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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民间的地方首长会试图控制反教会的游行，有时候他们又会参加。斯克里布纳写道，1543年，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举办，一如往常，众人日夜跳舞，有人破坏宗教象征物，有人笑骂那些扮成教宗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人。活动持续几天后，“市长带领一大群狂欢的男女老幼前往教堂。教会领袖不准他们进入，他们就在回廊跳舞，并且玷污了教堂院子的墓园”。[33]现在清教徒给人的印象是很庄重的，但一开始可不是如此。路德时期的德国，新教能在各个乡镇打下基础，就在于它成功吸收了各地对天主教会的不满，那些情绪数百来都深藏在嘉年华庆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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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地，路德派就与这种传统的嘉年华式叛乱切割。1524年，有些德国的农夫听完路德布道后，决定揭竿而起，过程中他们带着参加嘉年华的道具，比如面具。[34]路德派吓坏了，赶紧要他们停手。斯克里布纳还写道，即使在某些支持改革的地区，地方官员也会警觉，若人们一再趁着嘉年华攻击教会，那就不再只是宗教事务了。[35]1529年，宗教改革运动蔓延到巴塞尔，人们在忏悔星期二发起嘉年华般的革命，除了要求宗教改革，也希望市政府更加民主。但政府没有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新教教会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嘉年华的规模与热度因而大幅缩减。1568年有位市民抱怨道，新教教会只是另一个邪恶的教廷：“来了个新教皇！恶魔又在我们身上拉了一坨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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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加尔文的新教也谴责所有形式的庆典活动，连休闲活动都不准。路德还能接受舞会，加尔文却禁止跳舞、赌博、饮酒和运动。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写道：“加尔文派显然非常焦虑，找不到方向，无法突破困境。它无法给予人们所需要的自由与兄弟情谊……加尔文搞不好就是想让人们保持某种根本的焦虑。这么说绝对不过分。”[37]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他们穷尽一生在内心的孤寂中挣扎，拼命思索自己是否“得救”，玩乐不只是让人分心，可以说根本就是恶魔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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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新教，是对抗旧秩序的革命？或者只是安抚人心的新思想？十六世纪嘉年华的命运，并非完全受它影响，还有一个因素是枪炮的取得。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到：“1566年到1584年间，有些情况开始改变。法国东南方多非内省（Dauphiné）的人越来越着迷于开发武器，内战十年后，就慢慢习惯使用新武器了。”[38]首先出现的是火绳枪，在农民起义中首次出现。农民常常趁着嘉年华或节庆活动起事。[39]十六世纪的罗马一带，庆典中常出现的射箭比赛渐渐被射击比赛取代。1580年罗马叛乱的领袖让·赛夫（Jean Serve）就有“火绳枪之王”的封号，显然就是因为他的枪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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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的魅力横扫全欧洲，成为嘉年华的主角。男人骄傲地拿着枪在街上游行，瞄准那些讨厌鬼的肖像，或鸣枪行礼。英格兰人有个传统庆典叫作恶搞大游行，目的是为了嘲讽或威胁某些人。根据1618年的史料：“三四百个男人，有些看起来像军人，他们带着各式武器出现。当庆典到达高潮、音乐震耳欲聋时，持枪的人开枪，笛子和号角也同时响起，铃铛和其他小乐器也加入这阵喧闹中。”[41]武装派对的声音一定非常吓人，庄园或领地内的贵族听到这些声音就会立刻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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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哪怕没什么意义，至少也显示出枪支在传统嘉年华式的叛乱中的功能。民众攻下巴士底监狱，抢夺里面的枪械，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民兵。一般人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们也利用嘉年华的装饰图案直接表达对革命的渴望。十八世纪时，教会已查禁或“净化”了大部分的传统庆典，但乡下人想表达政治诉求时，仍习惯立一根五月花柱。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认为，五月花柱具有政治功能，“号召众人揭竿而起，看到它就像听到钟声响起”，上面甚至有“拒缴租税”的标语，和缎带与花朵一起挂着。[42]五月花柱立起来的那一刻，气势惊人，封建地主都看得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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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柱被赋予政治意义后，它传统的意义并未消失，仍然可作为庆典的象征。奥祖夫认为：“毫无疑问地，五月花柱和集体欢愉密不可分。”[44]此外，集体欢愉和自发性革命也有密切的关联。