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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五章/追杀嘉年华：改革与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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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整个北方基督世界的音乐停了，城镇一个接着一个安静下来了。镇民不再举办戏剧节，嘉年华的服装被卖掉或丢掉，节庆祭典不是被遗忘，就是规模被缩小，徒具形式而已。教会一开始只是把狂热仪式赶出教会管辖范围，后来连街上和公开场所都不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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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到十七世纪，官方大肆用各种方式来打压传统节庆。有时候又快又狠，有的地方政府违背传统，禁止人民举办庆典，有的教会拒绝信众使用教堂的庭院。有些是慢慢禁止的，例如先减少周日的庆典，然后不明就里地禁止了所有安息日的娱乐和运动。还有些地方，节庆活动是一点一点地被删减，例如十五世纪末某些德国乡镇开始禁止穿戴面具。[1]十六世纪在法国贝阿恩（Béarn），女王（指伊丽莎白一世，名义上的法国女王。）颁布命令，将唱歌与宴会列入非法行为。[2]跳舞、戴面具、在街上狂欢等等类似嘉年华或庆典的活动，一样一样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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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城邦统治者会一起打压庆典活动，有时则分头进行。在法国某个主教教区，大主教发现身边都是跳舞的人，“还有戴面具的男人对我吹口哨”，之后他收到六封国王亲缄的信，下令禁止所有团体娱乐。[3]十六世纪的里昂，当地教会解散了负责规划庆典的协会，取而代之的是虔敬团体如守夜祈祷会。[4]官方打压的目的往往都很可笑，而不是出于慎重考量。十七世纪英格兰某个教区的民众新立了五月花柱，传教士却谴责这个传统的庆典象征物，他的妻子晚上去把它砍下，一些年轻人又立了一个新的。当地的官员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新的花柱很丑……又粗又歪。”[5]这一波查禁嘉年华的风潮中，也有人一开始不太顺利，英格兰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教士约翰·威廉姆（John William）说：“我无法阻止这些饮酒作乐的人，我越反对，反弹的声浪就更加高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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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者查禁节庆活动，扬言要“改革”，这股风潮从苏格兰南部蔓延到意大利，往东到俄国和乌克兰，狂扫乡村与都市。他们针对的节庆除了圣人纪念日，甚至包括圣诞节、五旬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只要是狂欢作乐的场合都要限制。巡回的剧团、演员和乐手发现自己变成不速之客，被当地政府软硬兼施赶了出去。英国教区的募款活动如啤酒节不是被临时取消，就是完全禁止，只要是人潮聚集的商业活动也一律停办，包括市集。各种体育活动——奔牛节、猎熊节、拳击、摔跤、足球也遭殃。1608年曼彻斯特官方下令禁止足球比赛，因为“邪恶失控的人在街上从事非法的球类运动”。[7]甚至连一些非正式、小型的娱乐活动都被扫到台风尾，在英格兰的赛文镇（Westbury-on-Severn），一群老爱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跳舞、狂饮、捣乱”的年轻人被起诉，罪名是酗酒、通奸和各种对上帝不敬的行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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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区和时间不同，官方的查禁程度也不同。欧洲南部教区的庆典禁令比北方严格，通常只允许民众拿着圣人画像和纪念物在街上游行。在德国，嘉年华狂潮兴起时，新教徒现身阻挡，坚决反对公开庆典或任何失控的活动，这点之后我们会再提及。英格兰则在压迫和纵容两边摇摆不定了数十年。加尔文派全力要让庆典消失，斯图亚特王室却一再恢复它们，这也许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庆典，只是为了跟加尔文派作对。但大体而言，所有地区的嘉年华传统都渐渐消失了，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阿龙·怀特（Allon White）总结了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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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到二十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教会与官方制定了上千项法条，扼杀欧洲的嘉年华和大众喜爱的活动……尽管各地常有怀旧庆典，或让它们偶尔回归常态，但西方文化中最传统的庆典元素都被当成恶习——飨宴、献祭、游行、市集、守夜、热闹的场面、鼓噪欢呼，官方都会提防并控制这些场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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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百姓而言，丧失的娱乐和庆典活动难以估计。当今我们的文化，庆典活动已经很难再创造“迷失自我”的感觉，除了工作的场合，我们也找不到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很难体会以前人失去的快乐。有位年轻的法国人跟反对庆典的教士说：“要我放弃跳舞、再也不去参加庆典，这我做不到……哪有可能不跟亲朋好友一起鬼混玩乐的。”[10]一位住在英格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居民说，星期日的休闲活动遭到禁止后，公共场所冷冷清清，气氛低迷，人人若有所失。“之前公共场所总是生气蓬勃、五彩缤纷，不时有人驻足，成群欢笑。但现在只剩空荡寂寥的房子，男人和年轻人没事可做，只能流连酒吧。”