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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短短几年，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电视节目开始热切关心忧郁症，包括致死率、性别比、遗传因素以及药物治疗的效果。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研究指出，这种流行病是否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它是否催生于某个文化环境，进而蔓延扩大，也没有定论。众人会忽略历史因素，原因之一是我们以前只把焦点放在患病的名人身上，没有深入进行统计学或传染病学上的研究。［凯·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引人入胜的著作《天才向左，疯子向右》（Tou-ched with Fire）中就有这个问题。作者试图要证明，狂躁、忧郁等疾病，与艺术创作一定有关联，并列出一大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患者。首先，她并没有清楚区分双极性疾患（如躁郁症）和单极性疾患（躁症或郁症），而是全部都混在一起，比如塞缪尔·约翰逊是单极性疾患。第二，为了证明各种形式的忧郁症好发于十八世纪的作家与诗人身上，她把当时得病的诗人比例与今日的一般人口数相比较。但十八世纪一般人的得病率呢？况且，为什么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或诗人只限于有发表作品的名人呢？最后一点，事实上她从没有解释，为何她所讨论的名人患者都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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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忧郁症的传播真的有个开端（大约在十六、十七世纪），我们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丧失感受快乐的能力，是否与助兴的场合不断减少有关，例如嘉年华与传统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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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认为，忧郁症在1600年前后开始流行，也就是伯顿开始“剖析”这个病的时候。二十世纪前，忧郁还不是一种病，但已经困扰人类很久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提过。十四世纪乔叟笔下的人物也感受到忧郁了，中世纪后期的神父则称它为倦怠（acedia），就教义来说它可是一种罪愆，一染上就会忽略自己宗教上的义务。忧郁一直都存在，只是名称不同。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可证明，欧洲的忧郁症患者到了近现代才剧增。当时还没有精神科专家可进行诊断，也没有公共卫生单位记录患者人数。我们仅能知道，1600年到1700年间，已经有人在撰写与忧郁相关的医学书籍和文学著作，希望能触及到热切关心的读者，至少是一些受忧郁所苦的人。例如塞缪尔·约翰逊就非常推崇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还说“这是唯一能让他提早两小时起床的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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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对忧郁产生兴趣，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时已有相当多的患者。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认为，可能因为医学研究发展，或纯粹作为一般问题，这个疾病才渐渐受到关注。不过受到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影响，有人摆出那其实很无聊或漠不关心的姿态，也难怪医界人士有偏见，认为那是天才才会生的病，或至少是“过得舒适的人”想弄个吸引人的诊断好提高身价，但其实只是心情不好而已。切恩医生认为：“一般来说，哪有什么精神病，所谓的患者，都是一些活泼敏捷的人。这些人顶尖聪明又有内涵，有敏锐透彻的观察力，对于快乐和痛苦非常敏感，有高度的感知力和品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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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期，忧郁确实变成英格兰有钱人之间时髦的象征，枯燥无味的诗句也风行起来，像是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的《忧郁的喜悦》（The Pleasure of Melancholy）以及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的《忧郁颂》（Ode to Melanc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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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忧郁！沉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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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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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贴心又令人伤心的好陪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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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人认为，社会精英才会有忧郁病，还以此创作讽刺文学。十八世纪中期某出英国戏剧中，有个理发师哀怨地说自己心情忧郁，旁人回说：“忧郁？太夸张了，‘忧郁’是理发师会说的话吗？你应该说，沉重、无聊、脑袋不灵光。忧郁是贵族们武器上的纹章呢！”[14]从医生的立场来看，他们急着想帮有钱的患者做诊断，说他们有忧郁症（或称为“脾气不好”），好从神职人员手中抢到治疗精神失常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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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开始研究之后，忧郁变成为一项时髦的事，让人变得有个性，但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这种特殊的姿态或态度领导潮流，不是其他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应该是狂妄自大或豪迈自在，而不是病得奄奄一息、衰弱无力；另外，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主轴——启蒙运动，有更多人应该是带着求知若渴的心情才对。