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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传统庆典产生敌意,不只是急着要推动现代化,或者惧怕另一次政治动乱。革命领袖是另一个社会阶级,不同于老百姓,他们带有知识分子的骄傲,轻视一般人的娱乐。这些雅各宾党人后来掌握权力,把革命推向恐怖的血腥高峰,当中不乏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包括律师与记者,这群人和在大革命中流血流汗的农夫与工人很不同:“中产阶级的雅各宾党赞扬一夫一妻制,谴责行为放荡、饮酒、赌博、嫖妓的人。不过,老百姓都在廉价酒吧找乐子,用赌博消遣时间,在单调的工作后获得一点点放松。”[20]如同宗教改革时的清教徒,雅各宾党将传统庆典视为“野蛮行为”,浪费了原本能够用来工作的时间。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说:“对他们来说,最棒的传统庆典就是拿着挖矿的铲子盆子敲敲打打,群众塞满广场和街道,从事野人的‘运动’,例如猎鸟、肢解鹅。有人戴上恐怖的面具,更多人狰狞地抢食面包和香肠。总而言之,庶民的娱乐令人困惑,说难听一点,简直是冒犯了理性原则。”[21]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夫·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描述雅各宾党的领袖圣茹斯特是“刚硬、面色凝重、冷酷、令人讨厌、聪明的年轻人”。[22]圣茹斯特认为庆典活动“肮脏下流又无用”,干脆禁止人民举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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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雅各宾党人没机会使用断头台(他们一向用这个方式解决问题),只好尽可能铲除一切他们认为浪费、不庄重、老旧的庆典活动。他们丢掉圣人历,忘了圣诞节跟复活节,禁止跨性别变装(这可是嘉年华最古老的传统),反对人们立五月花柱,即使是为了革命也不行。他们派遣专人到各省去调查传统庆典,并负责在当地举办官方的庆典活动,但这些努力都没能获得大众的青睐。奥祖夫引用当时一位目击者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官方庆典活动的主办单位总是在寻找民众参加,但每年若以圣约翰、圣马丁、圣本笃的名义举办,像以前那样允许跳舞、饮酒和变装,民众不需召集就会踊跃参加。”[24]官员解释说,他们的任务当然会失败,毕竟过去就连教会都无法限制传统庆典:“即使是神父惊人的口才也无法动摇嘉年华的地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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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党人这么痛恨教会,居然会做出这番表白。在庆典这个问题上,革命党的官员承认他们与拘谨、反动的天主教站在同一阵线。雅各宾党在一般政治意义上是“革命分子”,但谈到感官层次和容易失控的集体欢愉,他们又变回高压政权。历史学家玛德琳·格特沃思(Madelyn Gutwirth)认为,他们就像欧里庇得斯戏剧中打击酒神的伴侣的底比斯王:“革命分子……在他们道德外衣底下,却和苛刻的彭透斯如此相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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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官方革命庆典的根本目的是打压传统,但这些主事者并非一丘之貉。事实上,这类活动变化非常多,除了强调爱国和团结外,他们的政治或哲学立场并不相同,各自代表不同的派系阵营。保守派的庆典强调法律与秩序,无神论者进行的是“理性的庆典”,雅各宾的节庆充满教诲意义,旨在鼓励公民美德。就大众娱乐的角度来看,这些庆典有的冗长乏味,有的欢欣鼓舞。在群众要求下,官方于1790年举行庆典,以纪念一年前7月14日众人攻占巴士底监狱。此次活动盛况空前,被誉为首次“联合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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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这次巴士底之役纪念活动,革命政权是在不情愿下举办的,因为他们害怕群众聚集会导致突发的暴力冲突。“经营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其中一名领袖米拉波(Mirabeau)警告他的伙伴,“困难的不是如何发起,而是随时保持战果。”[27]因此,官方规划联合庆典的目的是要“封存”革命,终止这项混乱的群众行为。在巴黎的主要庆祝活动中,主办单位拒绝自认为不合宜、可能会造成动乱的提案,不让女性参加,还试图限制庆典的多样性,只剩下冗长乏味的阅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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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参加者还是冲破官方的限制,好几千人跑到巴黎朝圣,当中包括各阶层的人,不管是穿着丝绸的中产阶级淑女还是普通的工人,大家都在战神广场(Champs de Mars)同心协力准备庆典。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这才是手足之情,众人融合在一起,人我之分都消弭了。”[28]和谐、热情的精神遍及整个国家。革命派领袖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非常惊讶,7月14日巴黎的官方游行活动持续了两小时之久。不只如此,游行之后的数日,民众自发办起嘉年华派对,一起跳舞,演起讽刺剧。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描述了在圣昂戴奥(Saint-Andéol)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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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奔向彼此的怀中,手拉着手跳着法兰多拉舞(farandole)。每个人都热情投入,没有例外。这股风潮传遍了镇上,深入田野,穿过阿尔代什省(Ardèche),通往罗讷河畔(Rhône)的草原。