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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的民俗传统中，也有人用公开庆典来治疗忧郁症。在第四章提到，塔朗图拉蜘蛛曾被当成是煽动舞蹈狂热的元凶。还有人认为，被蜘蛛咬到就会出现忧郁倾向，根据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赫克尔的说法，唯一的解药就是跳舞，最好是在户外跳上几天。他指出，伴随着适合的乐器伴奏，被咬伤的人“像被施了魔法般睁开双眼，一开始慢慢摆动，随着音乐节奏加快，逐渐转为充满热情的舞蹈”。这些活动救了他们——不过只维持一阵子，一年后，整个村子又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人人心情低落、愤世嫉俗，直到又有了音乐和舞蹈，他们才一扫忧郁”。[71]之前提过，这种具有疗效的庆祝活动最终被认可，成为固定的季节性庆典，主要活动就是塔朗泰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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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尔写道，十九世纪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的症状与疗法。当地人（通常是女人）容易染病，身体日渐衰弱，家人便会花钱请一组乐队，其中包括小号手、鼓手、横笛手，并且买一些酒，请当地所有的年轻男女都在病人的家里集合。他们跳舞、聚会同欢数天，病人就不药而愈。[72]在二十世纪的索马里，太太罹患西方人所谓的忧郁症（通常是因为丈夫想要娶第二任妻子）时，家人就会找来女巫师看病，如果诊断结果是被“萨灵”（sar）附身，就得召集当地女人来一起跳舞，在漫长狂喜的仪式后，病人就痊愈了。[73]刘易斯描述这些现象时强调，关键在于患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巫师通常会建议，要把病治好，丈夫就得送给生病的妻子很多昂贵的礼物。在我看来，刘易斯认为治疗仪式只是一个表面工具。但对相信的人来说，的确是跳舞仪式把“萨灵”驱赶走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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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到二十世纪的索马里，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例子判定，庆典和舞蹈仪式真的能够治疗所谓的忧郁症，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去思考这个可能性。首先，这些仪式能够阻断患者孤立的感觉，把他们重新带回社会当中；第二，因为这些仪式鼓励人“放下自我”，也就是释放对自我的禁锢，尽管不是永久的，至少可暂时离开团体里令人不安的评论眼光，或是一向严格的上帝。在十九世纪的社会影响下，尼采跟许多人一样活得孤独又痛苦，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狂喜疗法。在所有人都独尊“自我”的时代，他勇敢指出“个体存在的恐惧感”（the horro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74]。当他读到古典文学中所描述的狄俄尼索斯祭典时，心里才隐约感觉到轻松。他想象祭典上“每个人不只和自己的同伴和解，也和内在的自己和解——仿佛玛雅的面纱被撕开，只有碎片漂浮在神秘的真神面前……他觉得自己像梦中曾经看见的神仙一样，徜徉在愉悦与极喜当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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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说明，我们了解到欧洲社会这个转变是极大的悲剧，尤以北方新教地区最为严重，有一股社会力量扫荡了传统疗法，也把人民推向了忧郁症。他们庆幸自己在科学、探险、工业上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深信自己不像浮士德，不需要出卖灵魂给魔鬼就可以成功。伴随着现代欧洲的“进步”，欧洲人反对庆典活动，但这么做反倒更容易伤害社会。几个世纪前教会官方成功将狄俄尼索斯恶魔化，同样地，欧洲人现在也拒绝了最能调理心情、解救生命的古老妙方——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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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八章/枪对着鼓：帝国主义遇上狂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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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大可合理提出质疑，指责我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只着眼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过请各位读者注意，强迫世界各地的人接受自己信仰与文化的，不是中国人、阿兹提克人或祖鲁人，而是欧洲人。