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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加尔文教徒——英国革命家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更重视军事纪律。他禁绝士兵一切的娱乐活动：饮酒、赌博、抢劫、玩女人，甚至骂脏话都不准。对一般男人来说，军人是既危险又不愉快的职业，但至少能跳脱既定的生活，能到外地四处玩乐。然而在克伦威尔的新式军队中，狂欢、娱乐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台巨大、运作顺畅的机器中，士兵只是一个零件。任何一个爱玩乐的乡下小孩都会被这种观念吓到，但加尔文派的思想家却非常兴奋，认为这些优点可以用在军事外的领域。一位英国的加尔文派牧师提到，具有加尔文精神的军人，训练有素又有纪律，还说“所有的生物中，上帝就爱军人”。[7]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对加尔文派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操练也是令人尊敬的消遣活动。另一位牧师鼓励大家：“丢掉你的纸牌、骰子，不可纵欲、嬉闹和调情。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事，不如多多锻炼自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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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文精神洗礼下，新式军队大获成功。毛里斯击退了占领荷兰的西班牙人，克伦威尔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非清教徒的保王党（Cavalier），后者仍然采用旧式乱无秩序的作战方式。很快地，无论是天主教、新教或天主教国家，西方世界每个王侯和将军都依照加尔文的精神来操练军队。无论是发起宗教改革或是受到影响的国家，所有人一起改变了战场的游戏规则，枪炮变成基本要素，直到今日也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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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派的欧洲历史学家倾向以“生产工具”作为社会动力的决定因素，忽略了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谓的“破坏工具”。因此他们较容易把工业革命视为宗教改革背后的原因，但其实枪炮所带来的军事革新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枪炮为基础的战争和工业革命一样，两者需要前所未有的社会纪律——数量庞大的男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包括女人），被训练成服从、无自我的人，而新一波的新教改革便是推手。瓦哈比主义在阿拉伯部落也有同样的功能，这都要感谢瓦哈比本人把枪炮带入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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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单峰骆驼练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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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哈比和他的赞助者绍德心中，军事纪律和宗教上的清教精神有关吗？可惜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能确定的是，绍德和瓦哈比一样，是个军事创新者。有位法国人曾参与拿破仑的埃及远征，瓦哈比入侵叙利亚时，他在阿拉伯的阿勒颇（Aleppo）担任法国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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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拉伊耶，伊本·绍德开始实现他的作战计划，为求成功，他不顾一切。他的士兵已经习惯了征战的劳动和疲累，在他日积月累的操练下，士兵变得强壮、坚忍。他用骆驼取代马匹作战，骆驼和马匹一样敏捷，但更强壮。骆驼天生适合在沙漠行走，若少了骆驼，根本无法待在沙漠中。绍德下令，每只骆驼要载两个士兵。他配给的不只是士兵的食物，还有骆驼的食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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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军事操练与十七世纪具有清教色彩的军事改革有很大的关联。绍德的军队有多达六千名士兵，不太可能像欧洲士兵一样反复行军，他们不是步兵，而是欧洲人所谓的骑兵。瓦哈比要求军队改用枪，所以绍德不让士兵骑马，而是两人共乘一只单峰骆驼，使用枪支。当时普遍的枪支应该是鸟嘴铳，士兵独自骑马就难以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要上膛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坐在一只移动的动物身上。两人骑乘一只骆驼，一个控制动物，另一个就可以专心处理射击这件麻烦的事。因此绍德所规划的操练便是为了在一只移动的骆驼上开枪与上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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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操练不只是为了强迫士兵熟练某项军事技术，他的终极目标是培养铁的纪律。绍德希望他的士兵“不知疲累”，甚至限制粮食配给来锻炼他们的意志。这些观念与清教式的军事改革完全一致，特别是“禁欲”和“克己”。在欧洲和阿拉伯，清教主义真正的功能是使战士们将纪律内化，以符合新的枪支作战方式。根据新教改革者的说法，要求军人保持清醒与绝对服从的不只是将军，还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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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军事现代化与清教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已经紧密地结合了。182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Ottoman Sultan Mahmud II）亲自废除麾下的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y），因为这大约十万名步兵精英拒绝配合军事改革。土耳其禁卫军曾因发动宫廷政变受到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苏菲教派的狂热信徒有密切关系。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的统治时期涵盖整个十九世纪，他引进欧式军事改革，希望人们都更有战斗力。他企图打压苏菲教派，禁止人民举办类似欧洲圣人日的庆典“圣纪节”（Mulid）。人类学家迈克尔·吉尔森（Michael Gilsenan）写道：“十九世纪埃及‘现代化’后，全新的时代来临，军队随着新式的鼓声行军。有人开始破坏苏菲派的游行活动，扯下他们的旗帜，指责苏菲派太过张扬，并把他们当成不折不扣的敌人。这种敌意直到今日仍未散去。某些国家宣告苏菲派不属于伊斯兰世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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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训练庞大而有纪律的军队而打压庆典活动的，还有哪些国家？以罗马帝国为例，它的战力全靠操练精实的步兵，其政府对狂热宗教的压迫是否和军事层面有关，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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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也很耐人寻味。韦伯发现，中国人很早就扬弃了传统的狂热活动。幅员如此广阔的帝国没有跳舞文化，早年的战舞早就消失了，也没有任何撩人的歌舞聚会。[11]韦伯认为，中国宗教仪式中“所有狂欢的成分都被严格地去除了”。如同罗马贵族看待狄俄尼索斯祭典，中国人也认为狂热仪式是危险的。[12]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公元前七世纪便展开军事革新，带着弩的步兵取代了两轮战车上的武士贵族。枪炮改变了现代欧洲与十八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弩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可能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一点就留待专业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探讨。就我的推测，为了训练一大群男人隔着一定距离重复使用某项武器（弩或枪），一定程度的社会纪律是必要的，所以执政者才容不下传统庆典与狂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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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七章/忧郁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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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从英格兰开始，欧洲世界被一种流行病入侵，以现代的说法，这种病叫作忧郁。