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96211
1707496212
如果西方人认为狂热仪式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与“国家大事”无关，那么白人统治者何苦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活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白人统治者自己是“非理性的”。殖民事业长久以来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白色歇斯底里症”，只要有他们的地方，当地各种大小宗教和神秘活动就会被严厉地打压。在非洲，只要是“异教”、“过于热情”、“具有非洲风格”的宗教活动，殖民政权一概禁止。首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基督领袖是刚果女性唐娜·碧翠斯（Donna Bea-trice），但在1706年被比利时人活活烧死。[7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人判处另一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先知西蒙·金布古（Simon Kim-bangu）终身监禁。英国人则是骚扰非洲的守望台组织（Watchtower movement），因为该组织的成员会在夜晚打鼓、吟唱与说方言。[76]在美洲，十八世纪末，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开始调查欧毕教，相关人士都被烧死、吊死或割掉耳鼻。[77]拿破仑指示海地当局，一定要根除伏都教；[78]葡萄牙的殖民政府骚扰并压迫坎东布雷教徒。[79]
1707496213
1707496214
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查禁地方宗教，只是因为信徒的歇斯底里表现，或情绪太过激动。“神鬼之舞”对白人根本没有直接的威胁，他们的教义甚至包括“不得伤害任何人”、“不得打斗”等道德律令。[80]但显然地，美国政府不觉得这些人是和平主义者，还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把一切纷乱归咎于1890年苏族的反抗行动，当中还包括惨烈的膝伤河（Wounded Knee）大屠杀。这也难怪，一想到十九世纪末死去的印第安同胞即将归来，神鬼之舞的信徒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大军。
1707496215
1707496216
欧洲人四处打压狂热仪式，是出于非理性的过度反应，还是白人们真的感受到了威胁呢？在加勒比海，殖民政权始终厌恶非洲打击乐，他们似乎确实评估过，这种鼓可能会破坏治安。1884年，特立尼达的英国殖民政权下令禁止民众打鼓，还在报纸上提出警告：“文明人会因这不断重复的野蛮鼓声而躁动起来”。[81]但笔者推测，这番举动背后应该是有理性的军事考量，当局者禁止跳舞、狂热活动的同时，“一般聚会人数不可超过十人，更不可携带棍棒等武器聚众集会”。[82]在古巴，美国占领军在1902年禁止“来自非洲的打击乐器”，接着又把禁令扩大到“所有非裔古巴庆典的舞蹈”，因为“那是野蛮的象征，还会扰乱社会秩序”。[83]十八世纪中期，南科罗莱纳州政府禁止打鼓，是有其军事考量，因为奴隶会用鼓作为远距离的沟通工具。
1707496217
1707496218
在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念与学科教养下，我们认为，全球各地反抗奴隶制度与殖民统治的舞蹈与宗教仪式是肤浅、毫无威胁的，也没有政治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提出批评呢？就算被压迫的人在狂热的宗教仪式中仅仅获得威尔逊所谓“精神上的安慰”，我们还是得承认，对于失去传统、土地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种安慰已经很难得。人类学家路易斯写道：“在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专为弱者而生的神秘力量。如果他们得不到土地，至少让他们有办法平衡不满，弥补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公平待遇。”[84]
1707496219
1707496220
以近代的狂热宗教为例。1956年的南非种族隔离，一名祖鲁矿工创立了锡安使徒见证会（Full Witness Apostolic Church of Zion），其主要仪式是绕圈跳跃。这个仪式殖民前就有了，是部落的入会仪式：“信徒不断绕圈旋转，渐渐增强为一股动力，像发电机产生灵性的能量一样……在节奏的驱动下，绕圈活动让信徒的心理产生变化。肢体紧密的结合也消弭了参与者之间的界线，使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众人合为一体。”[85]有个左倾的人类学家建议这些信徒去加入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有些人还真的照办了。他们在宗教仪式中唯一找到的，也许只是片刻间无上的喜悦，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咬紧牙根，在艰困和受压迫的生活中寻求乐趣，是相当大的成就，达到狂喜状态更是一种荣耀。
1707496221
1707496222
然而，从征服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成就越来越少。原住民很努力要保存传统仪式，也努力要延续各种狂热、叛逆宗教运动的火花，但综观这段历史，仍充满着文化灭绝与集体伤痛。古代的仪式被禁止，融合性的宗教被边缘化、被逼得地下化，受到宗教启发的革命教派被摧毁。以本章开头提到的塔希提岛人为例。十八世纪末，塔希提岛人用传统的庆典来嘲笑两个来自西班牙、想使他们改信基督的神父。他们嘲笑道，可怜的基督徒是小偷、笨蛋，是“甲壳动物”（这些骂人的话经过翻译丧失了原有的力道）。[86]几十年后，神父走了，严厉的传教士来了，塔希提岛人完全被驯服。传教士吹嘘说，在他们调教下，当地人已经改掉轻浮的个性，还放弃了跳舞仪式。[87]
1707496223
1707496224
