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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的粉丝回忆说，她们在追星的过程中得到力量与自由。原本胆小又顺从的女孩，一加入粉丝团，就能冲破警察的防线、冲上舞台。她们的行动更加证明这惊奇四人组（The Fab Four，编按，美国最有名的披头士模仿乐团也以此为团名）是史上最成功又出名的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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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产生如此的震撼力量，是因为白人把自己的世界凝结了起来，仿佛易碎的冰块——他们变得不好动，也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摇滚乐流行前，中产阶级青少年最常表达的姿态就是“酷”（cool），和今日一样，这个字代表同侪对自己的认同，不过在当时还表示一种疏离和优越感。但想要享受摇滚乐，就得当下且无防备地用身体去参与，让全身动起来，融化你的“酷样”，才能感化心中西方人典型的疏离感与防备心。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的领袖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认为，白人摇滚乐迷不过是想要重新掌握身体的自主权，找回数百年来疏离又破碎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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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摇摆身体，转来转去，扭动着她们死气沉沉的小屁股，就像僵尸想要重温生命的热度。她们重新点燃生命的火花，将热情注入毫无生气的四肢、冰冷的臀部、石头般的心，还有僵硬、像机械一般、年久失修的关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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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摇滚乐与非洲的狂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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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摇滚乐的话，二十世纪中期到末期应该会爆发一场青年大革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开始游移不定，一边是清教传统，另一边则是消费文化扩张下的享乐主义。人们喜欢努力工作、把钱存下来，同时广告商又不断鼓励大家应及时享乐、宠爱自己。消费文化中越来越多性暗示（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还是太含蓄了），不过婚前的性探索还是不可以进行到脖子以下。这些矛盾显示了当时社会虚伪的一面，令人作呕，可想而知，它应该会触发大规模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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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的贡献便是在这决定性的一刻加入享乐主义阵营，一同对抗清教徒的传统教条——“延迟享乐”。摇滚乐的核心是强烈的节奏与打击乐器，音乐一响，身体马上有反应。摇滚乐让人想跳舞，但可不是欧洲的波卡舞或华尔兹，而是承接自百年来的宗教狂热传统。一开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成双成对跟着摇滚乐舞动，这种跳舞方式是源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宫廷仪式。随着摇滚乐进化，人们更自由地舞动，独自跳舞或围成圈、排成列。一个人起身跳舞，另一个就会跟上，不限性别，男男女女交错跳舞，随意交换舞伴，最后所有人凑成一团，沉浸在节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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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致认为，美国黑人的重要贡献——爵士、灵魂乐、福音、蓝调、节奏蓝调，这些音乐的根源都是非洲本土音乐。非洲音乐、美国黑人音乐、加勒比海音乐有许多共同特色，包括多重节奏、轮唱、呼应。他们的音乐朗朗上口、充满创意，最终形成深刻的文化传统。这些音乐跟随着他们横越大西洋，让他们承受了几百年的奴役。某些别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如有名的“波·迪德利节奏”（Bo Diddley Beat），启发了白人乐手如猫王、巴迪·霍利（Buddy Holly）、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许多摇滚乐的元素都可以追溯到西非，“波·迪德利节奏”则来自古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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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八章提到，非洲传统音乐的特色就是与舞蹈有密切的关联。美国许多黑奴来自西非与中非，在他们的社会中，音乐是用来跳舞，不是用来欣赏的，就连表演者弹奏乐器时也会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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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音乐和舞蹈不可分割，许多非洲语言对这两个字也没有区别，反倒有大量的词汇描述音乐（或跳舞）的形式、风格与技巧。