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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新人们非常紧张，信徒的喊叫声与舞者急切的步伐声反复回荡，他们渐渐被催眠了。众人抬起他们的身体，接着往空中抛去，直到他们失去意识。他们醒过来后，便有资格入教，立即加入打击英国人的行列。[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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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十年中，许多人类学家和学者都不愿深入研究这些仪式，甚至对此感到厌恶。毕竟，跟传言不同，围成圈跳舞不能让人枪炮不侵，也不能使殖民者乖乖坐上船离开。从典型欧洲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恐怕都是心理疾病。[69]人类学家露西·梅尔（Lucy Mair）发现，千禧年的狂热教派的脑中充满“幻想”，常常会“歇斯底里”，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患者常见的症状。[70]兰泰尔纳里比较有同情心，但他也认为，被殖民者的狂热教派是“集体性的精神病”，是“逃避的工具”。[71]当代社会学家布莱恩·威尔逊（Bryan Wilson）讲得更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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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崇拜（Cargo Cults）等落后民族的行为，常伴随观察者所谓的歇斯底里与疯狂状态出现。无疑，某些环境可以引发这些反应，但我们无法说这些不是自发的举动……顺道一提，从社会学来看，这些举动实际上唯一可以带来的救赎，是精神上的安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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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心理学家来解释的，不是“落后民族”的仪式，而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欧洲传统论调。毕竟，对于中世纪的嘉年华暴徒来说，被殖民者叛逆的舞蹈仪式并不奇怪。附带一提，十六世纪德国的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本来能在明斯特街上得意洋洋地跳舞，后来却被“正宗的”新教徒制止。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西方人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有极大的转变。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就跟十九世纪全球的被殖民者一样，认为革命是一种骤然巨变，从社会底层发起，目标是废除可恨的阶级，“把世界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后，欧洲专制君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机关，发动革命变成非常吃力的工作，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同样地，任何人要发动战争，则需要有纪律的士兵与战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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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到了近现代，革命要成功，起事者得具备精进、专注、自制等性格，就如加尔文不断灌输的教诲。一些西方成功的革命者显然就符合这些条件，比如先前提过的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他本身就是加尔文教徒，治军严格，一再地申斥士兵不可贪图玩乐。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讨厌集会时没有秩序，尤其是吵吵闹闹的人群，但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实在很难避免。[73]他的革命伙伴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说到，理想的革命家一定要符合清教徒的标准，“择善固执、体察人心、节俭单纯、重荣誉、保持清醒，不可感情用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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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式的革命精神强化了西方人对于被压迫者与被殖民者狂热仪式的厌恶。这当中还有许多面向。通过拘谨、强调军事化的西方革命精神，二十世纪中期几次反殖民运动因而成功。不过这种精神却可能使领导者走向独裁，他们害怕无秩序或非理性行为，一步一步成为暴君。我们可以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说明狂热仪式在西方革命中的重要性。就功能上来说，这些仪式成功地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团结感受（许多文献都证明这一点），政治行动要有效果，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让众人团结一致。就算参加者怀抱的是“幻想”，或只是出于“狂热”，都能加强运动的效果。借由伏都附身仪式，农工与神合而为一，卖菜的女人另一个身份是女祭司，他们都是可怕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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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人认为狂热仪式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与“国家大事”无关，那么白人统治者何苦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活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白人统治者自己是“非理性的”。殖民事业长久以来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白色歇斯底里症”，只要有他们的地方，当地各种大小宗教和神秘活动就会被严厉地打压。在非洲，只要是“异教”、“过于热情”、“具有非洲风格”的宗教活动，殖民政权一概禁止。首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基督领袖是刚果女性唐娜·碧翠斯（Donna Bea-trice），但在1706年被比利时人活活烧死。[7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人判处另一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先知西蒙·金布古（Simon Kim-bangu）终身监禁。英国人则是骚扰非洲的守望台组织（Watchtower movement），因为该组织的成员会在夜晚打鼓、吟唱与说方言。[76]在美洲，十八世纪末，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开始调查欧毕教，相关人士都被烧死、吊死或割掉耳鼻。