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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30 有时候民间的地方首长会试图控制反教会的游行,有时候他们又会参加。斯克里布纳写道,1543年,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举办,一如往常,众人日夜跳舞,有人破坏宗教象征物,有人笑骂那些扮成教宗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人。活动持续几天后,“市长带领一大群狂欢的男女老幼前往教堂。教会领袖不准他们进入,他们就在回廊跳舞,并且玷污了教堂院子的墓园”。[33]现在清教徒给人的印象是很庄重的,但一开始可不是如此。路德时期的德国,新教能在各个乡镇打下基础,就在于它成功吸收了各地对天主教会的不满,那些情绪数百来都深藏在嘉年华庆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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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32 但很快地,路德派就与这种传统的嘉年华式叛乱切割。1524年,有些德国的农夫听完路德布道后,决定揭竿而起,过程中他们带着参加嘉年华的道具,比如面具。[34]路德派吓坏了,赶紧要他们停手。斯克里布纳还写道,即使在某些支持改革的地区,地方官员也会警觉,若人们一再趁着嘉年华攻击教会,那就不再只是宗教事务了。[35]1529年,宗教改革运动蔓延到巴塞尔,人们在忏悔星期二发起嘉年华般的革命,除了要求宗教改革,也希望市政府更加民主。但政府没有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新教教会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嘉年华的规模与热度因而大幅缩减。1568年有位市民抱怨道,新教教会只是另一个邪恶的教廷:“来了个新教皇!恶魔又在我们身上拉了一坨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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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34 可想而知,加尔文的新教也谴责所有形式的庆典活动,连休闲活动都不准。路德还能接受舞会,加尔文却禁止跳舞、赌博、饮酒和运动。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写道:“加尔文派显然非常焦虑,找不到方向,无法突破困境。它无法给予人们所需要的自由与兄弟情谊……加尔文搞不好就是想让人们保持某种根本的焦虑。这么说绝对不过分。”[37]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他们穷尽一生在内心的孤寂中挣扎,拼命思索自己是否“得救”,玩乐不只是让人分心,可以说根本就是恶魔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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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36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新教,是对抗旧秩序的革命?或者只是安抚人心的新思想?十六世纪嘉年华的命运,并非完全受它影响,还有一个因素是枪炮的取得。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到:“1566年到1584年间,有些情况开始改变。法国东南方多非内省(Dauphiné)的人越来越着迷于开发武器,内战十年后,就慢慢习惯使用新武器了。”[38]首先出现的是火绳枪,在农民起义中首次出现。农民常常趁着嘉年华或节庆活动起事。[39]十六世纪的罗马一带,庆典中常出现的射箭比赛渐渐被射击比赛取代。1580年罗马叛乱的领袖让·赛夫(Jean Serve)就有“火绳枪之王”的封号,显然就是因为他的枪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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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38 枪的魅力横扫全欧洲,成为嘉年华的主角。男人骄傲地拿着枪在街上游行,瞄准那些讨厌鬼的肖像,或鸣枪行礼。英格兰人有个传统庆典叫作恶搞大游行,目的是为了嘲讽或威胁某些人。根据1618年的史料:“三四百个男人,有些看起来像军人,他们带着各式武器出现。当庆典到达高潮、音乐震耳欲聋时,持枪的人开枪,笛子和号角也同时响起,铃铛和其他小乐器也加入这阵喧闹中。”[41]武装派对的声音一定非常吓人,庄园或领地内的贵族听到这些声音就会立刻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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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40 法国大革命哪怕没什么意义,至少也显示出枪支在传统嘉年华式的叛乱中的功能。民众攻下巴士底监狱,抢夺里面的枪械,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民兵。一般人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们也利用嘉年华的装饰图案直接表达对革命的渴望。十八世纪时,教会已查禁或“净化”了大部分的传统庆典,但乡下人想表达政治诉求时,仍习惯立一根五月花柱。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认为,五月花柱具有政治功能,“号召众人揭竿而起,看到它就像听到钟声响起”,上面甚至有“拒缴租税”的标语,和缎带与花朵一起挂着。[42]五月花柱立起来的那一刻,气势惊人,封建地主都看得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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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42 五月花柱被赋予政治意义后,它传统的意义并未消失,仍然可作为庆典的象征。奥祖夫认为:“毫无疑问地,五月花柱和集体欢愉密不可分。”[44]此外,集体欢愉和自发性革命也有密切的关联。