俄罗斯航海家别林斯高晋（Thaddeus Bellingshausen）在1820年造访塔希提岛时发现，当地人居然穿着欧式服装，男人和女人都剪了头发。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说：“显然传教士认为，一头乌黑亮丽、垂到腰际的秀发不卫生。”文身不合宜，更不可以喝酒，此外，“自由恋爱是不知羞耻的行为，基督徒的罪恶由此而生”。传教士应该很有成就感，“再也没有人跳舞、演奏塔希提岛的音乐，连编织花环也不准”。[88]塔希提岛人被“改造”后，不只改变信仰，也彻底被击败了，唯一能做的只有偷喝闷酒。
1707496225
1707496226
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悲叹道，破碎的文化、破败的经济以及忧郁的人民，导致酗酒与自杀人数增加。[89]跟这些破坏比起来，集体仪式和庆典被查禁似乎没那么严重。但要评估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时，“狂喜的技艺”——不靠白人的科技和物品就能引起信徒们无上的喜悦——一定要被列入损失当中。
1707496227
1707496228
1707496229
1707496230
1707496232
街头的狂欢 第九章/法西斯集会
1707496233
1707496234
现代可以说是后庆典时代，群众还是会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希望能体会到合一、提升的感觉，至少也会把集会当成消遣活动。这样的场合可能是体育活动、演唱会、戏剧演出、游行或名人公祭这类公开仪式。现代所有大型集会中，最恶名昭彰也最讨人厌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群众大会与宣誓活动。这些集会之中，尤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举办的党代表大会最甚。目击者提道，数十万名纳粹的忠实拥护者聚集在一起，追求“狂热”的体验。
1707496235
1707496236
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中，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体会到希特勒成功的原因，“二十世纪德国人的生活单调乏味，他们以罗马教会为典范，再创了炫目、多彩、神秘的集会活动”。[1]纳粹党代表大会为期一周，没有任何讨论或思辨的流程，以免干扰“神秘”的效果，只有游行（主要是士兵和纳粹领袖）、军事操演和激励的演说。晚上的活动才是高潮。纳粹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了一座巨大的石柱运动场，顶头还有一只巨大的老鹰，纳粹的旗帜到处飞扬，还有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照亮运动场。[2]“在明亮的夜晚里，”夏伊勒相信，“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卸下内心与灵魂的武装，到达日耳曼人所知的最高境界……在神秘的灯光下，那个奥地利人神奇的声音一出现，日耳曼民族完全合而为一”。[3]
1707496237
1707496238
那个奥地利人当然就是希特勒，在精心安排下，他的进场与演说充满戏剧效果，是全场活动的高潮。根据夏伊勒的报道，希特勒一进入大会会场，乐队便停止演奏，全场肃静。乐队倏地吹起巴登进行曲（Badenweiler March），这是希特勒进场的专属乐曲，当“强光打在舞台上时”，接着演奏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Egmont Overtune）。[4]他的演说可能只是一串口号：“流遍祖国的鲜血！”“我们牺牲的英雄！”等等，过程中，热情逐渐升温，众人狂乱了起来，不断重复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s）。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敌对的法国大使安德列·法兰索瓦·庞瑟（AndréFranois-Poncet）也忍不住惊叹：“热情渗透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非凡的喜悦占据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身上满是浪漫的热情、神秘的狂喜与神圣的幻觉！”[5]
1707496239
1707496240
不过，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的，除了狂喜的群众对着领袖疯狂高喊“胜利万岁”的画面，还有无数受难者的坟冢以及饥饿的身躯。纳粹党代表大会成为现代集体欢腾的象征，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观点。涂尔干曾深深着迷于“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现象，但在林霍尔姆看来，涂尔干“太天真了”。林霍尔姆指出：“当代群众运动在社会心理学界留下极大的阴影，学者备受打击，无不把集体欢腾视为恶魔的化身。”[6]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补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非常反感，同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姿势、动作都令人担心。”[7]最近有些修正派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使得社会学界的人认为“群体本身就是危险的”。[8]
1707496241
1707496242
非学界的人也认为，光“纽伦堡”这个字就让群众变得歇斯底里，再加上演技绝佳、魅力无比的演讲者，这群人什么暴行都可能犯下。在网络上搜寻“纽伦堡集会”，找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还有各种令人兴奋的大型活动，有人就用这个词来嘲讽超级碗、摇滚演唱会和奥斯卡颁奖典礼。一位左翼分子描述右翼的以色列集会是“犹太人的纽伦堡”；[9]有个不太好笑的脱口秀主持人评论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纽伦堡代表大会，每个人的笑声就像在高呼胜利万岁。”[10]1968年，《纽约时报》一段文章批评滚石乐队演唱会“根本就是纽伦堡！”[11]小说家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pstein）思索何谓运动狂热，包括他自己对棒球的热爱，写道：
1707496243
1707496244
