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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细节与表现方式不同，从古至今也有些变化，但世界各地的狂热仪式和庆典还是有些共通处或共同的元素。特纳观察到，“每一种仪式、庆典、节庆都会搭配特别的服装、音乐、舞蹈、食物、饮料等，经常有面具、身体彩绘、头饰、器具和神龛”。[49]在这些狂热仪式与庆典中，同样的元素——舞蹈、音乐、饮食、改变心智的药物、各种形式的服装与装扮（如脸部与身体彩绘），似乎都普遍存在。［另一位人类学家认为：“庆典的元素都具有强烈的对比，以此来表达极端的体验……身体成为一个客体，用来展现自己的穿着、装扮、面具……不用说，唱歌、跳舞和其他玩乐也是庆典的一部分，这些举动是为了将自我延伸到庆典当中。这些举动都是在强调人的活力，要将生命发挥到最圆满的状态，这也是庆典的核心所在。”详见Roger D.Abraham,in Turner,ed.，Celebration：Studied in Festivities and Ritual,1982,pp.167-168.。或者如研究剧场的历史学家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所言：“唱歌、跳舞、戴面具、扮装，扮演其他人、动物或神明（或被他们附身）；演戏、讲故事、重述打猎的过程……彩排、寻找特殊的时间地点来表演——这些活动就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详见Y.Garfinkel,Dancing at the Dawn of Agriculture,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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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元素不一定普世皆同，但也很常见，它们会特别出现在冗长又精心安排的场合，包括列队、展现神圣器物的宗教仪式、运动或其他竞赛、戏剧表演，还有带着嘲讽意味的喜剧。[50]但无论如何，核心元素都是跳舞、设宴、身体和脸部的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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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目睹原住民的仪式后，却找不出“意义”所在，毕竟对外地人来说，要了解那些仪式确实是不容易。人们援用相同的活动——跳舞、设宴、变装等等，达到不同目的。有些仪式可以看得出宗教性，人们希望神灵能因此现身。其他的仪式则具有医疗功能（例如库恩仪式），从参加者的角度来看，不管神灵在不在，都有功效。但如果我们套用西方文化对宗教、治疗、娱乐的分别，有些仪式看起来好像“只是”娱乐。人类学家倾向认为，他们能区分“仪式”和“庆典”，前者较具宗教和治疗的功能，而“庆典是指非宗教、具娱乐性或为孩童举办的”。[51]也就是说，仪式和庆典分属宗教和娱乐，但这种区别对参加者而言不见得有意义。一名美国佐治亚州的奴隶回忆道，其他奴隶描述他们的礼拜或活动“聚会”时，“我喜欢找‘老耶’，就像我喜欢派对一样”（请原谅我引用的文献把方言翻译得有点轻浮）。[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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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我会尽可能探讨人类学对仪式与庆典的区分，但重点还是在它本身的现象——集体的活动，如跳舞、宴会等等，以及引发的感受。无论是何种目的的仪式——与神灵接触、庆祝婚礼、战前的整备，人们都多次举办，以达到群体的欢愉，甚至是亢奋或狂喜的状态。然而，为什么我们只选择这些活动来达到目的？我们在下一章会回答这个问题，但现在，最简单的答案是，这些是“有用的”活动。经过数千年的实验，人类发现了“狂喜的技艺”。［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研究巫术后发明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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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动机，是源于一种失落的感觉：如果狂热仪式和庆典曾经如此风行，为何今日却所剩无几？如果狂喜的“技艺”代表人类重要的文化传承，为什么我们将其遗忘了？我将爬梳远古至今日源远流长的狂热仪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每个人多少都意识到，过去几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社群的衰退，许多社会学家都曾深入研究这个趋势。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更强的欢愉感，比“社群”这个词所隐含的都还要有力，它不仅能唤起人们的信任感，还能形成小镇般的交际圈。除了社群之外，狂喜的愉悦失去了，以前常以舞蹈、音乐等等呈现的仪式也失去了，这些都值得我们关切与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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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落的感受对我个人有特别的意义。就理论上而言，这本书的基础建立在我上一本著作《血的仪式：战争狂热的起源与历史》（Blood Rites：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上。在该书中，我探讨了人类集体欢腾的黑暗面，透过献身与战争的形式呈现。当我进一步探讨较不具破坏性的庆典时（也就是本书关切的主题），我想起一些跟情感面有关的议题，几十年前在摇滚演唱会上、非正式的派对里，还有一切特意安排的“聚会”。我想读者对本书许多的内容也会产生共鸣，不管是宗教的或娱乐的，而且会很想和我一样提问：如果我们拥有集体狂喜的能力，为什么现在不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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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一章/狂欢的古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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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万年前，你会发现人类为了生存，每天都必须疲于奔命地劳动：打猎、采集食物、制造武器和衣物、尝试耕种。