这种病袭击的对象不分老幼，发病时，患者会陷入数年或数月无精打采的状态，以及抑制不了的惊恐当中。这种病似乎都会找上事业有成或有才华的人，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留下的文献较多。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政治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和约翰·邓恩（John Donne），还有剧作家与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是早期有名的患者。对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最糟的结果就是患者自杀。1733年，医生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哀悼：“近来，情绪失控和不寻常的自杀与日剧增，多半是这种瘟疫造成的。”他猜想，英国的天气、都市化与久坐不动的生活造成几种类似的流行病，其症状可怕又吓人。以前没人得过这种病，也没见过这么高的致死率，各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患者。经估计，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这种精神紧张的情况。[1]一百年后，情况还是没有改变：“现在精神紧张的症状还是很常见，过去前所未见，在别的国家也没听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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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来自贫穷家庭，是个极为聪颖的男孩。1729年，二十岁的时候，因资金不足，他被迫离开剑桥大学，不久后便成为忧郁症的猎物。根据他的好友与传记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描述，约翰逊深陷情绪低潮，回到父母家后，“那病态的忧郁开始极尽可怕地折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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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被这可怕的疑病症击垮了，总是易怒、焦躁、不耐烦，同时又沮丧、阴郁、绝望，觉得活着很悲哀。自从患上这个凄惨的病后，他从未真正好起来，他所有的工作和休闲，只能短暂逃脱那可怕的侵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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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文凭，也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对着镇上的时钟呆坐，虚晃时间。他四处漫步，边想着要自我了结。让他如此脆弱的不只是贫穷和失败，几年后他成为一名作家，也因健谈而大受欢迎，但这个病再度找上他。他五十出头时写道：“我的惊恐和苦恼不断增加，深陷极度忧郁中……全能的神与慈悲的天父，请怜悯我，解救我的苦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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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格兰人来说，这个病是“英国病”。十六世纪后期，提摩西·布莱特（Timothie Bright）的《论忧郁》（Treaties of Melancholie）便如此称呼。英国国教的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1621年的经典之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也提出彻底的分析。但北方这座多雨的岛并不是这个疾病唯一造访的地方，整个欧洲都为此病所苦。安得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认为，对忧郁症的担忧起源于意大利，然后被游客带回英格兰。[5]这问题似乎可以更往前追溯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1603年观察到：“这个国家的男人不只是有点忧郁，根本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工作上无精打采、欲振乏力。”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的宫廷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症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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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纪时，德国人像英国人一样，认为忧郁是国民病了。［历史学家罗伯特·金斯曼提到：“文艺复兴艺术，无论是绘画或文学，都以忧郁气息为主轴。”他以数个德国艺术家为例来做解释，包括丢勒（Albrecht Dürer）。详见RobertS.Kinsman,The Darker Vision of the Renaissance,p.310.］后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很矛盾，当时的德国处于“曙光出现的世纪——启蒙时代”，但事实上到处都有“阴森不安与忧郁的人们”。例如编辑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整天呆坐，放空，在纸上乱涂，又因时间的流逝怨恨自己没能好好利用时间”。[7]法国也孕育出知名的忧郁文人卢梭［8］。这些失调的症状在十九世纪中前还不是文学的主题，直到它们找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等作家。从十九世纪以降，忧郁在名人的传记里越来越常见：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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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这个疾病更加普遍，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当然二十世纪的统计方法较健全，医生与病人也比较愿意通报这类疾病，不过这不是忧郁症普遍出现的原因，否则思觉失调症、恐慌症、恐怖症的病患也会同时增多，但事实不是如此。[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忧郁症现在是世界第五大死亡与失能的主因，而缺血性心脏疾病占第六位。[10]自杀是最不幸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但即便是轻度忧郁症（dysthemia，症状是无法感受快乐）也很危险，它会让人变脆弱、身体容易罹患疾病（例如癌症或心脏病）。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不只是袭击富裕或知名的人，更常发生在穷人身上，而且以女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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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短短几年，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电视节目开始热切关心忧郁症，包括致死率、性别比、遗传因素以及药物治疗的效果。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研究指出，这种流行病是否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它是否催生于某个文化环境，进而蔓延扩大，也没有定论。众人会忽略历史因素，原因之一是我们以前只把焦点放在患病的名人身上，没有深入进行统计学或传染病学上的研究。［凯·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引人入胜的著作《天才向左，疯子向右》（Tou-ched with Fire）中就有这个问题。作者试图要证明，狂躁、忧郁等疾病，与艺术创作一定有关联，并列出一大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患者。首先，她并没有清楚区分双极性疾患（如躁郁症）和单极性疾患（躁症或郁症），而是全部都混在一起，比如塞缪尔·约翰逊是单极性疾患。第二，为了证明各种形式的忧郁症好发于十八世纪的作家与诗人身上，她把当时得病的诗人比例与今日的一般人口数相比较。但十八世纪一般人的得病率呢？况且，为什么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或诗人只限于有发表作品的名人呢？最后一点，事实上她从没有解释，为何她所讨论的名人患者都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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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忧郁症的传播真的有个开端（大约在十六、十七世纪），我们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丧失感受快乐的能力，是否与助兴的场合不断减少有关，例如嘉年华与传统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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