1791年7月，法国佩里戈尔（Perigord）地区革命社团的报告指出，农民捣毁风向标以及教堂长凳，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宗教权威的象征，“暴力中掺杂着快乐……他们在广场立起五月花柱，在四周放满标语，扬言要推翻封建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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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期间，随着农村起义一起出现的，就是跳舞、变装等庆祝活动，这些现象在有嘉年华传统的地区特别明显。嘉年华的核心——角色扮演和嘲讽，已经娱乐且安抚了低下阶级好几个世纪，现在更带有严肃的政治意图：猪只打扮得像贵族，猴子戴着主教的法冠，羊拉着有封建主家徽的马车满街走，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欢庆桥段。奥祖夫写道：“女人鞭打圣人的雕像。教士的长袍掉下来，露出象征下阶层革命分子的无套裤（sans-culotte，编按：合礼的穿着应该是膝盖以下加上腿套）。修女随着革命小曲《卡尔马尼奥拉》（Carmagnole）起舞。红衣主教和妓女分别站在棺材两边，准备替专制政府送终。”[46]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开，庆祝的方式包括放烟火、打鼓、唱歌、在街上跳舞。莱吉拉市的市长认为，当地革命分子“都像疯子、像酒神的伴侣一样疯狂，应该被绑起来”。蒙布兰（Montbrun）的领主嫌恶地说：“他们随性跳舞的样子，就像北美土著休伦族（Hurons）和易洛魁族（Iroquoi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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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上流阶级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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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精英已经有所警觉，贵族与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随即不再参加公开的庆典，改为参加同侪间的活动。十六世纪前，他们还是和农夫、工人一样，渴望参加庆典。各种阶级的参与无疑增添了庆典的戏剧性和热度。以十五世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庆典为例，当地的贵族、骑士们会扮成摩尔人，和低下阶级的人一起玩乐。“在喇叭、鼓以及其他乐器的声响下，每个人都像傻瓜、老粗一样不按常理出牌，缓和了骑士的锋芒，削弱了硬邦邦的军人本色。”[48]上流社会的人不一定总是举止得宜，尤其是一戴上面具，就可以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了。英国中世纪学者梅格·特怀克罗斯（Meg Twycross）说：“只要提到嘉年华，就不能不提到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的公爵、罗马的红衣主教、法国的骑士和他的部下，他们疯狂的样子就如同那些暂时解放的低下阶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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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时候嘉年华里的阶级冲突还是由精英阶级的参加者引起的，比如骑着马冲进热闹的人群中、骚扰当地妇女等等。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欢迎精英阶级参加庆典，以十四世纪的荷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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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乡民们成功邀请到统治者参加庆典，在别的城镇乡民眼里，他们的地位就提升了。公爵现身也展现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他参加宴席、与众人跳舞，亲切地聆听诗歌与观赏戏剧。他也懂得欣赏搞笑和滑稽的表演，以展现他的宽宏大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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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上流社会还是希望保留一些专属的庆祝活动。以十五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为例，虽然人们举办嘉年华的目的是要结合各种阶级，但统治者会带着家人、随从往返各个重要的宴会场合，一方面享受低俗的公开庆典，最后再移师到私人招待所，参加“较高雅的娱乐活动”。[51]一个世纪后，阶级开始分裂。拉迪里（Ladurie）提到，法国人民越来越频繁地趁着庆典发起抗争，有时候主办的社群必须把庆典一分为二，“甚至立了两根五月花柱，一个给穷人，一个给有钱人”，以预防冲突发生。[52]1570年，罗马地区的有钱人自己筹划嘉年华时，选择一些他们认为较高尚的动物作为象征（例如鹈鹕），好区别农夫和工人喜欢的动物（如野兔）。即便如此，双方仍无法相安无事，阶级冲突依旧常见，情况最严重时，还有贵族大举屠杀不听话的农夫和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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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六世纪起，庆典活动反而加深了阶级间的嫌隙。［世界各地许多庆典都可见到阶级的分化。二十世纪后期，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期间，上层社会人士倾向离开城市到宁静的乡村。十九世纪在非洲斯瓦西里海岸（Swahili），主要的节日都是“身份低下的人”在庆祝的。此外，阿拉伯权贵通常都会避开节庆活动，除非自己是赞助者。详见，J.Glassman,Feasts and Riot：Revelry,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1856-1988,p.70］过去尼斯人不论贫富都会在重要的节日都一起庆祝，照惯例，活动进行到深夜时，每个人都要脱下面具。但到了十八世纪革命前夕，活动一到这个阶段，中上阶级就会急忙离开，以免身份曝光。