但如果你在某个月光高照的夜晚或季节交替的时分回到过去，也许还会发现他们正在做一些没必要又浪费体力的事：列队或围成一圈跳舞，有时戴着面具，服装看起来经过设计，也常挥舞树枝。通常，男女都会跳舞，分别在两队或两个圈内。他们的脸或身体可能会涂上赭色之类的颜色，考古学家据此猜测人类定居的地方布满那种颜色的矿石。这幅景象，换句话说，也许和十九世纪欧洲人所见到土著的“野蛮”仪式，不会相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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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的非洲、印度、大洋洲、意大利、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和埃及，这些地方均有岩石艺术，上头描绘有手舞足蹈的人。因此我们可推论出，不管我们遥远的祖先还做了什么其他的事，他们似乎找到很多时间从事休闲活动，也就是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谓阈限的或边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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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的舞蹈是史前时代艺术家常描绘的主题。以色列考古学家约瑟夫·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认为跳舞的场景是“最常见的，几乎是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唯一用来描述人际互动的主题”。[1]这种跳舞的仪式源于何时仍然未知，但有证据指出，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近期在英格兰发现的一处考古遗址中，洞穴天花板上的绘图是女性舞者列队跳着“康加舞”，旁边还有动物的图画，像是野牛（bison）和山羊（ibex）。这两种动物后来被证实一万年前已在英格兰绝迹。[2]在有文字之前，甚至过着定居的生活之前，人们就已开始跳舞，并且认为跳舞的重要性足以记录在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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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史前时代的舞蹈仪式并不容易，也无从知道那种兴奋感为何。那些图案风格独特，许多加芬克尔整理出来的图案只是一些线条和轮廓，几乎没有脸部表情或任何像是表情的描绘，就连辨别哪些是舞者，也要费一番功夫。四肢的位置必须有别于一般活动才看得出是舞者，例如：双手举高、牵手围成一圈、抬腿或跳跃。即使是如此原始、平面的图案，我们仍可以看出，当中有一些元素一直延续到近代并成为传统，例如面具和服装。有些男性人物戴着动物造型或抽象图案的面具，在考古学家看来，有些舞者穿的衣服则像是“扮装”，例如豹皮。画中人物最清楚的动作应该是在表现欢乐，有些人物长发舞动，仿佛他们正在快速移动，随着一阵漫长的鼓声摇头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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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舞蹈仪式对史前时代的人而言并非是在浪费体力。他们花时间设计面具与服装，不计后果把热量消耗在跳舞上。他们宁愿花时间记录跳舞的场面，而不是其他团体活动。人类学家特纳将舞蹈视为非常态的偶尔、边缘或阈限的活动，这只能说明他是以现今工业时代的思维，怀着产品导向的心态来看待舞蹈，以史前时代的情况来说，这似乎不尽合理。那些人当然过得辛苦，常常受到食物短缺、疾病、野兽的威胁等。但是跳舞的仪式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能满足他们对狂热的渴望。也许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各个面向都轻松多了，而且工作的义务大于一切，所以才会想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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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普遍同意跳舞有演化上的功能，它鼓励我们不要局限于自己亲戚的小圈子，使我们能进到更大的群体中。原始人生活在荒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大团体的优点很明显：能保护自己不受掠食者侵略。原始人和大多数的动物（比方说羚羊）不同，他们能够形成集体防御：包围侵略的掠食者，拿树枝威胁，或至少敲打出可怕的声音吓跑敌人。对远古的人类来说，威胁不只是其他掠食的动物（大型猫科），还有现在已经绝种的其他原始人种，或者躲起来准备突袭自己的同类。就人类的情况来说，防御的工具包括火、石头、尖锐的树枝等，但防御的第一步，就是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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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写了一本畅销书《哈拉与抓虱的语言》（此为繁体版译名，英文书名：Grooming,Gossip,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他在书中提到，一个旧石器时代团体的适当人数大约为一百五十人。他仔细研究了交谈（包括讲八卦）的功能后，认为那能帮助人们聚集成约一百五十人的团体。抓虱也一样，互相挑出对方毛发里的小虫、灰尘，对其他原始人有同样的功能。虽然他的书名没提到跳舞，但书中有提到，跳舞将这些过去的人类团体聚集起来。邓巴认为，交谈的问题在于，“无法完全满足情感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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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辩论和推理的能力，同时需要更原始的情感机制来凝聚大的团体……需要较深层且充满感情的活动来超越冰冷的推理和辩论。