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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熟悉这类行为的社会来说，说方言就是在改变意识状态。萨满巫师会这么做，某些非洲的基督教灵恩派也会有狂热舞蹈。民族志学者也记录过，在北美喀多族（Caddo）丰收祭典中，一位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串深奥的话，急促又尖锐，一个字也听不懂”。[3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语言学与人类学家费利西塔丝·古德曼（Felicitas Goodman）在数个文化中调查方言的表达方式，她发现语调的形式都一样，这意味着基本的心理状态相同。今日的基督徒告诉我们，说方言会产生极度喜悦的感觉。住在美国田纳西州东部诺克斯维尔市（Knoxville）的牧师达琳·米勒（Darlene Miller）表示：“那是绝美、平静、宜人的感受。你感受到一股力量，知道那是神降临了。甜蜜、美丽的感受簇拥而来，神的力量充满全身，你不得不从口中发声流泻出来，身体完全无法控制它。”[33]某位当代的天主教灵恩派信徒在独自祷告时，发现自己开始说方言：“就那样发生了，静静地、温柔地，我开始用疯癫的语言赞美上帝。在那一刻，我了解到，把自己交给上帝，那感觉不是被吞噬，而是被充满了，成为完整的人。圣灵对我唱着言语无法表达的爱，我感受到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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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形成之前，在早期的地中海地区，说方言的行为就很普遍，人们知道那会产生狂喜的感觉，还会在迷乱中说出未来之事。在希腊圣地德尔斐（Delphi）神殿，传达神谕的是女祭司皮提亚（Pythia）。据说在开始传达神谕之前，她会吞咽月桂叶（或吸收它的香气），接着就说出没人听懂的话，需要祭司详加解释。通常她代表的是阿波罗，但冬天时则换成狄俄尼索斯。早期基督徒也许受到德尔斐仪式的启发，觉得说方言可以适切地表现被神灵附身的状态，或表达溢满的宗教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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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在贬损基督徒，或说他们抄袭皮提亚或其他希腊的狂热仪式。但既然基督教融合了希腊文化的许多片段，早期的基督徒自然也吸收了说方言的概念，好用来表现人进入特殊的、神灵所应允的心理状态。当然有些人是假装的，知道如何在正常、非狂热的心理状态下做出说方言的样子。但不论真假，信徒都能控制开始与持续的时间，否则保罗也不用费心禁止过度说方言。韦恩·米克斯（Wayne A.Meeks）认为，在早期基督教仪式中，说方言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的时间可以预测，还伴随着特殊的身体动作”。信徒可以借由其他仪式引发说方言的能力，感觉受到神眷顾。说方言可助长个别信徒的威信，也能促进全体的团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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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早期的基督徒一定认为，说方言是神所赐予的极喜状态。二、三世纪的教会领袖德尔图良（Tertullian）还说，只有上帝偏爱的人才会说方言。他还挑战异教徒马吉安（Marcion），看他是否能跟自己一样“创作一段诗篇、打造一个愿景、背诵一篇祷文——让神灵带领着，在狂热与狂喜中，用任何自然发出的语言表达”。[36]由此可见，早期的基督徒应该希望他们的聚会能充满特别的感觉，像是交流、极喜、欢愉等。米克斯认为，受洗也会产生些微抽离的感觉。当施洗者将圣水浇灌在受洗者头上，并大喊：“阿爸！”（Abba，亚拉姆语“父亲”之意），便表示圣灵已经进入、充满受洗者的灵魂。[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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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平心而论，一、二世纪的基督教、希腊的神秘庆典以及罗马的“东方宗教”，这三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给信徒某种体验，让他们感受强烈的情绪，甚至达到狂喜的状态。不像西布莉女神的信众，基督徒不会拿刀划自己［少数的例外之一是自阉的神学家奥利金（Origenes Adamantius）］，也不像狄俄尼索斯的信徒会跑到山里面生吞活剥小动物。他们唱歌、吟诵、喝酒、跳舞、甩头发，情绪一来，就用方言或普通话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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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应以偏概全，毕竟基督教派别很多、教会也很多，敬拜形式也就各色各样。保罗的规矩看来有点古板，只有像他自己那样的领导者才能说方言，公开场合演说也仅限男性成员。另一个极端的早期基督教派是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Montanist），由孟他努和两位女先知所领导，据说，他们预言时会进入出神的状态，沉迷在与“东方”宗教相似的狂热仪式中。