从十六到十九世纪，在欧洲人摒弃与打压传统庆典的同时，欧洲人也在全球展开征服、奴役、殖民以及摧毁其他民族与其文化。航海技术和武器上的进步使欧洲顺利征服世界各地。前面章节也谈到，欧洲人的心理发生突变，个性更为积极且以自我为中心，这也使地理扩张显得必要且诱人。欧洲人拥抱清教主义的同时，向外扩张的狂潮也同时爆发，仿佛有一股急于出走的冲动。人们纷纷提出各种理由（经济、人口、思想，甚至性）来说明这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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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关心的，倒不是欧洲扩张的原因，而是随之而来的影响。尤其从十六世纪后期起，欧洲人到处探险、征服与殖民，他们刚体验过严酷的“文化改革”，容不下其他民族丰富的文化。塔希提岛的历史学家描述道，十九世纪到岛上定居的清教徒传教士，“信仰严厉又无趣的宗教，老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来不笑，不开玩笑，也不懂大家的趣味。他们觉得不得体或轻浮的，就不去碰。他们时时刻刻都记得身上的包袱与世人的罪”。[1]有些欧洲的基督徒没这么严肃，但到哪里还是带着怀疑眼光，好像别人都很容易情绪化。二十世纪初期一位美国教授谴责“原始的”狂热宗教：“无意识的激动、狂热的情绪、过度的热情、刻意放纵，这些举止都不会长出灵性成熟的果实。理性的爱、喜悦、平静、刻苦、温柔、善良、虔敬、谦卑——‘自制’才能接近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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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毁灭“原始人”的仪式时，有时会刚好遇上原住民部落本身的没落。大洋洲塔斯马尼亚（Tasmanian）和南美洲加勒比（Carib）文化消失，这没什么好感叹的，从宏观的角度看，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文化的继承人就屈服在欧洲的武器和疾病之下，不复存在了。在大洋洲，传教士努力要提升与“教化”原住民，不过埋葬原住民的工作就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了。教会还曾召回某地的传教士，“由于本区原住民逐渐消失，任务终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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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整体而言，欧洲人查禁其他社会的团体仪式，多半都是有意为之。大多数的欧洲人认为，欧洲以外的文化毫无用处，有位英格兰的传教者描述非洲文化“不过是一大堆松散的观念，模糊、幼稚，纯粹出于对周遭自然环境的迷信”。[4]欧洲人特别厌恶土著的仪式，其中当然包括跳舞、唱歌、戴面具，有时还有人会进入出神状态。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团体舞蹈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欧洲人的“宗教”一样。南非茨瓦纳族（Tswanas）“跳舞”（go bina）一词也有“崇拜”的意思。[5]南非、中非、东非班图语族（Bantu）的“鼓”（ngoma）一字也作“仪式”、“崇拜”、“唱歌跳舞”之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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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吉恩·可马洛夫（Jean Comaroff）注意到，在南非所有的本土习俗和传统中，“基督徒特别讨厌当地人的团体歌唱和舞蹈”。[7]我们在导论中说过，不管到哪里，欧洲人都觉得那些行为是社会骚乱，是在崇拜魔鬼，是猥亵的举动。有些欧洲人则是从“科学”的观点判定，那些人是歇斯底里症。举例来说，十九世纪后期，阿拉斯加尤皮克（Yupik）部落的耶稣会传教士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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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可怜的人抱着极大的希望，尽管他们看起来这么恶心，其他生物都忍不住要看一眼……他们的迷信行为多半是在崇拜恶魔。他们非常热衷举行表演和宴会来取悦死者，但事实上是在借由跳舞和吃喝取悦与放纵自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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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教化”原住民的目的很多，可能是为了军事扩张，或是便于行政管理，甚至是“宽大为怀”要带给他们文明。不管为了哪个目的，欧洲人都极度讨厌当地的团体仪式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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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大举扩张，四处打压原住民文化，这点毫无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轻描淡写带过，仿佛不需要多加说明。