[11]以前的人没书、没电影、没电视，休闲活动少得可怜，没了庆典，仿佛连快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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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这股镇压浪潮根本就是在自我惩罚，为什么世上这么多人要把生活变成这样？十九世纪的传教士最喜欢以西南非改信基督的霍屯督人为例，批评他们的庆典活动。但令人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不是霍屯督人仅存的庆典（现在成了观光名胜又活络起来），反而是那些消失数百年、为数众多的庆典。韦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庆典活动受到压抑，从某方面看来，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效应之一。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史学家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研究也都深化了这个论点。中产阶级必须计算、储蓄，并且“延迟满足”，较低的阶级必须转变成有纪律、随时可进工厂的劳工阶级，一周六天，准时、神智清醒地上工，假日寥寥可数。农夫当然也得依照季节更卖力工作。新的工业时代来临，劳工得更努力不懈，一整年都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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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可信赖又规律的工人，现金滚滚而来，英格兰的纺织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对这些创造经济奇迹的人来说，旧时代的休闲娱乐只是在浪费资源。在法国，路易十四在经济考量下，下令减少圣人纪念日，从一年数百个减少到九十二个。十七世纪末在英格兰，一位经济学家更发出警告，他估计，一到假日，国家就要损失五万英镑，多半就是因为没人上工。[12]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无情地只在乎成本，认为节庆活动无益于生产力，是低下阶层需要戒掉的坏习惯。比如说，宗教节日“圣周一”会让英国工人多一天假期，让他们在玩乐一天后还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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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特别是禁欲的加尔文派强调，维持纪律对灵魂有益，庆典活动和游手好闲是罪恶的，因而说服了大批民众努力工作。某方面来说，他们的诉求和今日的基督教福音派相似，在严峻的经济秩序中，要求人们自律：少喝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别人的赠予心存感激。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与挥霍的天主教教会、封建时代贵族越来越格格不入。豪华的教堂、富裕的修道院还有一年四季都在举办的飨宴，越来越惹人讨厌。如韦伯所说的，新教徒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推手，“像一阵霜，下在可爱的老英格兰生活上”，冰冷地摧毁过去的圣诞庆典、五月花柱、游戏，以及所有快乐的团体活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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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低估了庆典的重要性，只把它当成满足感的来源，更别说会阻碍经济发展。无疑地，工业资本主义与新教在摧毁嘉年华和庆典中扮演了要角。此外，从经济层面来看，还有一个因素常被忽略：对精英分子来说，庆典的问题不只是人类“没做的事”（不工作），而是人们“做”的事情（去玩乐）。十六世纪的欧洲政府（无论是王权或神权、天主教或新教）开始感到害怕，这些统治者以前也参加公开庆典活动，现在却加以污蔑，说那是粗俗的活动，更甚者，对社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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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危险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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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提到中世纪的嘉年华如何以“变装仪式”来嘲弄当权者，例如扮演蠢蛋王、恶搞弥撒仪式或装扮成教士和修女跳舞。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粗鲁的嘲讽，点出了嘉年华在政治上的双重性，它究竟是在挑战现况［14］，还是只是抒发不满的安全阀呢？像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它是一种规模有限、受欢迎的发泄方式，但如同革命性的艺术作品一样，仅能引起风潮，却发挥不了太大的效应。”[15]支持“安全阀”观点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学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张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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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深植于内心中。酒桶如果不偶尔打开让空气流通也会爆开。我们所有人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虔诚与畏惧上帝的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天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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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古至今，嘉年华或节庆活动都是发挥类似的功能。