1791年7月,法国佩里戈尔(Perigord)地区革命社团的报告指出,农民捣毁风向标以及教堂长凳,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宗教权威的象征,“暴力中掺杂着快乐……他们在广场立起五月花柱,在四周放满标语,扬言要推翻封建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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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44 法国大革命期间,随着农村起义一起出现的,就是跳舞、变装等庆祝活动,这些现象在有嘉年华传统的地区特别明显。嘉年华的核心——角色扮演和嘲讽,已经娱乐且安抚了低下阶级好几个世纪,现在更带有严肃的政治意图:猪只打扮得像贵族,猴子戴着主教的法冠,羊拉着有封建主家徽的马车满街走,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欢庆桥段。奥祖夫写道:“女人鞭打圣人的雕像。教士的长袍掉下来,露出象征下阶层革命分子的无套裤(sans-culotte,编按:合礼的穿着应该是膝盖以下加上腿套)。修女随着革命小曲《卡尔马尼奥拉》(Carmagnole)起舞。红衣主教和妓女分别站在棺材两边,准备替专制政府送终。”[46]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开,庆祝的方式包括放烟火、打鼓、唱歌、在街上跳舞。莱吉拉市的市长认为,当地革命分子“都像疯子、像酒神的伴侣一样疯狂,应该被绑起来”。蒙布兰(Montbrun)的领主嫌恶地说:“他们随性跳舞的样子,就像北美土著休伦族(Hurons)和易洛魁族(Iroquoi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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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49 街头的狂欢 [:1707495136]
1707495850 街头的狂欢 上流阶级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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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52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精英已经有所警觉,贵族与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随即不再参加公开的庆典,改为参加同侪间的活动。十六世纪前,他们还是和农夫、工人一样,渴望参加庆典。各种阶级的参与无疑增添了庆典的戏剧性和热度。以十五世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庆典为例,当地的贵族、骑士们会扮成摩尔人,和低下阶级的人一起玩乐。“在喇叭、鼓以及其他乐器的声响下,每个人都像傻瓜、老粗一样不按常理出牌,缓和了骑士的锋芒,削弱了硬邦邦的军人本色。”[48]上流社会的人不一定总是举止得宜,尤其是一戴上面具,就可以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了。英国中世纪学者梅格·特怀克罗斯(Meg Twycross)说:“只要提到嘉年华,就不能不提到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的公爵、罗马的红衣主教、法国的骑士和他的部下,他们疯狂的样子就如同那些暂时解放的低下阶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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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54 事实上,有时候嘉年华里的阶级冲突还是由精英阶级的参加者引起的,比如骑着马冲进热闹的人群中、骚扰当地妇女等等。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欢迎精英阶级参加庆典,以十四世纪的荷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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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56 如果乡民们成功邀请到统治者参加庆典,在别的城镇乡民眼里,他们的地位就提升了。公爵现身也展现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他参加宴席、与众人跳舞,亲切地聆听诗歌与观赏戏剧。他也懂得欣赏搞笑和滑稽的表演,以展现他的宽宏大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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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58 即便如此,上流社会还是希望保留一些专属的庆祝活动。以十五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为例,虽然人们举办嘉年华的目的是要结合各种阶级,但统治者会带着家人、随从往返各个重要的宴会场合,一方面享受低俗的公开庆典,最后再移师到私人招待所,参加“较高雅的娱乐活动”。[51]一个世纪后,阶级开始分裂。拉迪里(Ladurie)提到,法国人民越来越频繁地趁着庆典发起抗争,有时候主办的社群必须把庆典一分为二,“甚至立了两根五月花柱,一个给穷人,一个给有钱人”,以预防冲突发生。[52]1570年,罗马地区的有钱人自己筹划嘉年华时,选择一些他们认为较高尚的动物作为象征(例如鹈鹕),好区别农夫和工人喜欢的动物(如野兔)。即便如此,双方仍无法相安无事,阶级冲突依旧常见,情况最严重时,还有贵族大举屠杀不听话的农夫和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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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60 自十六世纪起,庆典活动反而加深了阶级间的嫌隙。[世界各地许多庆典都可见到阶级的分化。二十世纪后期,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期间,上层社会人士倾向离开城市到宁静的乡村。十九世纪在非洲斯瓦西里海岸(Swahili),主要的节日都是“身份低下的人”在庆祝的。此外,阿拉伯权贵通常都会避开节庆活动,除非自己是赞助者。详见,J.Glassman,Feasts and Riot:Revelry,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1856-1988,p.70]过去尼斯人不论贫富都会在重要的节日都一起庆祝,照惯例,活动进行到深夜时,每个人都要脱下面具。