孟他努本身曾是西布莉女神的祭司。值得一提的是，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将集体狂热仪式和性爱放纵联想在一起，因此孟他努派比起其他基督徒在性生活上更为拘谨。[38]也许因为他们的狂热仪式更吸引人，孟他努派在二世纪快速传遍小亚细亚，甚至爱吹牛的特士良也加入他们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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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于古希腊与罗马世界的“东方”宗教中，只有基督教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在公元一、二世纪，基督教会成功，是因为它具有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其他宗教人士没有留意到，比起庆典和仪式，社群归属感带来的精神满足更为长久。佰克特指出：“在异教的神秘仪式中，信徒在神灵的庇护下齐唱、庆贺，彼此凝聚在一起……但这类因庆典而产生团结感，庆典结束后就停止了；唱歌跳舞一日或一夜后，便就地解散了。”[39]难怪这些神秘教派得发展管理阶层来维持教务，伊西斯和西布莉甚至有神庙和祭司，但只有基督徒才有长久的社群观念。穷人在狄俄尼索斯或西布莉的祭典中获得几个小时的狂欢宣泄，但在教会，他们能得到实际的物质支持，比如每次礼拜时，比较富裕的弟兄会提供免费的一餐。单身女性或寡妇在其他宗教的仪式中得到暂时的解放，但教会能提供她们长久的互助网络，包括物质上和社会上的。[40]某个罗马评论家观察到（也许还略带羡慕的语气）：“基督徒靠一些神秘的象征和标记彼此相认……不管到哪里，他们都会展现泛滥的宗教情感，轻浮地称呼彼此‘兄弟’和‘姐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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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团结部分来自耶稣亲切而直接的态度，十足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不过，教徒的团结也有一部分建立于负面的想法与末日感。耶稣宣扬，现有的社会秩序很快就会让位给通往天堂的路，因此过去的社会与家庭关系都不重要。既然末日即将来临，没必要生养小孩，也没必要守着（不信邪的）配偶和家人。不过这些面向，都被我们现代“崇尚家庭”的基督徒巧妙地忽略了。基督徒只有彼此，靠着对末日论的信念形成社群，紧紧依偎在一起。就一、二世纪的大部分历史看来，他们对末日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基督徒结党成派，比非基督教的犹太人更为团结，因此成了罗马当局的眼中钉。罗马人处死许多基督徒，反而让他们更加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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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基督教从被打压到发展成官方的宗教，爱、团结与集体狂热却慢慢被它抛弃，但那些可是早年丰富教会的元素。在保罗的时代，基督教并无“教务与管理组织”——没有阶级制度。换句话说，并无声望的高低，全凭个人的魅力。[42]一世纪的末期，教会开始有主教和执事等正式职称，四世纪初期，罗马皇帝改宗，并立基督教为国教。保罗以降，说方言的情况就很少出现了。四世纪中之后，教会开始禁止宗教性质的舞蹈，尤其是女性，绝不能有类似的举止。以色列凯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巴西莱尔斯（Basileios）严重警告，在庆祝耶稣复活时，女信徒不应该有不合宜的行为，还要依照保罗的指示把头包起来。明显地，这就是要禁止有人在教堂里狂热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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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面前放下服饰的重任，把头纱和礼仪都丢到一边，不顾上帝和天使。这些女人毫不羞耻地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她们头发蓬乱、穿着紧身衣晃来晃去。跳舞时，她们狂热无法自拔，眼神淫荡、笑声吵闹，一定要挑起年轻人的情欲。她们在教会的殉道者和墓窖前绕圈跳舞……唱着妓女的歌，连空气都被污染了。她们那丢脸的样子，就算站着也是在玷污大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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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女人跳舞的样子是否淫荡，我们不得而知，那也可能只是巴西莱尔斯的个人观感。但到了四世纪时，教会当局确实开始规定信徒跳舞的方式，他们过滤掉恶心、性暗示的面向，让它较有“灵性”。当时拿先斯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致力于创造庄严的活动，以分别粗鲁与充满性暗示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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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唱圣诗代替打鼓，以圣歌代替轻佻的音乐……庄严代替嬉闹，沉思代替沉醉，清醒代替狂迷。