[16]早年警察在演唱会场维持秩序时，也许没想到摇滚乐的起源，一听到这种音乐，人们怎么可能不跳舞或随着节奏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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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非洲音乐和舞蹈传统在新宗教里找到归宿，比如混合了欧洲天主教与非洲神话的伏都教和坎东布雷教。在北美，同样的非洲传统则是保留在新教的场合。黑奴会接受新教，是因为除了在田里劳动，他们唯一获准参加的集体活动就只有上教堂做礼拜。[17]不过白人信徒不跟黑人一起做礼拜，也常忽略他们的需求。黑人基督徒便以非洲传统的宗教舞蹈和音乐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特殊的敬拜形式。其中一个是圣舞［holy dance，或称为绕圈呼喊舞（ring-shout）］，它通常包含拍手、踏步以及跳跃等动作，十九世纪初弗吉尼亚州的复兴大会就已有这类仪式。[18]有位在庄园传教的黑人牧师写道：“很难描述我们的敬拜方式。除了唱歌，我们还做一些看似狂热的动作，如拍手、摇头晃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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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中，从没出现过类似的活动，毕竟早在十三世纪，天主教官方就禁止信徒在教堂里跳舞了。有些资料明确指出，绕圈呼喊舞和西非异教仪式一样，不只是要做出狂欢的动作，还要让精神进入狂喜的状态。历史学家拉伯托（Albert Raboteau）写道：“进行绕圈呼喊舞时，众人围成圈圈，绕行的过程中借由拍手、顿足、摇摆身体打拍子，反复唱着充满节奏感的歌曲。参加者会觉得精神慢慢脱离身体，完全进入狂喜的状态，仿佛时间与空间都消失了。”[20]十九世纪，有位白人看到非洲奴隶表演绕圈呼喊舞，他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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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一个接一个溜进圆心，开始“呼喊”（其他人继续围圈、绕行、唱歌、拍手）。过了一段时间后，现场气氛由热情转为狂乱，体力较好的男人和女人留下，疲累的人渐渐退出、站在外圈拍手，鼓励圆心的人继续呼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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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末，许多刚刚重获自由的非裔美国人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减少一些激烈的宗教仪式，“禁止大呼小叫，劝信徒不要太过热情，改唱平静的圣歌”。[22]主流的黑人教派变得保守起来。与此同时，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兴起，传统的狂热敬拜仪式再次流行起来，治病、预言、讲方言、附身，宗教舞蹈都回来了。[23]圣洁运动启发了二十世纪初跨越种族的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也将黑人的通俗音乐——散拍、爵士和蓝调——带进教会，伴奏乐器则有爵士鼓、铃鼓、萨克斯风和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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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音乐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起旧的灵歌更流畅与完整，但同样需要表演者与会众用身体参与。福音乐团团长托马斯·多尔西（Thomas A.Dorsey）说：“别让音乐没有动作，黑人音乐就是要动起来！”[24]马哈丽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写道：“我要我的双手、双脚、整个身体一起说：‘我就是音乐！’别让恶魔从主那里偷走节奏！主不希望看到我们死气沉沉。你也能感受到活力，动动你的脚，为主的荣耀而跳。”[25]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准备要冲破种族隔离，摇滚乐正在白人文化中兴起。黑人知识分子主张，非洲的传统音乐与肢体动作不只是一种艺术，也是集体生存之道。例如在《六月解放日》（Juneteenth）一书中，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笔下的英雄希克曼牧师对群众发表演说：“跟着节奏，就是跟随生命的脚步……跟着节奏，你就不会感到无力。跟着节奏，你就不会迷失……有了音乐，他们就无法将我们拆散。”[26]做礼拜时一起打拍子，在这种音乐风潮下，可想而知，观众就不再只是坐着观赏表演。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中，表演者与观众间的藩篱被打破了，两者互动、成为一体，共享这场表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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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摇滚乐的价值——“参与感”，根植于传统的狂热宗教。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摇滚乐是“节奏蓝调”，著名歌手有小理查德、雷·查尔斯、艾瑞莎·富兰克林。包括他们在内，许多黑人乐手接受黑人教会音乐对自己的影响，也轻松跨足世俗音乐与教会音乐。猫王也致力于创作福音歌曲，但其他白人歌手就没有这么勤劳，常常从黑人歌手那里偷取创意，却没想到那些原本是宗教歌曲。