认为跳舞的重要性足以记录在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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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史前时代的舞蹈仪式并不容易，也无从知道那种兴奋感为何。那些图案风格独特，许多加芬克尔整理出来的图案只是一些线条和轮廓，几乎没有脸部表情或任何像是表情的描绘，就连辨别哪些是舞者，也要费一番功夫。四肢的位置必须有别于一般活动才看得出是舞者，例如：双手举高、牵手围成一圈、抬腿或跳跃。即使是如此原始、平面的图案，我们仍可以看出，当中有一些元素一直延续到近代并成为传统，例如面具和服装。有些男性人物戴着动物造型或抽象图案的面具，在考古学家看来，有些舞者穿的衣服则像是“扮装”，例如豹皮。画中人物最清楚的动作应该是在表现欢乐，有些人物长发舞动，仿佛他们正在快速移动，随着一阵漫长的鼓声摇头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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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舞蹈仪式对史前时代的人而言并非是在浪费体力。他们花时间设计面具与服装，不计后果把热量消耗在跳舞上。他们宁愿花时间记录跳舞的场面，而不是其他团体活动。人类学家特纳将舞蹈视为非常态的偶尔、边缘或阈限的活动，这只能说明他是以现今工业时代的思维，怀着产品导向的心态来看待舞蹈，以史前时代的情况来说，这似乎不尽合理。那些人当然过得辛苦，常常受到食物短缺、疾病、野兽的威胁等。但是跳舞的仪式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能满足他们对狂热的渴望。也许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各个面向都轻松多了，而且工作的义务大于一切，所以才会想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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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普遍同意跳舞有演化上的功能，它鼓励我们不要局限于自己亲戚的小圈子，使我们能进到更大的群体中。原始人生活在荒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大团体的优点很明显：能保护自己不受掠食者侵略。原始人和大多数的动物（比方说羚羊）不同，他们能够形成集体防御：包围侵略的掠食者，拿树枝威胁，或至少敲打出可怕的声音吓跑敌人。对远古的人类来说，威胁不只是其他掠食的动物（大型猫科），还有现在已经绝种的其他原始人种，或者躲起来准备突袭自己的同类。就人类的情况来说，防御的工具包括火、石头、尖锐的树枝等，但防御的第一步，就是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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