如果你真的想在欢乐的仪式或节庆中献上你的舞蹈，那么就跳吧，但别像希律王的女儿那样不知节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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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世纪末的时候，暴躁又不宽容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John Chrysostom）下了禁制令，结束这一切：“有舞蹈的地方，就有魔鬼。”[45]可想而知，有些基督徒仍在教堂以外的地方参加异教的宗教活动。根据相关文献，公元691年，君士坦丁堡教会还曾大声疾呼，绝不可膜拜狄俄尼索斯。他们颁布了法令：“男人不可穿着女人的衣服，女人也不该穿着男人的衣服。不可装扮成萨梯，或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摘葡萄或倒酒入桶时，不得呼喊狄俄尼索斯之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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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认为，早期教会对于狂热活动、各种节庆与仪式的敌意，是宗教走向成熟时不可避免的过程。刘易斯（I.M.Lew-is）在他1971年的经典著作《狂热宗教》（Ecstatic Religion）中提到：“新宗教形成时，领袖们会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他们已经到来了。随着地位慢慢稳固，他们反而慢慢失去对热情信徒的耐心与包容。因为热情信徒经常会宣称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因而威胁到既有的宗教组织。”[47]当一个宗教稳固后，就不大会认可附身现象，甚至把它当成撒旦、异端。刘易斯还说：“基督教在长久的历史中，显然也经历了这个发展模式。”[48]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也赞同，这种过程让宗教成熟，光从“健康”的观点来看，“歇斯底里的宗教情绪会造成精神崩溃”。[49]他认为，每个新宗教发展的要务是以“理性的道德体系”取代早期狂热、狂野的灵感。[50]以中国为例，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就成功地将节庆式的、神迷的原始信仰，转换成冷静、理性的儒教。基督教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但罗马基督教与中国儒教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一开始就高举“理性的道德观”，即使在它早期发展的阶段，“各种灵性上非理性、狂迷的特质，人们都视为神圣的记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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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教的“理性”道德观究竟是从何开始？耶稣的诫命是，“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完全不符合理性与算计。如同耶稣说的：“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至四十一节）现代基督徒对这些教诲却完全视而不见，毕竟，从冷冰冰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疯子才会有那种举动。［《圣经》（灵修版）的注脚中，编者尝试着解释早期教会具有的一些社会主义式的特色：“早期的教会能与众人一起分享土地与物品，这种和谐是圣灵的作用与信徒的生命带来的。这种生活与共产主义有别：第一，这种分享是自愿的；第二，范围并未涉及私有财产，仅止于生活必需品；第三，这并不是加入教会的资格要求。”参见，Life Application Study Bible,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updated edition(Grand Rap-ids,MI：Zondervan,2000），p.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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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早期说方言、饮酒、披头散发的修士来说，耶稣的教诲倒是很符合他们的特质。他们常在团体仪式中获得狂喜，是否有神灵附身，什么是个人尊严，一点也不重要。基督教早期的领袖也许没有意识到，禁止狂热活动，也等于在否认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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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以为，基督徒只是厌倦了热情又歇斯底里的敬拜方式，随着时间推移，教会官方才慢慢禁止基督徒从事这些活动。但韦伯错了，早期的基督教小团体一变成教会组织，就开始查禁所有“热情”的活动，包括最原始的体验，如神灵附身、充满神恩。