自我瓦解、超越、万众一体、人我合一的感受。这样天真、返璞归真、返老还童的喜悦，难道不存在于纽伦堡大会的回响声中……再者，“裁判去死”这股冲动不亚于“杀了犹太人”吧？[12]
1707496245
1707496246
爱泼斯坦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创见，那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早在弗洛伊德研究之前……人人都知道，加入群众，就是允许自己回归原始本能的生活。”
1707496247
1707496248
但知识分子开始谴责群众运动，也不过在纽伦堡大会之前一百五十年，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纳粹非常不同，几乎是完全相反。法西斯大会赞扬暴君，法国大革命则是要推翻暴政。法西斯主义用最粗暴的方式体现政治权利，法国革命孕育出当代左派的概念，政治立场从此有了“左”与“右”之分。对比纽伦堡大会与法国大革命决定性的行动（如攻占巴士底监狱），两者之间只有一点点的相似处：都在户外，都有大量的人民集结，都是“群众运动”。
1707496249
1707496250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起义群众还算温和（即使他们是民主先驱），但他们的行动如浪潮，震惊了所有欧洲宫廷和庄园。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多数饿着肚子，只想要点面包，结果就成功推翻了波旁王朝。业余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回顾十九世纪末期后，他认为，群众发起革命的理由，例如争取食物或讨厌旧政权，都不是理性的。他们单纯就是疯了，因为群众的本质就是疯狂。个人一进入人群，“就进入特殊状态，就像被催眠一样，在催眠师的操作下，感受到奇妙的感觉”。在当下，大脑就会“麻痹”，“人开始无意识地行动，成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奴隶”。[13]现场集合的不是“众人”，而是一堆神经组织，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原始”的了。
1707496251
1707496252
勒庞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成为历久不衰的社会科学畅销书，他并没有见证革命，也没有参考任何历史学家或目击者的说法，但他的描述仿佛就像站在阳台上观看一样。他的书充斥着我们今日会直接当成歧视的论断，举例来说，他认为群众“像女人一样”不理性，容易走向极端。[14]他也不认同低下阶级发动的热血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争取的平等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主。他写道，同时代的那些群众，纯粹只是“想要彻底毁了现存的社会而已”。[15]尽管如此，这些意见并无损勒庞的权威，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弗洛伊德对集体行为的看法都传承自勒庞。
1707496253
1707496254
因此，知识分子对群众的既定看法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衷心地在纽伦堡为希特勒欢呼，或为了面包在法国发起革命，都和殖民地“野人”的狂热仪式没两样。早期的传教士认为，狂喜的“野人”是被恶魔附身了。后来心理学家说，群众中的个体都被“去个人化”了，退化成幼稚的状态，完全凭感觉，极容易被牵着走。恶魔不是不流行了，只是多了科学的解释。弗洛伊德年轻时在巴黎观察街上的群众，他写道：“我相信他们被一千个恶魔附身了……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流行病的人，历史上的暴乱都有相同问题。”[16]作为个人，我们都是理性且文明的人，但如果聚在一起，原始的恶魔就来搅和了。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导致犹太人大屠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恐怖统治。它们连同北美的莫霍克族（Mohawk）战舞、大洋洲土著的成年礼仪式，一起被归为狂野、有杀人倾向的一类。
1707496255
1707496256
和嘉年华、狄俄尼索斯的祭典相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集会也是一种集体欢愉吗？人们聚会、举行仪式和庆典，一同追求超越、放下自我的体验，是否会失控出现暴力行为，让整个活动走调呢？
1707496257
1707496258
我们先从一个重要的区别谈起。大型的法西斯集会并不是庆典或狂喜仪式，它们是由一小群领导者规划的党代表大会，是为了教化众人。这类政治集会有段庄严的历史，它至少可以回溯到罗马帝国，领导者借着圆型运动场（circus）和雄壮威武的游行来提升公民的忠诚度。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利用多彩多姿的庆典和游行活动达到同样效果，由穿着华丽的教会官员带头，众人抬着圣人的塑像游街绕行。在大型的集会中，行进队伍会带着一些引人注目的物品，罗马人则是带着铐上锁链的囚犯和牢笼里奇异的野兽，但那些只是装饰，整个活动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聚在一起。到了电视时代，播报员也会慎重地提醒我们，上亿人都在观看足球比赛或颁奖典礼。
1707496259
1707496260
纽伦堡中，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记下了游行的过程，片中所呈现的气氛，明显不是庆典。片中大多数的“动作场面”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列队穿越街道和公共场所。一般民众的画面也不少，穿着传统服饰的女人快速经过，上千名国营事业的员工穿着制服编组行进，铲子则放在肩上像扛步枪一样。其他的场景多半在晚上，高官排成长长的一列，轮番演说，伴着大量的音乐，不过大部分都是行进曲。这就是整部影片的内容，虽然我们不确定那是否算得上是一部“电影”。如同许多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集会一样，纽伦堡大会唯一展示的是军队，它是唯一合法的集会游行。
[
上一页 ]
[ :1.7074962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