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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式微也影响着贵族的性格，从原本的主动与自信，变成防卫与压抑。记录这项转变的编年史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到，从前的战士生活使贵族有“特殊的自由，依自己的感觉和热情过活，能够疯狂地享乐，从女人身上得到满足，从毁灭与折磨对手中得到快感”。[60]但进了宫廷，在主子和国王面前，贵族就再也不能横行霸道。宫廷斗争比较少诉诸暴力，埃利亚斯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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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圈子（宫廷）的生活绝对不平静，人与人都得长期互相依靠。为了争夺名声与国王的宠爱，大家争个你死我活……刀剑在决策过程中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阴谋算计。社会成就与功绩形诸笔墨，只能在纸上决斗。比起拿刀剑去拼命、去决斗，文攻需要其他特质，也会培养出另一种人才。那些人会不停地沉思、预测、算计、自制，精确又清晰地斟酌个人的影响力，综合人与非人的因素，掌握大局。个人的一举一动越来越重要，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其社会成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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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因应宫廷生活，人的性格需要转变，各种礼节也因而成形。身为战士，早年的贵族不需要恭谦有礼。礼貌的概念也不需多加解释，既然贵族身份是天生的、从血缘来的，他的一举一动就都值得尊敬。虽说如此，从中世纪后期的礼貌守则看来，早年贵族做的许多事简直恶心至极：“勿以餐刀剔牙，勿在桌上或桌底下吐痰……勿在座位上解放（放屁还是小便？）……勿以餐巾清理牙齿……勿在桌上睡着。”[62]可以确定的是，过去的生活限制很少，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远比我们今天可接受的多更多。中世纪的人一起吃饭，“徒手从同一个盘子拿肉，喝同一杯酒”。但还是要强调，在十六世纪初期，在路边或走廊上，“和正在大小便的人打招呼是不礼貌的”。埃利亚斯认为，与今日文化不同，中世纪文化没有“人与人之间隐形的墙”，把其他人区隔和阻挡在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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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初期，宫廷内气氛紧张又充满竞争，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礼仪便因应而生，人与人之间的屏障因而耸立，当然，阶级关系也更加巩固。宫廷内是第一个使用刀叉和个人餐盘吃饭的地方，用餐坐在椅子上，而非板凳上。在这种场合中，中世纪贵族想都不想就会做的事：打嗝、抓痒、手伸到餐桌上，都必须小心节制。宫廷里的人必须学着斯文地喝酒，以免推挤或撞到其他人。特别要强调的是，吃饭和排泄的地方必须分开，人与人之间也要保持距离。这和卫生无关，洗澡在当时仍然不普遍，甚至太爱洗澡会变成古怪的行为；接触肢体或排泄物会传播疾病的观念还在两百年之外。我们现代人要求“个人空间”，讨厌看到人体进行新陈代谢，限制肢体接触的范围，这些其实都是源于社交上的焦虑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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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里也有娱乐，事实上，他们除了玩乐就没事可做，毕竟工作（包括专业或学术的工作）都交给底下的人做。从十六世纪起，穷人和传统贵族的娱乐就大相径庭了。中世纪的公爵还会在自家桌上放声吹牛说笑，宫廷里的谈话却是繁复又迂回，还被推崇为一种艺术。宫廷的朝臣也跳舞，但跳的是新式舞蹈，稳重又节制，只在室内进行。十六世纪初期，意大利朝臣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esarra Castiglione）在其知名的著作中建议，朝臣即使精通流行的舞蹈，但当他需要在公众面前表演特别困难的舞步时，也应该戴上面具，以免跳错舞步时被取笑。[64]就算到了轻松的场合，宫廷朝臣也绝对不容许任何一刻卸下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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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贵族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像是古典音乐和芭蕾舞。欣赏这些新创的娱乐活动时，人们最好正襟危坐或静静站着，但从平民的角度看来，这实在是拘谨又沉闷。另一方面，活力四射又具凝聚力的传统庆典，对宫廷里的大臣、仕女，以及商人、学者这些模仿贵族礼仪的人而言，便显得不合宜、粗鲁，甚至像是在造反。除了轻蔑外，现代人的阶级和种族歧视掺杂着恐惧。同样地，在过去社会阶级较高的人眼中，参加嘉年华的老粗们就是暴民、蠢蛋。历史学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J.Greenblatt）写道，对于富裕的人而言：“嘉年华就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统治阶级的噩梦。梦中有四处掠夺的游牧民族、万头攒动的人群，这些人一脸凶恶、贪婪，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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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六章/清教主义与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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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两百年后，令人惊讶的是，类似的运动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当中。