此后，团体里的信众再也无法借由狂热的敬拜亲自接触到神灵，只能退而求其次，依赖教会高层的指示。“预言讲道”成为神父的工作，歌唱委任给专门的唱诗班，还有早期基督徒聚会时最具特色的活动——聚餐与飨宴，也减为吃一小块圣饼（只会让人更饿）。经过了好几世纪后，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才完全接受这种简约形式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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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四章/从教堂到街坊：嘉年华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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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下令禁止在教会里跳舞，过了一千年后，天主教的领袖还在谴责各种狂热与“淫乱”的礼拜方式。不过，高层骂声越大，越能说明中世纪的人非常习惯在礼拜时跳舞，教区的神父再不高兴也会忍耐。神父跳舞、女人跳舞，教堂里的会众都跳舞。（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表示，欧洲教堂直到十八世纪之前都没有座椅，人们都是站着或成群聚在一起。比起今日教堂内大部分的人都坐着，过去教堂的气氛较活泼。2006年6月1日，与作者的私下联系。）不管教会高层多么努力，基督教仪式中还是有跳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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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三世纪，天主教的领袖终于“净化”了教会里失控又狂热的活动。他们一定知道，官方无法完全禁止社会大众从事这些行为，如果人们打定主意要狂欢，再多的谴责和禁令也不够，必须找出妥协的办法，一方面保持信徒的顺从和虔敬，另一方面让他们享受喧闹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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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妥协办法影响深远，形塑了数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简单来说，一般信徒可以在宗教节日跳舞，自我娱乐一番，满足内心的需求，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在教堂里跳。在教堂的范围以外，跳舞、饮酒、任何会激怒教会高层的娱乐都变成庆祝活动，举办时间全写在中世纪之后的教会日历上，一直延续到近代，包括圣徒纪念日、四旬节以及各式各样的年度节庆。教会为了抑制信徒的狂欢的热潮，无意中发明了嘉年华。［精确地说，“嘉年华”（carnival）指的是在四旬期前特殊的节日，但这个词也广泛指称整年中类似的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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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华的元素当然已经存在好几世纪了。法国历史学家亚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观察到：“在中世纪初期和中期，定时定点举办的嘉年华尚未出现，四处都有小规模类似的活动，但还称不上是嘉年华。”[1]英国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在研究英格兰的传统庆典时发现，近代许多庆典的元素十五世纪初才出现，例如围着花柱跳舞（今日出现在五朔节中），在活动中选出昏君［a lord of misrule，今日英国的蠢蛋节（Feast of Fools）］。事实上，许多庆典的元素在几个世代前才引进和融入，有些人甚至都还记得演进的过程。为何庆典活动忽然在十三、十四世纪出现，古列维奇没有提出任何线索说明，赫顿也没有。赫顿仔细研究过英格兰，却也找不到答案：“不得不承认，我找不到清楚明显的资料，可以说明为何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会出现季节性的庆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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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线索找出梗概。庆典开始流行起来，可能单纯是因为在教堂里不准举行。曾经，人们可以利用正式的礼拜场合跳舞、喝酒或进行其他活动。但随着礼拜时的约束与规矩越来越多，人们就必须在教堂以外的地点、敬拜以外的时间寻找庆祝机会，通常是选定在宗教节日。历史学家让·德吕蒙（Jean Delumeau）写道：“可以确定的是，中世纪时，人们会在教会和墓园里跳舞，特别是在一些节日像蠢蛋节、诸圣婴孩殉道庆日等，直到后来罗马天主教会禁止这项习俗。”[3]中世纪后期，庆典活动并非不再盛行，而是地点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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