风吹拂过街上,桌子一张张就位,食物也准备好了,所有人在晚上都聚集在一起,参加这场爱的盛宴,赞美上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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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批评米什莱美化了革命,至少有一点他是对的,1790年夏季这几天的庆典中,“没有人只是站在旁边看,人人都参与了”。[30]食物和酒取之不尽,大城小巷都有人在跳舞,连田野间都有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刻,展现了无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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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典的光谱上,最无趣的那一头是1794年的“至高无上者庆典”(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主办人是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目的是要对抗无神论者的“理性庆典”(Festival of Reason)。这场游行过程冗长,由衣裳华丽的罗伯斯庇尔带头,游行队伍中有孩童、抱着婴儿的母亲,参加者绝不能穿上象征无产阶级的无套裤。在其他城市的游行队伍中,各行各业的人带着工具出现。游行花车上有真人演员(tableaux vivants)进行政令倡导,比如何谓理想的法国家庭。有人唱着爱国歌曲,还有人发射礼炮。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三场冗长的演说,引起群众抱怨和讪笑。奥祖夫强调,整个活动完全没机会让个人发挥创意:“活动中,各式各样的规定都有,巨细靡遗……小女孩的头发怎么整理,给她们的花束样式,花纹勋章要别在哪里,都有规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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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多彩多姿,有时政治立场还互相冲突,它们不只是政治派系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传播各样讯息的媒体。十八世纪末没有电视、收音机,只有尚未成熟的报纸(刊出的演讲稿倒是很受欢迎),要大量地传达讯息,就要在户外聚集人群,对着他们演说,现场还要有象征性的符号(例如代表自由和理性的女神),居间穿插振奋人心的音乐。法国大革命期间各种活动的元素,像是游行、列队、音乐、演说,都继续沿用到后来的爱国集会跟庆典,即使在强大的电子媒体时代,它们依旧是应景的内容。无论是罗马或纽伦堡的法西斯大会,或是2002年英国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甚至某个美国小镇民众庆祝国庆节,都是取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官方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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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娱乐众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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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个派系举办的法国大革命庆典,军队随着进行曲游行,是当中最重要的活动。行军作为娱乐场面,这个想法可回溯到革命之前。早在十七世纪末期,路易十四就将阅兵与操练纳入宫廷仪式。[32]比较民主的瑞士于1760年就开放让民众观赏军队行进,“作为一种国家庆典”。卢梭也敦促法国人效法瑞士。[33]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革命派对此很热衷,把军队游行发展为展现民族主义的必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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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游行能成为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要归功于法国大革命两个世纪之前,奥兰治亲王毛里斯高度纪律的军事操练。中世纪后期军纪散漫的士兵摇摇晃晃走过街上,大概没什么娱乐价值,但操练过的士兵就不一样了,不管有没有音乐伴奏,他们都能够整齐划一、踏着精准的步伐行进。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军队游行更令人兴奋,尽管观众在街上或体育场里不能有太多动作。早期欧洲军队要振奋士气只能靠短笛和鼓声,军乐队来自伊斯兰世界,十八世纪初期才来到欧洲生根。欧洲人从土耳其得到大鼓、铜钹、铃鼓还有服装风格。为了加强视觉效果,皮肤黝黑的土耳其乐师缠着丝质的头巾,穿着颜色鲜艳的制服。历史学家斯科特·麦尔利(Scott Myerly)说,军队游行因此多了“东方异国情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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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后的军队成为大型集会的场景,拿破仑战争则创造了这项需求。拿破仑的军人谨遵守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精神:人民不再只是国王的附属品,而是国家的公民。什么是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看法令人信服。他认为,享有共同血缘、语言与传统的人民,不见得就可以组成国家,许多追求团结的国家,例如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就缺乏其中几个要素。同一个地区、同一种族,不见得就会“自然”形成国家,那是需要费力建立的。古往今来的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那是一种神秘的统合概念,其中包括符号(例如旗帜)、纪念碑、共同的经验(例如革命或战争)、歌曲等。雅各宾党召集作曲家为国家庆典写出新的军乐,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在“建构国家”。