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发起了改革运动，整顿与净化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他认为当时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太腐败了，只会膜拜圣人、祭祀，或从事狂热的崇拜活动，包括跳舞、唱歌和吟诵等等。瓦哈比砍掉圣树（像英格兰清教徒砍掉五月花柱一样）、捣毁神殿、试图打压传统狂热仪式。他是个苦行派，对宗教活动的看法和加尔文一样：清真寺里不应有任何装饰或音乐，得到救赎唯一的道路是祷告与服从圣训，即伊斯兰教法。和加尔文一样，瓦哈比和信徒的目标是建立神权国家，让每个人的行为得到严格控制，不准吸食大麻，女性不得有“性变态”或不得体的行为。这个目标仍然由当代他的思想继承人延续，就是现代的武装伊斯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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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和瓦哈比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的雷同处已经有人留意到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写道：“两者都是在回应既存体制的停滞与腐化，倡导回归到更纯净与严谨的宗教形式：传教、服从于纪律。”[1]在伊斯兰世界，天主教的角色是由苏菲派（Sufism）所扮演。苏菲派可追溯至八、九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提供信众丰富多元的精神生活，有时还会太过华丽。和天主教一样，苏菲教派有智者、法师、诗人，乐见越来越多圣人出现，喜欢举办各式庆典（有些可能源于外教的习俗）。伊斯兰和天主教世界的“改革者”都宣称要回到创教的本怀，得除去俗丽无用的恶习、抑制感官的愉悦、停止多彩多姿的嘉年华，不得再膜拜圣人，防止多神教发展。它们的终极目标是“纯净”的宗教，信徒只要专注于内在、锻炼神圣的灵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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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尽管两者有这些相似处，但各自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可比拟之处。基督教改革运动发生在欧洲，它有许多大都市，因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而躁动不安。相对地，瓦哈比主义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当时还被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占领。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两者和瓦哈比建立教派的小镇德拉伊耶（Ad Dir’iyyah）完全沾不上边。欧洲在十六世纪开始扩张到非洲、亚洲、美洲，十八世纪的阿拉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根本是穷乡僻壤，还在逐渐没落。想要以唯物论来解释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改革运动，认为两者的改革是基于经济环境，这种观点是完全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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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基督教两种改革运动也许并没有相同的背景，瓦哈比也不是伊斯兰教里第一个禁欲派的改革者。以教法为中心、冰冷的伊斯兰教，与平易近人的苏菲教派，两者之间的冲突可回溯到好几世纪以前。和早期伊斯兰改革运动不同的是，瓦哈比得到族长穆罕默德·伊本·绍德（Muhammad ibn Saud）的全力支持。瓦哈比挑战传统神学，绍德则将它转变为军事行动。瓦哈比的教义会吸引沙乌地领袖，重点在于，如此一来他就有理由侵略邻近的部落，因为在瓦哈比严格的标准下，那些部落需要好好“教化”一番。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攻击其他穆斯林，然而瓦哈比主义提供了一个漏洞：信徒不接受净化后的瓦哈比伊斯兰教就得受死，否则最好去改信其他宗教。沙乌地阿拉伯知名的历史学家表示：“瓦哈比主义形同军事扩张主义，一开始就雷厉风行，靠着刀剑横扫整个阿拉伯半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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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尽然都是靠刀剑，还有一条线索可指出十六世纪欧洲与十八世纪阿拉伯宗教改革运动的共同点。根据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文献，将枪支引进沙乌地部落的人就是瓦哈比：“沙乌地各族人不只是在宗教上追随他，俗世的事务也一起跟进，投入战争、抢夺利益、同仇敌忾……他下令德拉伊耶的人学习枪法。枪也是瓦哈比帮他们取得的。”[3]在阿拉伯世界，枪炮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瓦哈比之前，当地游牧民族多半还是以刀剑和弓箭打仗。他也许是个谨守传统的人，努力要恢复纯粹的伊斯兰文化，但他也致力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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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发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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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内陆，枪支的成就是弭平骑士贵族与一般平民间权力的失衡。拿着枪的普通家伙因此有办法撂倒身穿盔甲、手持长剑的贵族，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性，对位高权重者来说，嘉年华活动变得越来越有威胁性。