看来我们需要利用音乐和身体接触来达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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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认为舞蹈仪式比交谈重要——舞蹈“能让人表现当下内在的需求”，并提供人们“形而上或宗教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现已发现上百个史前时代跳舞的图像，但石头上却没有任何线条图案是有关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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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认为团体的舞蹈，尤其是列队和围成圈，能够打破隔阂与凝聚社群。特纳从二十世纪原住民仪式中也发现，团体舞蹈能够团结“共同体”中的成员。除了他们两人的发现，有趣的是，希腊文中的“法律”（nomos）一词，也带有音乐“旋律”的意思。通过舞蹈，将身体投入在音乐之中，就是将自己融入在社群里，而且比起享有共同的神话或习俗，这种融入的程度更深。随着音乐和唱诵动作，团体中竞争对手和派系能以没杀伤力的舞蹈一较高下，或者一笑泯恩仇。如同神经科学家说的：“跳舞是用来形成团体的生物科技。”（如果能知道舞蹈仪式发挥作用至少需要多少人，应该会很有趣，但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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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团体和团体中的个人而言，借由舞蹈聚在一起，在演化上比起几个人的小团体较有优势：较易形成团体，以防御侵入地盘或有威胁性的动物或人类。其他物种还做不到这一点。鸟类有它们的曲子，萤火虫能组合它们的光芒，大猩猩有时会聚在一起挥舞手臂。虽然动物行为学家称这些为“嘉年华”，但我们从没发现有任何动物能创造音乐，并随着旋律起舞（也可能它们隐瞒这个天赋不让人类知道）。人类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能够交流对彼此的爱，这是弗洛伊德难以想象的：这种爱，或说是凝聚力，把大于两人世界的团体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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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舞蹈只能在以下情况将人们拉近：第一，活动目的是为了创造欢愉；第二，提供小团体无法达到的欢愉。[4]在史前时代，仪式中的舞者对自己所参与的活动有不同的认知，可能是为了修补分裂的关系，或是为下一次与敌人交战而准备。无论如何，他们也在从事自己喜欢的事，因而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舞蹈庆典的参与者陷入狂热，足以证实他们的庆典充满愉悦。现代的西方人则是参加舞会或其他动感的活动，包括摇滚演唱会、锐舞派对或各种夜店的活动。如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他的著作《与时俱进》（Keeping Together in Time）中指出，简单的团体活动就能产生深深的、甚至兴奋的满足感，例如列队前进或吟唱。他谈到自己年轻时在二战中服役训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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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时，漫长的团体行动所唤起的情感，用文字很难描述。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良好的感觉，充满全身；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整个人放大了、膨胀起来，变得比生命更巨大。这一切都得感谢这样的团体仪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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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喜欢有节奏的音乐，光看着别人跳舞就会兴奋，很难克制自己不要加入。有些西方人观察土著或奴隶的仪式时，发现跳舞是会传染的；人们能察觉到强烈的欲望，想跟着其他人一起舞动。这样的刺激可能是听觉的或视觉的，或来自人体内肌肉对节奏的反应。某位精神科医生研究过，跳舞能够“刺激大脑皮质，继而于人类身上制造强烈的快感以及难以言喻的体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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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同时一起舞动时，为什么身体会有如此大的反馈？我们在性行为中能获得愉悦的反馈，这很容易理解：个体若无法从事性行为或与异性性交，则无法繁衍后代。当大自然要我们做某事，像是吃饭和性交，它就会和善地提醒我们的脑袋，让那件事情变得愉快。假如团体的动态活动确实能促成人类的集体防卫，那么能从这种活动中感到愉悦的个体，就比较能在天择过程中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演化必须让脑神经系统更紧密地连接：控制动作的中枢神经、回报他人动作的视觉中枢，以及边缘系统的愉悦区。节奏律动的快感也能帮助我们克服面对掠食者的恐惧，就像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行进音乐能鼓舞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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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尚未理解这种愉悦感的神经传导过程。最近刚好有个有趣的臆测，人类是高度的模仿动物，比猴子或其他的灵长类更甚。很多父母都很讶异，小婴儿能以笑容回应笑容，当父母伸出舌头时，他们也会跟着伸出舌头。婴儿是如何将伸出舌头的影像转换成肌肉的动作，自己也把舌头伸出来呢？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许可以解答。个体观察到某个行为（例如父母伸出舌头），以及执行该行为时，神经元都会有反应。[7]换句话说，观察与执行同一个行为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看到一个舞者，神经系统就不自觉地开始运作，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会跟着跳进舞池。神经科学家马赛尔·金斯波兰尼（Marcel Kins-bourne）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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