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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66 街头的狂欢 第五章/追杀嘉年华:改革与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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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68 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整个北方基督世界的音乐停了,城镇一个接着一个安静下来了。镇民不再举办戏剧节,嘉年华的服装被卖掉或丢掉,节庆祭典不是被遗忘,就是规模被缩小,徒具形式而已。教会一开始只是把狂热仪式赶出教会管辖范围,后来连街上和公开场所都不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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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70 在十六到十七世纪,官方大肆用各种方式来打压传统节庆。有时候又快又狠,有的地方政府违背传统,禁止人民举办庆典,有的教会拒绝信众使用教堂的庭院。有些是慢慢禁止的,例如先减少周日的庆典,然后不明就里地禁止了所有安息日的娱乐和运动。还有些地方,节庆活动是一点一点地被删减,例如十五世纪末某些德国乡镇开始禁止穿戴面具。[1]十六世纪在法国贝阿恩(Béarn),女王(指伊丽莎白一世,名义上的法国女王。)颁布命令,将唱歌与宴会列入非法行为。[2]跳舞、戴面具、在街上狂欢等等类似嘉年华或庆典的活动,一样一样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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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72 教会和城邦统治者会一起打压庆典活动,有时则分头进行。在法国某个主教教区,大主教发现身边都是跳舞的人,“还有戴面具的男人对我吹口哨”,之后他收到六封国王亲缄的信,下令禁止所有团体娱乐。[3]十六世纪的里昂,当地教会解散了负责规划庆典的协会,取而代之的是虔敬团体如守夜祈祷会。[4]官方打压的目的往往都很可笑,而不是出于慎重考量。十七世纪英格兰某个教区的民众新立了五月花柱,传教士却谴责这个传统的庆典象征物,他的妻子晚上去把它砍下,一些年轻人又立了一个新的。当地的官员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新的花柱很丑……又粗又歪。”[5]这一波查禁嘉年华的风潮中,也有人一开始不太顺利,英格兰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教士约翰·威廉姆(John William)说:“我无法阻止这些饮酒作乐的人,我越反对,反弹的声浪就更加高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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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74 主使者查禁节庆活动,扬言要“改革”,这股风潮从苏格兰南部蔓延到意大利,往东到俄国和乌克兰,狂扫乡村与都市。他们针对的节庆除了圣人纪念日,甚至包括圣诞节、五旬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只要是狂欢作乐的场合都要限制。巡回的剧团、演员和乐手发现自己变成不速之客,被当地政府软硬兼施赶了出去。英国教区的募款活动如啤酒节不是被临时取消,就是完全禁止,只要是人潮聚集的商业活动也一律停办,包括市集。各种体育活动——奔牛节、猎熊节、拳击、摔跤、足球也遭殃。1608年曼彻斯特官方下令禁止足球比赛,因为“邪恶失控的人在街上从事非法的球类运动”。[7]甚至连一些非正式、小型的娱乐活动都被扫到台风尾,在英格兰的赛文镇(Westbury-on-Severn),一群老爱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跳舞、狂饮、捣乱”的年轻人被起诉,罪名是酗酒、通奸和各种对上帝不敬的行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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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76 随着地区和时间不同,官方的查禁程度也不同。欧洲南部教区的庆典禁令比北方严格,通常只允许民众拿着圣人画像和纪念物在街上游行。在德国,嘉年华狂潮兴起时,新教徒现身阻挡,坚决反对公开庆典或任何失控的活动,这点之后我们会再提及。英格兰则在压迫和纵容两边摇摆不定了数十年。加尔文派全力要让庆典消失,斯图亚特王室却一再恢复它们,这也许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庆典,只是为了跟加尔文派作对。但大体而言,所有地区的嘉年华传统都渐渐消失了,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阿龙·怀特(Allon White)总结了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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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78 十七到二十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教会与官方制定了上千项法条,扼杀欧洲的嘉年华和大众喜爱的活动……尽管各地常有怀旧庆典,或让它们偶尔回归常态,但西方文化中最传统的庆典元素都被当成恶习——飨宴、献祭、游行、市集、守夜、热闹的场面、鼓噪欢呼,官方都会提防并控制这些场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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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80 对百姓而言,丧失的娱乐和庆典活动难以估计。当今我们的文化,庆典活动已经很难再创造“迷失自我”的感觉,除了工作的场合,我们也找不到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很难体会以前人失去的快乐。有位年轻的法国人跟反对庆典的教士说:“要我放弃跳舞、再也不去参加庆典,这我做不到……哪有可能不跟亲朋好友一起鬼混玩乐的。”[10]一位住在英格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居民说,星期日的休闲活动遭到禁止后,公共场所冷冷清清,气氛低迷,人人若有所失。“之前公共场所总是生气蓬勃、五彩缤纷,不时有人驻足,成群欢笑。但现在只剩空荡寂寥的房子,男人和年轻人没事可做,只能流连酒吧。”