但总之，音乐风格就这么串联起来了。黑奴带来狂热仪式，接着在教会中创造自己的礼拜方式，把节奏与蓝调带入流行音乐，最后传到白人摇滚乐手，造成白人青少年“暴动”。几百年来，欧洲人与美国人打压、排挤传统的狂热文化。不过，当摇滚乐迷踩上椅子、跳来跳去时，仿佛是在宣告这股热潮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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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反对、胜利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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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上就有人起而反对摇滚乐，并且迅速蔓延开来。摇滚史学家马丁和西格雷夫提到：“没有一种文化遇过这么大的反对声浪。”[28]（他们大概未意识到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对原住民文化的打压。）几十年前爆发的反摇滚声浪，现在看会觉得令人莞尔，但当年可是很惊人，就算乐手和歌迷没受影响，音乐相关的从业人员也都被吓到了。神职人员与精神科医生共同呼吁，一定要禁止这种“猥亵”又“具破坏力”的音乐。电台主持人扬言绝不播放这种东西，当中有些人还把1945年前后的唱片整批烧掉。他们坚持只播“好音乐”，反对这种新的“垃圾音乐”。之前提过，有些市政府动员警力对付歌迷，甚至设法不让摇滚乐团在当地演出。地方首长厌恶摇滚乐，认为那会激起青少年的暴力倾向与性欲，导致他们犯罪。当时大多数的唱片公司开始回避摇滚乐，让一些小的独立唱片公司去试市场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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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人注意到，那些反摇滚的论调似曾相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扩张时，欧洲人就是用同样的口气贬低原住民的狂热仪式的。摇滚的敌人只想到摇滚乐源于非洲，便要攻击那些“丛林音乐”、“部落音乐”，甚至莫名其妙地叫它“食人音乐”。[29]BBC交响乐团的指挥说，摇滚乐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早在丛林里演奏好几世纪了”。显然他没注意到黑人是在美国的南方庄园创作出的这些音乐。“丛林”、“野蛮”，类似的字眼充斥在反摇滚的言论中。就连专业的《音乐杂志》（Music Journal）也发表评论：“青少年摇滚乐迷会这么无法无天，绝对是受到这些原始丛林音乐影响。它唆使年轻人纵欲、沉溺于暴力中，这根本就是在煽动野蛮人的行为。年轻人也用摇滚乐当借口，抛开道德规范，完全不顾善良风俗。”[30]在强烈的节奏下，无纪律的“野人”无法自已，这些画面更加深了偏见：摇滚乐正在威胁文明和秩序。牧师警告说：“摇滚乐会把年轻人变成撒旦的信徒。”[31]这跟殖民地传教士的论调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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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方面来说，那些评论家也没错。摇滚乐不只是一种音乐类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它变成了另类文化的中心。人类学家特纳认为，社会的主要结构是由政府、公司、教会与家庭组成，但摇滚文化远离了这个结构。摇滚乐从众多戏院解放出来，把乐迷带到更宽敞、更适合的场地——灯光魅惑的“迷幻舞厅”，以及在加州蒙特雷（Monterey）、纽约州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举办的户外摇滚音乐会。年轻人在这些场合找回了所有传统嘉年华的元素。他们“变装”：穿上破牛仔裤、染色的紧身T恤、花布洋装、羽毛，还有宽大的披肩。他们在脸上彩绘，喷上广藿香香水，分享啤酒、葡萄酒、素食点心，还有大麻。年轻的反战人士（包括我）可以借此放松一下，暂停平常的游说和组织工作，毕竟此时四周已弥漫着和平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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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摇滚乐迷重新创造了嘉年华文化。对许多人来说，参加演唱会不只是为了暂时逃离乏味而辛苦的生活。新的狂热文化将取代过去的压抑文化，摇滚演唱会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据点。詹姆斯·米勒如此形容：“它是一片田园，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在那个世界，我们享有单纯的自由，可以轻松快乐地做自己。我们信仰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我们不占有，创造人人平等的城邦。人群里，舞者脸上画着奇特随性的图案，只要音乐一响，他们就像舞台上的巨星一样闪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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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迷们纷纷上路，参加一个又一个演唱会，将嘉年华扩大成移动的社群。感恩而死的歌迷“死人头”（Deadheads）形成移动的社群，跟着乐团走过不同城市：“他们在老旧面包车和喷上防锈漆的退役学校巴士上装上窗帘、摆入床垫。到了凌晨三点钟，车子就随意停在路灯下。窗户上的贴纸图案是颅骨、跳着踢踏舞的骷髅以及死神的护身符。”[33]有个死人头谈到自己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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