1738年一本英文杂志中，有人提到，在任何欢乐时光或夜晚，让人们在草原上跳舞，不应只是偶尔的法外开恩，而应该要多多鼓励：“给擅长吉格舞（Jig）和角笛舞（Hornpipe）的女仆一点奖励，她们就会带着愉悦和感恩的心情乖乖回到主人身边，继续每日劳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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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功能上来说，嘉年华究竟是挑战当局的集会，抑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恐怕没有普遍的答案。人们装扮成蠢蛋王和教士时，是当成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还是想威胁权威，我们无从得知，但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嘉年华确实逐渐与政治扯上边。中世纪之后，从十六世纪起（也就是近代史的初期），群众从事武装叛乱时会戴上面具，并以喧闹的传统庆典为掩护。同时，也许是史上第一次，人民看到了阶级反转的希望，不只是短短数小时，而是长久的改变。例如1548年法国的抗税运动，起义农民兵的组织方式，是参照教区与圣人日游行的顺序。[18]1579年圣布雷瑟日（St.Blaise’s Day）当天，罗马与法国低下阶层所选出来的嘉年华之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当时有保守人士语带警告：“他们不是为了节日而选出领袖……真正的原因，他们说是要解救人民。”[19]与此相关的，还有十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传奇人物，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类似的人物开始在每年夏季的庆典活动中扮演蠢蛋王的角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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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社会变动剧烈，传统庆典的危险性因而升高。欧洲人口攀升，乡下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挤进步调快速又混乱的城市。对运气好的人来说，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学者、工匠和探险家（大部分都是男性）能不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偶尔开创一番天地。但每个伊拉斯谟或达·芬奇的背后，都有上千个身世飘零的农夫。十六世纪的人的确获得了更多自由，但在一个物价上扬、工资下跌的世界，却只能落得穷苦无依。这些无处安身立命的人三五成群，在乡下四处游荡、乞讨或偷窃。到了城市，他们就形成新的底层阶级，变成妓女、工人或罪犯。想象一下1600年的伦敦，整个城市各行各业加起来二十五万名绝望的人，参与一场连续七天的嘉年华，扒手和有钱人同时在街上狂欢，这样能不发生暴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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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世纪开始，狂欢之士对当权者的嘲讽，在形式上越来越没杀伤力，却逐渐威胁到社会精英的身家财产。1511年四旬节前夕，意大利乌迪内（Udine）的嘉年华变成一场暴动，最后有超过二十个宫殿被洗劫，五十五个贵族和仆人被杀。[21]两年后六月庆典期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上百个农夫趁着游行活动到处抢劫。[22]1529年的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一群武装男性在瑞士巴塞尔横行作乱。[23]当时人们记载最为详尽的，是1580年罗马的嘉年华暴动，叛乱人士为了表达诉求，带着刀、扫帚、割麦的镰刀在街上跳舞。当地一位贵族是暴民的目标，他记载着：“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跳舞……这些动作没别的用意，只是要昭告天下，他们想杀了所有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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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嘉年华迅速加温转变成暴动——是酒精催化，还是气氛太嗨，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些绝对是事先计划的，如罗马的叛乱。好事者懂得如何利用嘉年华活动的特色：现场总是乱糟糟，面具又能遮掩犯人的脸，大量的啤酒和葡萄酒也足以让治安人员神志不清。如果短期内没有现成的节日，人们就从嘉年华中寻找灵感以掩护叛乱活动，比如戴面具、全身变装，伴随着铜铃、风笛和击鼓的音乐。怪不得在法国乡村，负责筹办庆典的协会和青年修道会被怀疑是地下组织。其实，1548年抗税的农民兵，就是组织圣人日游行的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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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众多法国与英国传统节庆的活动中，人们会围着五月花柱跳舞，它后来也变成号召起义的象征。十八世纪后，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英国史学家汤普森说：“我们用缎带作为象征，以营火为信号。我们提出承诺，反抗恶法。我们举酒当歌，引用古老的预言，打着革命的暗号。橡树叶和五月花柱可作为象征。我们的歌谣里藏着政治双关语，就连在街上吹个口哨都有意义。”[25]在英格兰，连足球赛都是可用来掩护集会与暴动。1740年，凯特林（Ketring）镇上的足球赛公告写着“场地每边可容纳五百人”，但其实这是号召群众去攻击贝蒂·杰斯梅因女士（Betey Jesmaine）的纺织厂。[26]斯塔利布拉斯与怀特认为：“社会暴力冲突与嘉年华同时发生的频率之高，令人讶异，绝对不要当成只是巧合……毕竟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们才不需要用嘉年华当掩护，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谈论政治，但那也只限于少数地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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