有趣的是,1795年法国政府选定的国歌,不是受到大众喜欢、让人翩然起舞的革命歌曲《成功在望》,反而是适合行进的《马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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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便是由想象的共同体所激发的情感。在象征性符号的催化下,民族主义通常会激起牺牲、超越的精神,许多学者认为这与宗教非常类似。这种“新兴宗教”一成立,马上就可以激荡出强烈的手足之情,它的仪式最能凝聚这种感情,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庆典的主要目的。革命时期的象征仪式,如复诵爱国誓言、请年轻的女孩扮成自由女神坐上花车,这些都消失了,爱国庆典后来只剩下军队游行。拿破仑战争时期,这股风潮席卷欧洲,各国纷纷举办这种宣誓意味浓厚的活动。麦尔利提到,拿破仑战争开打不久后,阅兵就变成英国“重要的娱乐方式”,与军事无关、更亲民的集会越来越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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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演者,军人也开始打扮,以适应这种新角色。十九世纪前,军人都不愿穿上一致的服装,他们多数是佣兵,穿了就很难开小差。拿破仑战争一开打,制服却流行了起来,就军事上来说,它有助于分辨敌我。不过,十九世纪制服上擦得闪闪发亮的铜扣,容易成为敌人瞄准的目标,但这个缺点不碍事,表演的效果比较重要,毕竟军人在战场上的时间不多,大多都在游行让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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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表演中最亮眼的,就是穿着鲜艳制服与戴着华丽头盔的军人。在今日巴黎的军事博物馆,人们会发现,十九世纪军人头盔上装饰的熊皮和羽毛,足足让人多一英尺高。这种服装不只在战争中非常笨重,隔三差五地还会在游行活动中造成反效果。麦尔利提到:“威灵顿公爵戴着第一侍卫专用、将近两英尺高的熊皮头盔,上面还插着大根的鹅毛参加阅兵……在上万的观众和军人面前,一阵风吹来,公爵就这么摔下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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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相比,英国人也同样热爱列队操演。1811年的温布敦阅兵典礼,二十万名观众慕名前来观看两万个军人踏步。1830年,为了彰显国王的荣耀所举办的阅兵大典,民众更是“多到无法形容”。[37]除了精心设计的列队操演,士兵一般的勤务,如卫兵交接,也能吸引好奇的观众。一名爱丁堡的律师回忆道:“1803年战争期间,从某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变成军人了。男人讲的、想的都是操演和阅兵。”[38]女人则被穿着华丽制服、骑着骏马的年轻军官所吸引。每个人都跟着军乐摆动,有位观众说道:“它让我们血脉偾张,充满美好的想象。”[39]就连社会学家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也赞扬公开的军事操演能够促进观众的团结感:“人们在合一与袍泽精神中感受到力量。”但他也讽刺地说:“实际上,这种团结的感觉是国家带头发起的,而不是人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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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面上看来,列队操演也是一种嘉年华。有“扮装”——就是军服,瑞士禁卫队的军服就是取材自嘉年华丑角的装扮。也有“舞蹈”——就是行进,士兵也是跟着音乐做动作啊。时至今日,行进与舞蹈交互影响成为一种表演形式,举例来说,美国的节庆场合一定会有的仪队跟啦啦队表演,以及黑人大学生专属的踢踏舞(stepping dance)。虽然如此,列队操演与传统嘉年华的目的完全相反。传统嘉年华旨在嘲讽社会阶级,列队操演却是要强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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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以游行集会作为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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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爱国集会活动越来越精彩,年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然受到熏陶。他们俩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感受到列队操演和军队游行电流般的威力。他们也很熟悉勒庞的理论,但不知他们是否特别注意到其中最危险的想法。勒庞认为,群众具有疯狂且不可预测的特性。但是要走上独裁之路的两人,都乐于用他的理论来训练自己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并且学习如何说服群众。[41]勒庞断言,正因群众不理性的特质,“意志坚强的人便懂得如何利用他们,让他们逃不开掌控”。[42]通过一些简单的煽动技巧,例如不断宣讲直白的概念,领导者就能依他的意愿改造群众。描述集体疯狂时,勒庞还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群众为例,却没注意到他们是为自由才起而反抗。勒庞坚持:“在群众的灵魂中,想要被奴役的渴望,远远超过对自由的渴望。群众热爱服从,只要有人宣称自己是主人,他们马上投怀送抱。”[43]对于正在学习当个独裁者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至于勒庞的另一段话就不用放心上了。勒庞也观察到,想要借由操弄暴民、掌握权力的人,“容易激动、过度紧张,精神时好时坏,在发疯边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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