[11]以前的人没书、没电影、没电视,休闲活动少得可怜,没了庆典,仿佛连快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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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82 为什么会这样?这股镇压浪潮根本就是在自我惩罚,为什么世上这么多人要把生活变成这样?十九世纪的传教士最喜欢以西南非改信基督的霍屯督人为例,批评他们的庆典活动。但令人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不是霍屯督人仅存的庆典(现在成了观光名胜又活络起来),反而是那些消失数百年、为数众多的庆典。韦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庆典活动受到压抑,从某方面看来,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效应之一。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史学家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研究也都深化了这个论点。中产阶级必须计算、储蓄,并且“延迟满足”,较低的阶级必须转变成有纪律、随时可进工厂的劳工阶级,一周六天,准时、神智清醒地上工,假日寥寥可数。农夫当然也得依照季节更卖力工作。新的工业时代来临,劳工得更努力不懈,一整年都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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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84 靠着可信赖又规律的工人,现金滚滚而来,英格兰的纺织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对这些创造经济奇迹的人来说,旧时代的休闲娱乐只是在浪费资源。在法国,路易十四在经济考量下,下令减少圣人纪念日,从一年数百个减少到九十二个。十七世纪末在英格兰,一位经济学家更发出警告,他估计,一到假日,国家就要损失五万英镑,多半就是因为没人上工。[12]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无情地只在乎成本,认为节庆活动无益于生产力,是低下阶层需要戒掉的坏习惯。比如说,宗教节日“圣周一”会让英国工人多一天假期,让他们在玩乐一天后还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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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86 新教徒,特别是禁欲的加尔文派强调,维持纪律对灵魂有益,庆典活动和游手好闲是罪恶的,因而说服了大批民众努力工作。某方面来说,他们的诉求和今日的基督教福音派相似,在严峻的经济秩序中,要求人们自律:少喝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别人的赠予心存感激。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与挥霍的天主教教会、封建时代贵族越来越格格不入。豪华的教堂、富裕的修道院还有一年四季都在举办的飨宴,越来越惹人讨厌。如韦伯所说的,新教徒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推手,“像一阵霜,下在可爱的老英格兰生活上”,冰冷地摧毁过去的圣诞庆典、五月花柱、游戏,以及所有快乐的团体活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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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88 这种意识形态低估了庆典的重要性,只把它当成满足感的来源,更别说会阻碍经济发展。无疑地,工业资本主义与新教在摧毁嘉年华和庆典中扮演了要角。此外,从经济层面来看,还有一个因素常被忽略:对精英分子来说,庆典的问题不只是人类“没做的事”(不工作),而是人们“做”的事情(去玩乐)。十六世纪的欧洲政府(无论是王权或神权、天主教或新教)开始感到害怕,这些统治者以前也参加公开庆典活动,现在却加以污蔑,说那是粗俗的活动,更甚者,对社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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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94 街头的狂欢 危险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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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96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提到中世纪的嘉年华如何以“变装仪式”来嘲弄当权者,例如扮演蠢蛋王、恶搞弥撒仪式或装扮成教士和修女跳舞。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粗鲁的嘲讽,点出了嘉年华在政治上的双重性,它究竟是在挑战现况[14],还是只是抒发不满的安全阀呢?像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它是一种规模有限、受欢迎的发泄方式,但如同革命性的艺术作品一样,仅能引起风潮,却发挥不了太大的效应。”[15]支持“安全阀”观点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学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张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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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798 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深植于内心中。酒桶如果不偶尔打开让空气流通也会爆开。我们所有人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虔诚与畏惧上帝的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天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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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00 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古至今,嘉年华或节庆活动都是发挥类似的功能。