但到了十八世纪革命前夕,活动一到这个阶段,中上阶级就会急忙离开,以免身份曝光。[53]十九世纪在德国,分裂的情况更加严重,“精英分子越来越只愿意在住所或私人俱乐部庆祝”。[54]十八世纪英格兰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观察到,两个全然不同的文化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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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62 主流人士把一些场所据为己用,像是法院、议会、剧院、舞厅等。非主流人士……便只能在外游行、跳舞、游戏、玩乐……表面上大家都是称兄道弟的基督徒,但其实彼此都不把对方当成同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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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64 在近代初期,精英的私人派对还像穷人的庆典一样无拘无束。历史学家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提到,在富裕中产阶级的结婚典礼中,常见到“小丑、乐师、特技表演,甚至妓女……有人朗诵猥亵的诗,有人狂野地跳舞。男人拉着年轻女人团团转,连裙子都快掀开来了(当时内裤还没发明)”。[56]十八世纪后期情况就变了。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某位不知名的中产阶级在日记中写道,不论在室内或户外举办,传统庆典都是低下的人才会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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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66 那种娱乐在这个城市完全不受欢迎,只沦为赚钱的场合。再也没有公开的庆典、射箭比赛或一般的欢乐活动。就算有人举办,也只有一般人会去,“比较高尚的人”不会参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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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68 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玩得开心极了”,精英分子就只能“庄严地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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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70 结婚典礼地狱般胡闹的场景已不复存在,除了“第三级的人”(工人阶级)的婚礼。上流社会的婚礼,只邀请直系亲属参加,不再找来左邻右舍。不会有人醉酒,不会有人跳上桌胡闹,也不会有人粗鲁地闹场。也不再有瞎闹的音乐和歌舞,免得场面搞得淫秽不堪。[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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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72 另一位历史学家则如此描绘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在高尚和俗民的文化之间,一道坚固的高墙矗立起来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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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74 贵族阶级和富裕商人退出公开庆典,不单出于恐惧,更重要的是,他们鄙视一般人。中世纪的贵族每逢假日就招待他的奴仆饮酒吃肉,还跳进舞池里,打赤膊和铁匠一起摔跤。他熟知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安全感,也相信自己生来就是高人一等。他是一名战士,唯一能保护子民免于其他贵族侵略的,只有他与麾下的骑士们。但随着枪支取代刀剑,大批军队取代骑马的武士,贵族在军事上的角色被剥夺,各种权力象征也慢慢消失。权力越来越集中,都转移到国王身上了。国王有权对广大人民课税,因此能组织军队。国王绝不容许臣民间打打杀杀,就连一些无关痛痒的决斗也不允许。为了防止贵族们密谋造反,国王要他们每年到皇宫里住上好几个月,在那里只能讲些应酬话,要不就只能讨好王室成员。以前的战士,现在成为了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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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76 地位的式微也影响着贵族的性格,从原本的主动与自信,变成防卫与压抑。记录这项转变的编年史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到,从前的战士生活使贵族有“特殊的自由,依自己的感觉和热情过活,能够疯狂地享乐,从女人身上得到满足,从毁灭与折磨对手中得到快感”。[60]但进了宫廷,在主子和国王面前,贵族就再也不能横行霸道。宫廷斗争比较少诉诸暴力,埃利亚斯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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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95878 这个圈子(宫廷)的生活绝对不平静,人与人都得长期互相依靠。为了争夺名声与国王的宠爱,大家争个你死我活……刀剑在决策过程中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阴谋算计。社会成就与功绩形诸笔墨,只能在纸上决斗。比起拿刀剑去拼命、去决斗,文攻需要其他特质,也会培养出另一种人才。那些人会不停地沉思、预测、算计、自制,精确又清晰地斟酌个人的影响力,综合人与非人的因素,掌握大局。个人的一举一动越来越重要,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其社会成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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