[77]拿破仑指示海地当局，一定要根除伏都教；[78]葡萄牙的殖民政府骚扰并压迫坎东布雷教徒。[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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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查禁地方宗教，只是因为信徒的歇斯底里表现，或情绪太过激动。“神鬼之舞”对白人根本没有直接的威胁，他们的教义甚至包括“不得伤害任何人”、“不得打斗”等道德律令。[80]但显然地，美国政府不觉得这些人是和平主义者，还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把一切纷乱归咎于1890年苏族的反抗行动，当中还包括惨烈的膝伤河（Wounded Knee）大屠杀。这也难怪，一想到十九世纪末死去的印第安同胞即将归来，神鬼之舞的信徒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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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四处打压狂热仪式，是出于非理性的过度反应，还是白人们真的感受到了威胁呢？在加勒比海，殖民政权始终厌恶非洲打击乐，他们似乎确实评估过，这种鼓可能会破坏治安。1884年，特立尼达的英国殖民政权下令禁止民众打鼓，还在报纸上提出警告：“文明人会因这不断重复的野蛮鼓声而躁动起来”。[81]但笔者推测，这番举动背后应该是有理性的军事考量，当局者禁止跳舞、狂热活动的同时，“一般聚会人数不可超过十人，更不可携带棍棒等武器聚众集会”。[82]在古巴，美国占领军在1902年禁止“来自非洲的打击乐器”，接着又把禁令扩大到“所有非裔古巴庆典的舞蹈”，因为“那是野蛮的象征，还会扰乱社会秩序”。[83]十八世纪中期，南科罗莱纳州政府禁止打鼓，是有其军事考量，因为奴隶会用鼓作为远距离的沟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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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念与学科教养下，我们认为，全球各地反抗奴隶制度与殖民统治的舞蹈与宗教仪式是肤浅、毫无威胁的，也没有政治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提出批评呢？就算被压迫的人在狂热的宗教仪式中仅仅获得威尔逊所谓“精神上的安慰”，我们还是得承认，对于失去传统、土地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种安慰已经很难得。人类学家路易斯写道：“在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专为弱者而生的神秘力量。如果他们得不到土地，至少让他们有办法平衡不满，弥补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公平待遇。”[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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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的狂热宗教为例。1956年的南非种族隔离，一名祖鲁矿工创立了锡安使徒见证会（Full Witness Apostolic Church of Zion），其主要仪式是绕圈跳跃。这个仪式殖民前就有了，是部落的入会仪式：“信徒不断绕圈旋转，渐渐增强为一股动力，像发电机产生灵性的能量一样……在节奏的驱动下，绕圈活动让信徒的心理产生变化。肢体紧密的结合也消弭了参与者之间的界线，使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众人合为一体。”[85]有个左倾的人类学家建议这些信徒去加入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有些人还真的照办了。他们在宗教仪式中唯一找到的，也许只是片刻间无上的喜悦，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咬紧牙根，在艰困和受压迫的生活中寻求乐趣，是相当大的成就，达到狂喜状态更是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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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征服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成就越来越少。原住民很努力要保存传统仪式，也努力要延续各种狂热、叛逆宗教运动的火花，但综观这段历史，仍充满着文化灭绝与集体伤痛。古代的仪式被禁止，融合性的宗教被边缘化、被逼得地下化，受到宗教启发的革命教派被摧毁。以本章开头提到的塔希提岛人为例。十八世纪末，塔希提岛人用传统的庆典来嘲笑两个来自西班牙、想使他们改信基督的神父。他们嘲笑道，可怜的基督徒是小偷、笨蛋，是“甲壳动物”（这些骂人的话经过翻译丧失了原有的力道）。[86]几十年后，神父走了，严厉的传教士来了，塔希提岛人完全被驯服。传教士吹嘘说，在他们调教下，当地人已经改掉轻浮的个性，还放弃了跳舞仪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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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航海家别林斯高晋（Thaddeus Bellingshausen）在1820年造访塔希提岛时发现，当地人居然穿着欧式服装，男人和女人都剪了头发。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说：“显然传教士认为，一头乌黑亮丽、垂到腰际的秀发不卫生。”文身不合宜，更不可以喝酒，此外，“自由恋爱是不知羞耻的行为，基督徒的罪恶由此而生”。传教士应该很有成就感，“再也没有人跳舞、演奏塔希提岛的音乐，连编织花环也不准”。[88]塔希提岛人被“改造”后，不只改变信仰，也彻底被击败了，唯一能做的只有偷喝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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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悲叹道，破碎的文化、破败的经济以及忧郁的人民，导致酗酒与自杀人数增加。[89]跟这些破坏比起来，集体仪式和庆典被查禁似乎没那么严重。但要评估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时，“狂喜的技艺”——不靠白人的科技和物品就能引起信徒们无上的喜悦——一定要被列入损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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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九章/法西斯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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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可以说是后庆典时代，群众还是会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希望能体会到合一、提升的感觉，至少也会把集会当成消遣活动。