[53]十九世纪在德国，分裂的情况更加严重，“精英分子越来越只愿意在住所或私人俱乐部庆祝”。[54]十八世纪英格兰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观察到，两个全然不同的文化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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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人士把一些场所据为己用，像是法院、议会、剧院、舞厅等。非主流人士……便只能在外游行、跳舞、游戏、玩乐……表面上大家都是称兄道弟的基督徒，但其实彼此都不把对方当成同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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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初期，精英的私人派对还像穷人的庆典一样无拘无束。历史学家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提到，在富裕中产阶级的结婚典礼中，常见到“小丑、乐师、特技表演，甚至妓女……有人朗诵猥亵的诗，有人狂野地跳舞。男人拉着年轻女人团团转，连裙子都快掀开来了（当时内裤还没发明）”。[56]十八世纪后期情况就变了。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某位不知名的中产阶级在日记中写道，不论在室内或户外举办，传统庆典都是低下的人才会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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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娱乐在这个城市完全不受欢迎，只沦为赚钱的场合。再也没有公开的庆典、射箭比赛或一般的欢乐活动。就算有人举办，也只有一般人会去，“比较高尚的人”不会参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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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玩得开心极了”，精英分子就只能“庄严地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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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典礼地狱般胡闹的场景已不复存在，除了“第三级的人”（工人阶级）的婚礼。上流社会的婚礼，只邀请直系亲属参加，不再找来左邻右舍。不会有人醉酒，不会有人跳上桌胡闹，也不会有人粗鲁地闹场。也不再有瞎闹的音乐和歌舞，免得场面搞得淫秽不堪。[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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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历史学家则如此描绘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在高尚和俗民的文化之间，一道坚固的高墙矗立起来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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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阶级和富裕商人退出公开庆典，不单出于恐惧，更重要的是，他们鄙视一般人。中世纪的贵族每逢假日就招待他的奴仆饮酒吃肉，还跳进舞池里，打赤膊和铁匠一起摔跤。他熟知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安全感，也相信自己生来就是高人一等。他是一名战士，唯一能保护子民免于其他贵族侵略的，只有他与麾下的骑士们。但随着枪支取代刀剑，大批军队取代骑马的武士，贵族在军事上的角色被剥夺，各种权力象征也慢慢消失。权力越来越集中，都转移到国王身上了。国王有权对广大人民课税，因此能组织军队。国王绝不容许臣民间打打杀杀，就连一些无关痛痒的决斗也不允许。为了防止贵族们密谋造反，国王要他们每年到皇宫里住上好几个月，在那里只能讲些应酬话，要不就只能讨好王室成员。以前的战士，现在成为了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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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式微也影响着贵族的性格，从原本的主动与自信，变成防卫与压抑。记录这项转变的编年史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到，从前的战士生活使贵族有“特殊的自由，依自己的感觉和热情过活，能够疯狂地享乐，从女人身上得到满足，从毁灭与折磨对手中得到快感”。[60]但进了宫廷，在主子和国王面前，贵族就再也不能横行霸道。宫廷斗争比较少诉诸暴力，埃利亚斯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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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圈子（宫廷）的生活绝对不平静，人与人都得长期互相依靠。为了争夺名声与国王的宠爱，大家争个你死我活……刀剑在决策过程中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阴谋算计。社会成就与功绩形诸笔墨，只能在纸上决斗。比起拿刀剑去拼命、去决斗，文攻需要其他特质，也会培养出另一种人才。那些人会不停地沉思、预测、算计、自制，精确又清晰地斟酌个人的影响力，综合人与非人的因素，掌握大局。个人的一举一动越来越重要，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其社会成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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