不过，虽然忧郁情绪颇受欢迎，成为了当时文学的主题与社会关心的焦点，但有些人却是不得不面对这些苦恼。以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为例，他在二十多岁时得病，考试的焦虑使他试图自杀，被强迫安置在安养院十八个月。他一辈子中有四次陷入忧郁，“自己变得像婴儿一样”。[15]为了防止他自杀，只能把他交给安置机关。他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写信给友人，读过就会知道，那不可能是故作姿态：“每天晚上都很惨，我相信只有上帝知道，没有人可以熬过那样的夜晚……玫瑰因为无尽的绝望而凋谢坠落在地，以无法言喻的痛苦怨恨着我出生的那一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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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会轻易认为，忧郁情绪如此普遍，只是那些有心人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毕竟有些人自己就是受害者。罗伯特·伯顿坦承：“我书写忧郁，让自己忙碌，避免陷入低潮。”[17]乔治·切恩自己也染上此病，但却靠自己发明的蔬食疗法治愈了。英格兰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十九世纪中期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目是《情绪低落与精神失常现象剧增》，他后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8]从1600年起，忧郁显然成为广大读者关心的主题，我们最直接的推测就是，周遭有太多忧郁的人需要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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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数个世纪前人们陷入的忧郁情绪（melancholy），和我们现今所知的忧郁症（depression）是否相同。即使在今日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心理疾病的定义与区别还是有点模棱两可，更别说十八世纪以前，还没人对这种症状做过科学与系统性的分门别类。依照伯顿的说法，忧郁情绪有时和疑病症、歇斯底里症、女性忧郁症有些重叠，而后两者更特指女性的精神失常。[19]但大体而言，除了那些冗长的文字叙述外，他对忧郁情绪的描述足以取代现代忧郁症一词的定义：“恐惧与悲伤取代愉悦的感受，猜疑、不满、经常性的焦虑频繁出现，最终他们会厌倦生命，忧郁——这个凶猛的魔鬼会产出腐败的灵魂，忧虑与不满将侵蚀一切……他们无法忍受伴侣、光线或生命本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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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过去对忧郁患者的描述，对比当代忧郁症患者的亲身描述［例如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1990年的著作《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便会发现合理的相似之处。斯泰伦发现自己渐渐抽离人群，甚至在自家晚宴上丢下客人。鲍斯威尔在关于忧郁的章节中谈到：“约翰逊病得很重，他曾经多么喜欢有人作陪，现在却极度厌恶社会——这个病最要命的症状。”[21]斯泰伦将“自我憎恨”列为症状之一，创造力丰沛的约翰逊就一再怪罪自己过着“放荡无用的生活”。[22]约翰·班扬更夸张地哀悼他“原始且内在的污染”：“那是我的灾祸和我的病症，在我自己眼中，我比一只蟾蜍还恶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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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伦还提到另一个症状，除了人以外，这个世界别的事情也令他害怕。内心的恐惧蔓延到外在的世界，一景一物像涂了毒药一样。斯泰伦发现“他三十年来钟爱的家，被一股明显的不祥预兆笼罩着”。[24]威廉·詹姆斯长期以来与病魔对抗，也写下“对忧郁症患者而言，世界显得遥远、奇怪、邪恶、诡异。它的颜色消失了，它的气息是冰冷的”。[25]十六、十七世纪的忧郁症患者也有非常接近的感觉，他们觉得自然世界在崩坏中——崩塌、坠落、毁灭。如同约翰·邓恩说的：“世界褪色了。”对一个忧郁的人而言，我想大概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描述。[26]难怪斯泰伦觉得自己沉浸在“恐怖的灰色细雨”中，而约翰逊一再提到“令人恐惧的悲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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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颇为自信地推论出，近现代的男性与女性所感受的忧郁情绪，和我们今日的忧郁症是同样的心理障碍。比起中世纪，不管是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症，到了近现代都更加常见，只是我们无法从统计数据上得知实质的增加趋势。于是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思考，早期忧郁症状的流行是否与本书的主题——集体仪式与庆典被打压——有关，这两个现象在许多方面是否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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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也许因为生了病，忧郁的人失去参加团体活动的兴致，甚至觉得庆祝活动令人厌恶。但还有其他可能，第一，从四百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忧郁症的蔓延与庆典的式微，代表某种症候，显示人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一直在改变。第二，更有趣的可能性是，传统庆典的消失本身就是忧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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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焦虑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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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谈到“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改变”，八成都会感到不安，还好许多知名学者已经造访过这个困难的领域。