举例来说，人类学家乔恩·柯比（Jon P.Kirby）指出，在西非的传教士“忙着对付传统仪式与信仰”，连自己原本的任务和身份都忘了。[9]另一位人类学家贝芙莉·斯道杰（Beverly Stoeltje）解释说，现代系统化的宗教试图消灭原住民的宗教，使得宗教仪式与嘉年华活动慢慢分家。[10]显然，如果外来者不接受原住民的宗教仪式，原住民为了延续传统，就只好把它当作一般嘉年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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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很难找到详细的记录，去了解原住民习俗所受到的冲击。但夏威夷是例外。当地人记下了三方人士（白人传教士、白人船员、夏威夷人）的冲突过程。夏威夷人（人数最多）想维持传统的欢乐活动；船员想要喝酒及剥削当地女性；传教士想要建立清教式的神权政治。夏威夷是由许多大小王国组成的，美国白人传教士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认为，当地人都是“一丝不挂的野人，外表看来贫穷、落后又野蛮”。[11]他和之后的传教士努力阻止船员狂饮作乐，禁止夏威夷人从事传统活动，例如冲浪、赛艇、戴花环，还有“当地堕落的舞蹈”——草裙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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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高尚的欧洲人”遇到当地“崇拜恶魔的人”后发生什么事，我这里还有一些稀疏又简要的资料可以说明。有些学者认为，不管是宗教改革后欧洲境内的反嘉年华运动，或是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禁止原住民举行祭典与狂热仪式，两者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雷同。第一，这类行动都由官方主导，无论是世俗政权或教会高层，都会不定期禁止人民举办庆典活动，当然人民也会抵抗。第二，在某些情况下，官方会利用法律威吓人民，公告禁止打鼓、跳舞、戴面具等活动，违者将受到鞭打或截肢的惩罚。柯比提到：“多数的传教士认为，必要时在殖民政权的协助下，才能摧毁既有的体制。”[13]在欧洲，有心人士也需要当权者的协助才能推动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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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殖民政权还未站稳脚跟时，单打独斗的传教士就只能靠自己阻止“恶魔般的”当地习俗，就像英国的清教徒牧师得自己动手推倒五月花柱来破坏庆典。传教士记下自己许多大胆且轻率的举动，从欧洲以外的观点来看，那些行为其实非常荒谬。早期在非洲的天主教传教士说，只要一听到鼓声，他们就会“立刻冲到那个地方，阻止这个恶魔般的活动”。[14]在葡萄牙现今安哥拉的马桑加诺（Mas-sangano）堡垒，天主教的圣方济会托钵僧（Capuchin），差点被愤怒的群众拿石头击毙，因为他“竭力反对这些人进行他们邪恶的仪式”。[15]十九世纪中期，长老会的传教士发现牙买加黑人在跳姆哟舞，急忙阻止，但黑人回说，他们跳舞时“一点都不疯狂”，还告诉他，“你才有问题，闪远一点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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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欧洲一样，有团体仪式的场合，就有不同的文化相互竞争，可马洛夫称之为“文化擂台”，在场的人就算没有真的动粗，也会出言侮辱与威胁彼此。被殖民者会嘲笑欧洲来的侵略者，欧洲人也常怀疑他们在酝酿武装抗争。原住民会被基督教的教义吸引，但排斥基督教的崇拜方式。十九世纪非洲科萨族（Xhosa）的祭司莱雷（Nxele）一开始很喜欢基督教，但后来认为，正确的崇拜方式“不是一整天唱着圣歌，脸对着地板或前面的人祷告，而应该是跳舞、享受生活、做爱，这样黑人才会越来越多，占据整个地球”。[17]欧洲人这边则是“全力挑战团体仪式”，[18]以消灭传统仪式的多寡来判断“文明化”的成果。南非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布罗德本特（S.Broadbent）1865年写道：“我很高兴，茨瓦纳族的习俗和典礼日渐衰退。当地人还会进行一些舞蹈仪式，但我会过去阻止，还要对着那些愿意听的人传教。”[19]据说，南非纳马族（Namaqua）改信基督教的人“已经放弃跳舞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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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欧洲人留意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消灭传统仪式，就像他们打压自己人的嘉年华与庆典活动。先前提到，他们倾向将“新世界的野人”等同于“旧世界的低下阶层”，也留意到欧洲的嘉年华与遥远地区的狂热仪式的相似处。循着这个对比，消灭嘉年华与部落仪式的动机就很清楚。欧洲人反对内地的团体娱乐，目的是要将工作伦理植入工人阶级，体力应该用来生产，不该“浪费”在庆典中。同样地，欧洲的殖民者感到不可思议：原住民外表懒散，却把精力都投注在迷信的宗教活动上。殖民者非常不满原住民轻松的生活步调，于是把清新怡人的花花草草都铲掉。