这样的场合可能是体育活动、演唱会、戏剧演出、游行或名人公祭这类公开仪式。现代所有大型集会中，最恶名昭彰也最讨人厌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群众大会与宣誓活动。这些集会之中，尤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举办的党代表大会最甚。目击者提道，数十万名纳粹的忠实拥护者聚集在一起，追求“狂热”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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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中，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体会到希特勒成功的原因，“二十世纪德国人的生活单调乏味，他们以罗马教会为典范，再创了炫目、多彩、神秘的集会活动”。[1]纳粹党代表大会为期一周，没有任何讨论或思辨的流程，以免干扰“神秘”的效果，只有游行（主要是士兵和纳粹领袖）、军事操演和激励的演说。晚上的活动才是高潮。纳粹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了一座巨大的石柱运动场，顶头还有一只巨大的老鹰，纳粹的旗帜到处飞扬，还有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照亮运动场。[2]“在明亮的夜晚里，”夏伊勒相信，“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卸下内心与灵魂的武装，到达日耳曼人所知的最高境界……在神秘的灯光下，那个奥地利人神奇的声音一出现，日耳曼民族完全合而为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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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奥地利人当然就是希特勒，在精心安排下，他的进场与演说充满戏剧效果，是全场活动的高潮。根据夏伊勒的报道，希特勒一进入大会会场，乐队便停止演奏，全场肃静。乐队倏地吹起巴登进行曲（Badenweiler March），这是希特勒进场的专属乐曲，当“强光打在舞台上时”，接着演奏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Egmont Overtune）。[4]他的演说可能只是一串口号：“流遍祖国的鲜血！”“我们牺牲的英雄！”等等，过程中，热情逐渐升温，众人狂乱了起来，不断重复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s）。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敌对的法国大使安德列·法兰索瓦·庞瑟（AndréFranois-Poncet）也忍不住惊叹：“热情渗透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非凡的喜悦占据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身上满是浪漫的热情、神秘的狂喜与神圣的幻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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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的，除了狂喜的群众对着领袖疯狂高喊“胜利万岁”的画面，还有无数受难者的坟冢以及饥饿的身躯。纳粹党代表大会成为现代集体欢腾的象征，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观点。涂尔干曾深深着迷于“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现象，但在林霍尔姆看来，涂尔干“太天真了”。林霍尔姆指出：“当代群众运动在社会心理学界留下极大的阴影，学者备受打击，无不把集体欢腾视为恶魔的化身。”[6]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补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非常反感，同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姿势、动作都令人担心。”[7]最近有些修正派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使得社会学界的人认为“群体本身就是危险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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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界的人也认为，光“纽伦堡”这个字就让群众变得歇斯底里，再加上演技绝佳、魅力无比的演讲者，这群人什么暴行都可能犯下。在网络上搜寻“纽伦堡集会”，找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还有各种令人兴奋的大型活动，有人就用这个词来嘲讽超级碗、摇滚演唱会和奥斯卡颁奖典礼。一位左翼分子描述右翼的以色列集会是“犹太人的纽伦堡”；[9]有个不太好笑的脱口秀主持人评论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纽伦堡代表大会，每个人的笑声就像在高呼胜利万岁。”[10]1968年，《纽约时报》一段文章批评滚石乐队演唱会“根本就是纽伦堡！”[11]小说家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pstein）思索何谓运动狂热，包括他自己对棒球的热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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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瓦解、超越、万众一体、人我合一的感受。这样天真、返璞归真、返老还童的喜悦，难道不存在于纽伦堡大会的回响声中……再者，“裁判去死”这股冲动不亚于“杀了犹太人”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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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创见，那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早在弗洛伊德研究之前……人人都知道，加入群众，就是允许自己回归原始本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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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识分子开始谴责群众运动，也不过在纽伦堡大会之前一百五十年，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纳粹非常不同，几乎是完全相反。法西斯大会赞扬暴君，法国大革命则是要推翻暴政。法西斯主义用最粗暴的方式体现政治权利，法国革命孕育出当代左派的概念，政治立场从此有了“左”与“右”之分。对比纽伦堡大会与法国大革命决定性的行动（如攻占巴士底监狱），两者之间只有一点点的相似处：都在户外，都有大量的人民集结，都是“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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