1972年，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写道：“研究欧洲文化的历史学家已有重要的共识，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28]这个改变称为“主观性的兴起”（the rise of subjectivity）或“内在自我的探寻”（the discovery of the inner self）。此后，我们就把每个人（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看成有其独特的个性以及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有普遍的能力，以自主的“我”面对这个世界，以此区别大多数无法信任的“他者”。这个转变非常极端而且剧烈。第五章提到，欧洲的权贵从武士阶级成为宫廷朝臣，心理状态也变了——不再主动直接，反而强调互相提防。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这个心理变化散布开来，影响工匠、农夫和工人。路易斯·萨斯（Louis Sass）认为，这个新观念“强调疏离与自我意识”，[29]使个人无形中变得更加自主，更加挑剔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希望社会进步。但这也可能竖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堡垒，对彼此小心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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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现代数个具体的转变中，历史学家推论出，这个心理变化最早居然发生在都市中产或中上阶级。手边有余裕的人一定会买镜子，才能好好检视自己，还会请人制作肖像画（林布兰因而画了超过五十幅），以及为了呈现给读者而精心修饰的传记。中产阶级的屋内空间也首次区分为让客人使用的公共空间以及私人空间，以卧室来说，它可以用来休息、卸下心防，真正“做自己”。舞台剧与歌剧这类高雅的娱乐越来越多，但观众得在自己的座位上维持不动，这种形式取代了嘉年华中随意互动与肢体交错的愉悦。[30]特里林提到，“自己”这个字，不只是一个反身代名词或强调语气用语，已升级成为独立的名词，指不轻易为人窥探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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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外表之下藏着“自我”，从某个场合携带到另一个场合。许多人认为，这种自我概念是源自于阶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中世纪社会中，一个人外在的穿着举止就代表其身份——农夫、商人或贵族——假扮其他身份就是僭越。举例来说，当时法律禁止富裕平民的衣物使用贵族专属的颜色与布料。历史学家娜塔利·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表示：“嘉年华或其他节庆的时候，年轻的农夫会假扮成动物或转换阶级、性别，用另一种身份发表意见……但这只是暂时的乔装，纯粹为了娱乐大家。”[31]到了十六世纪后期，阶级的晋升变得可能，或至少可以期待，因此“假装”变成生活中普遍的事。想要贵族头衔的商人、想要商人头衔的工匠，都得学着怎么演，王公贵族精心设计的礼仪，就是随手可得的剧本。你也许不是地主或自负的中产阶级，但你知道怎么扮演。十七世纪英格兰有本畅销书，便在指导想要成为名流的人如何举手投足、写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信，怎么挑选长袖善舞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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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人们喜欢上剧院，观赏演员扮演和实际生活不同的角色。不过这股风潮一开始也有些波折，早期演坏人的演员走出剧院时常会被观众攻击。剧院喜欢推出跟假扮身份有关的舞台剧，以莎士比亚为例：波西娅假装成律师（编按：出自《威尼斯商人》）、罗莎林假装成男孩（出自《皆大欢喜》）、朱丽叶装死。莎士比亚死后几年，罗伯特·伯顿感慨道，不只是在剧院才能看人演戏，“男人像演员一样演出各种角色”。他说：“男人把自己弄得像变色龙一样，短时间内扮成二十种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换上不同装扮、面貌和性格，但看他遇到谁。”[32]这实在令人痛心，一个人的内在像手艺精湛的工匠一样灵巧，可随着不同场合换装、改变举止，汲汲营营地在宴会中找乐子。在社交场合中，外表反映一个人的内在，人人都在处心积虑地塑造自我，谁还会想在集体狂欢的嘉年华中“迷失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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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内在自我”的高度推崇，使得追求自我成为人人必经的过程——如同特里林说的，那是“现代欧美人出头天”的必要条件。[33]无疑地，这种个体性与自主的观念，就是历史学家段义孚所谓“不受拘束、提出疑问与探索答案的自由”，马丁·路德与伽利略等人因此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天主教的教义。[34]哪一种比较好？勇敢却又贪心而好胜的个人主义？还是与社会习俗密不可分、几乎没什么自我性格的中世纪文化（在非欧洲地区则被称为“原始文化”）？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选择与表达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不然还有哪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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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欣欣向荣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全没缺点。段义孚写道，明显地，个人自主新观念的另一面就是“隔离、寂寞、疏远，失去世界所给予的天真快乐和自然活力”，还有“沉重的感觉，除了个人决定付出的事物，现实世界毫无意义”。[35]造成忧郁症的环境条件，其中之一绝对就是这种隔离感。涂尔干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过自杀问题，他提出“无规范”（anomie）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十九世纪欧洲自杀率攀升的原因；流行病学家则援用来解释当代忧郁症的盛行。[36]涂尔干观察到：“一开始社会就是一切，个人无关紧要……但随着社会发展，情况渐渐改变。社会越来越庞大与拥挤，个体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单一团体中成员的唯一关联便是——他们都是人类。”[37]对许多人来说，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便是英雄式的个人主义，但它很容易导致人过于孤立，忧郁症因此伴随而来，甚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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