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从十九世纪英国的标准看来，绝对是个自由派，但他竟然建议砍掉马来群岛的面包树，这样才能逼岛上居民学着努力工作。[21]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则是被西印度的南瓜激怒：“在那里，靠着阳光土壤，每个黑人一天工作半小时就有这么多南瓜可以吃，就能养活自己。所以他们不努力工作，整天杵着发呆。”[22]没了这些削弱心志的植物，教会才能解救当地人。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传教士也说：“在非洲，雇主遇到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当地劳工个性不稳定，行为又不检点。基督的教诲和工业训练有助移除恶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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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较于对付自己人，欧洲人打击殖民地的文化还是严重得多。在欧洲大陆，精英分子反省到，自己打压的人，包括农夫、劳工和工匠，都是基督徒。随着社会演进，共同体的感觉慢慢出现。但“野人”就不一样，他们的肤色、脸部特征都跟欧洲人不同，加上奇怪的信仰和习俗，根本就是“他者”。有时欧洲人甚至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人。在大洋洲开垦的英国人就觉得，次大陆的原住民“跟猴子是同一类的物种”，就算勉强看成是人类，也一定是“最接近猴子或大猩猩的人种”。[24]十九世纪初瑞士比较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认为：“黑人……显然比较接近猴子。这个族群的各个分支一定都会有野蛮人的性格。”[25]这种态度合理化种族灭绝的行为，仿佛是无关紧要的举手之劳。西班牙的征服者写道：“那一百个拿着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我看来就像手掌中的苍蝇一样。”[26]还有个流亡海外的英国拓荒者吹嘘说：“对塔斯马尼亚人开枪就像射杀一群麻雀一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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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随着宗教改革发起的社会革新，目的不是要消灭参加庆典的人，而是庆典本身。当时欧洲政治经济环境的主要发展，其一是专制王权的兴起，接着是工业化，低下阶层的人民在这两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从军，成为国王麾下大军的一员，其他人则成为制造业大厂的工人。他们注定要接受严格训练，但不一定会丢掉小命。但被殖民者的命运就不同了，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毫不掩饰地进行大屠杀。美国作家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写道：“那是一股单一的冲动，延续了数个世纪，打算要毁灭整个星球。”[28]相较于欧洲的工人，南美洲、加勒比海等殖民地的奴隶只能做到死，接着再换另一批人上来顶替。在某些情况下，殖民者与征服者甚至不屑用原住民当劳工，举例来说，在大洋洲和美国西部，“文明”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消灭了多少原住民。英国作家马克·卡克（Mark Cock-er）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提到，四百年以来，在欧洲帝国主义肆虐下，估计有五千万人丧生，相较于二十世纪各个种族灭绝的惨剧，这是很惊人的数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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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脉络下，到哪里都跟着征服者的传教士，便以一种自以为高贵又善良的姿态出现。他们相信原住民的灵魂需要救赎，也就是间接承认对方也是人类。有的英国传教士反对人口交易，也有人更直接反对奴隶制。大洋洲的传教士会抗议殖民者强暴与屠杀原住民。南美洲的殖民当局认为传教士会太过保护改信基督的印第安人，因而在十八世纪后期把传教士都驱逐出境。传教士认为，世俗政权有时和教会唱反调（尤其是针对美国的黑奴），是深怕奴隶会记得基督的教诲，相信人人都可得到拯救。十八世纪中期教会复兴之前，北美许多蓄奴者强烈反对奴隶改信基督教，如果奴隶去参加礼拜或私下祷告，就会被鞭打。[30]奴隶主甚至只让奴隶相信“改编”过的教义，如同这份为北美奴隶制作的教义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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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上帝为何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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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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