1738年一本英文杂志中,有人提到,在任何欢乐时光或夜晚,让人们在草原上跳舞,不应只是偶尔的法外开恩,而应该要多多鼓励:“给擅长吉格舞(Jig)和角笛舞(Hornpipe)的女仆一点奖励,她们就会带着愉悦和感恩的心情乖乖回到主人身边,继续每日劳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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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02 就功能上来说,嘉年华究竟是挑战当局的集会,抑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恐怕没有普遍的答案。人们装扮成蠢蛋王和教士时,是当成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还是想威胁权威,我们无从得知,但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嘉年华确实逐渐与政治扯上边。中世纪之后,从十六世纪起(也就是近代史的初期),群众从事武装叛乱时会戴上面具,并以喧闹的传统庆典为掩护。同时,也许是史上第一次,人民看到了阶级反转的希望,不只是短短数小时,而是长久的改变。例如1548年法国的抗税运动,起义农民兵的组织方式,是参照教区与圣人日游行的顺序。[18]1579年圣布雷瑟日(St.Blaise’s Day)当天,罗马与法国低下阶层所选出来的嘉年华之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当时有保守人士语带警告:“他们不是为了节日而选出领袖……真正的原因,他们说是要解救人民。”[19]与此相关的,还有十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传奇人物,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类似的人物开始在每年夏季的庆典活动中扮演蠢蛋王的角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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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04 十六世纪社会变动剧烈,传统庆典的危险性因而升高。欧洲人口攀升,乡下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挤进步调快速又混乱的城市。对运气好的人来说,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学者、工匠和探险家(大部分都是男性)能不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偶尔开创一番天地。但每个伊拉斯谟或达·芬奇的背后,都有上千个身世飘零的农夫。十六世纪的人的确获得了更多自由,但在一个物价上扬、工资下跌的世界,却只能落得穷苦无依。这些无处安身立命的人三五成群,在乡下四处游荡、乞讨或偷窃。到了城市,他们就形成新的底层阶级,变成妓女、工人或罪犯。想象一下1600年的伦敦,整个城市各行各业加起来二十五万名绝望的人,参与一场连续七天的嘉年华,扒手和有钱人同时在街上狂欢,这样能不发生暴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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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06 从十六世纪开始,狂欢之士对当权者的嘲讽,在形式上越来越没杀伤力,却逐渐威胁到社会精英的身家财产。1511年四旬节前夕,意大利乌迪内(Udine)的嘉年华变成一场暴动,最后有超过二十个宫殿被洗劫,五十五个贵族和仆人被杀。[21]两年后六月庆典期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上百个农夫趁着游行活动到处抢劫。[22]1529年的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一群武装男性在瑞士巴塞尔横行作乱。[23]当时人们记载最为详尽的,是1580年罗马的嘉年华暴动,叛乱人士为了表达诉求,带着刀、扫帚、割麦的镰刀在街上跳舞。当地一位贵族是暴民的目标,他记载着:“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跳舞……这些动作没别的用意,只是要昭告天下,他们想杀了所有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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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08 这些嘉年华迅速加温转变成暴动——是酒精催化,还是气氛太嗨,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些绝对是事先计划的,如罗马的叛乱。好事者懂得如何利用嘉年华活动的特色:现场总是乱糟糟,面具又能遮掩犯人的脸,大量的啤酒和葡萄酒也足以让治安人员神志不清。如果短期内没有现成的节日,人们就从嘉年华中寻找灵感以掩护叛乱活动,比如戴面具、全身变装,伴随着铜铃、风笛和击鼓的音乐。怪不得在法国乡村,负责筹办庆典的协会和青年修道会被怀疑是地下组织。其实,1548年抗税的农民兵,就是组织圣人日游行的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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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10 同样地,在众多法国与英国传统节庆的活动中,人们会围着五月花柱跳舞,它后来也变成号召起义的象征。十八世纪后,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英国史学家汤普森说:“我们用缎带作为象征,以营火为信号。我们提出承诺,反抗恶法。我们举酒当歌,引用古老的预言,打着革命的暗号。橡树叶和五月花柱可作为象征。我们的歌谣里藏着政治双关语,就连在街上吹个口哨都有意义。”[25]在英格兰,连足球赛都是可用来掩护集会与暴动。1740年,凯特林(Ketring)镇上的足球赛公告写着“场地每边可容纳五百人”,但其实这是号召群众去攻击贝蒂·杰斯梅因女士(Betey Jesmaine)的纺织厂。[26]斯塔利布拉斯与怀特认为:“社会暴力冲突与嘉年华同时发生的频率之高,令人讶异,绝对不要当成只是巧合……毕竟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们才不需要用嘉年华当掩护,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谈论政治,但那也只限于少数地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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