枪在战场上有非常不同的效果——把士兵化为战争这台巨大机器中的齿轮。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清教徒乐见，也极为支持这项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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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前，中世纪欧洲人打仗的特点是，贵族骑马带着刀剑等武器，一旁跟着许多步兵；贵族会给士兵充足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尽情玩乐。枪在十六世纪被带上战场，但枪支的功能还很原始，所以军队的阵型要很完整，士兵得受过更多训练。鸟嘴铳和火绳枪非常难瞄准，最好的方式是很多人同时开枪。上膛要花上几分钟，士兵得熟悉整个流程，开枪所需的每个步骤都要反复操练。这种方式不适用老派、单打独斗的“武士”，新式军队的首选反而是苦力劳工，这些人容易训练成呆板规矩、死忠服从的士兵。欧洲嘉年华活动被打压，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军队要求士兵要有纪律，所以禁止他们狂欢作乐。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非自愿被征召而来的，大吃大喝是他们军旅生涯的活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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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加尔文精神运用在战争上的是荷兰加尔文派的奥兰治亲王毛里斯（Maurice of Orange）。美国工业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把工厂作业分解成一系列重复的动作，但早在三百年前，十七世纪初期，毛里斯已经设计了三十二个详细的动作，教每个士兵开枪、上膛、再开枪。[4]这个系统性的流程需要不断地练习，包括行军与上膛动作，要熟练到在战场的压力下也能自动完成。毛里斯的系统慢慢成为公认的操课流程，但它的强度远高于实际的练习需求。事实上，操课的目的是要填满士兵的时间，没操课的时候，士兵就被分配去做一些以前的战士不屑做的事，像是挖壕沟、盖碉堡。如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写的：“军队里完全不允许闲散，这与早期的风气完全不同。以前士兵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闲置待命。没上战场的时候，士兵排遣无聊的方式就是尽情饮酒或从事其他玩乐。”[5]军事史家费尔德（M.D.Feld）观察到：“令人讶异的是，荷兰军队制度的改变，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相辅相成。”他指的便是具有加尔文色彩的中产阶级社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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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加尔文教徒——英国革命家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更重视军事纪律。他禁绝士兵一切的娱乐活动：饮酒、赌博、抢劫、玩女人，甚至骂脏话都不准。对一般男人来说，军人是既危险又不愉快的职业，但至少能跳脱既定的生活，能到外地四处玩乐。然而在克伦威尔的新式军队中，狂欢、娱乐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台巨大、运作顺畅的机器中，士兵只是一个零件。任何一个爱玩乐的乡下小孩都会被这种观念吓到，但加尔文派的思想家却非常兴奋，认为这些优点可以用在军事外的领域。一位英国的加尔文派牧师提到，具有加尔文精神的军人，训练有素又有纪律，还说“所有的生物中，上帝就爱军人”。[7]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对加尔文派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操练也是令人尊敬的消遣活动。另一位牧师鼓励大家：“丢掉你的纸牌、骰子，不可纵欲、嬉闹和调情。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事，不如多多锻炼自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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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文精神洗礼下，新式军队大获成功。毛里斯击退了占领荷兰的西班牙人，克伦威尔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非清教徒的保王党（Cavalier），后者仍然采用旧式乱无秩序的作战方式。很快地，无论是天主教、新教或天主教国家，西方世界每个王侯和将军都依照加尔文的精神来操练军队。无论是发起宗教改革或是受到影响的国家，所有人一起改变了战场的游戏规则，枪炮变成基本要素，直到今日也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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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派的欧洲历史学家倾向以“生产工具”作为社会动力的决定因素，忽略了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谓的“破坏工具”。因此他们较容易把工业革命视为宗教改革背后的原因，但其实枪炮所带来的军事革新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枪炮为基础的战争和工业革命一样，两者需要前所未有的社会纪律——数量庞大的男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包括女人），被训练成服从、无自我的人，而新一波的新教改革便是推手。瓦哈比主义在阿拉伯部落也有同样的功能，这都要感谢瓦哈比本人把枪炮带入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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