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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音乐和舞蹈不可分割，许多非洲语言对这两个字也没有区别，反倒有大量的词汇描述音乐（或跳舞）的形式、风格与技巧。[16]早年警察在演唱会场维持秩序时，也许没想到摇滚乐的起源，一听到这种音乐，人们怎么可能不跳舞或随着节奏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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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非洲音乐和舞蹈传统在新宗教里找到归宿，比如混合了欧洲天主教与非洲神话的伏都教和坎东布雷教。在北美，同样的非洲传统则是保留在新教的场合。黑奴会接受新教，是因为除了在田里劳动，他们唯一获准参加的集体活动就只有上教堂做礼拜。[17]不过白人信徒不跟黑人一起做礼拜，也常忽略他们的需求。黑人基督徒便以非洲传统的宗教舞蹈和音乐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特殊的敬拜形式。其中一个是圣舞［holy dance，或称为绕圈呼喊舞（ring-shout）］，它通常包含拍手、踏步以及跳跃等动作，十九世纪初弗吉尼亚州的复兴大会就已有这类仪式。[18]有位在庄园传教的黑人牧师写道：“很难描述我们的敬拜方式。除了唱歌，我们还做一些看似狂热的动作，如拍手、摇头晃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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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中，从没出现过类似的活动，毕竟早在十三世纪，天主教官方就禁止信徒在教堂里跳舞了。有些资料明确指出，绕圈呼喊舞和西非异教仪式一样，不只是要做出狂欢的动作，还要让精神进入狂喜的状态。历史学家拉伯托（Albert Raboteau）写道：“进行绕圈呼喊舞时，众人围成圈圈，绕行的过程中借由拍手、顿足、摇摆身体打拍子，反复唱着充满节奏感的歌曲。参加者会觉得精神慢慢脱离身体，完全进入狂喜的状态，仿佛时间与空间都消失了。”[20]十九世纪，有位白人看到非洲奴隶表演绕圈呼喊舞，他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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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一个接一个溜进圆心，开始“呼喊”（其他人继续围圈、绕行、唱歌、拍手）。过了一段时间后，现场气氛由热情转为狂乱，体力较好的男人和女人留下，疲累的人渐渐退出、站在外圈拍手，鼓励圆心的人继续呼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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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末，许多刚刚重获自由的非裔美国人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减少一些激烈的宗教仪式，“禁止大呼小叫，劝信徒不要太过热情，改唱平静的圣歌”。[22]主流的黑人教派变得保守起来。与此同时，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兴起，传统的狂热敬拜仪式再次流行起来，治病、预言、讲方言、附身，宗教舞蹈都回来了。[23]圣洁运动启发了二十世纪初跨越种族的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也将黑人的通俗音乐——散拍、爵士和蓝调——带进教会，伴奏乐器则有爵士鼓、铃鼓、萨克斯风和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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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音乐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起旧的灵歌更流畅与完整，但同样需要表演者与会众用身体参与。福音乐团团长托马斯·多尔西（Thomas A.Dorsey）说：“别让音乐没有动作，黑人音乐就是要动起来！”[24]马哈丽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写道：“我要我的双手、双脚、整个身体一起说：‘我就是音乐！’别让恶魔从主那里偷走节奏！主不希望看到我们死气沉沉。你也能感受到活力，动动你的脚，为主的荣耀而跳。”[25]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准备要冲破种族隔离，摇滚乐正在白人文化中兴起。黑人知识分子主张，非洲的传统音乐与肢体动作不只是一种艺术，也是集体生存之道。例如在《六月解放日》（Juneteenth）一书中，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笔下的英雄希克曼牧师对群众发表演说：“跟着节奏，就是跟随生命的脚步……跟着节奏，你就不会感到无力。跟着节奏，你就不会迷失……有了音乐，他们就无法将我们拆散。”[26]做礼拜时一起打拍子，在这种音乐风潮下，可想而知，观众就不再只是坐着观赏表演。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中，表演者与观众间的藩篱被打破了，两者互动、成为一体，共享这场表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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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摇滚乐的价值——“参与感”，根植于传统的狂热宗教。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摇滚乐是“节奏蓝调”，著名歌手有小理查德、雷·查尔斯、艾瑞莎·富兰克林。包括他们在内，许多黑人乐手接受黑人教会音乐对自己的影响，也轻松跨足世俗音乐与教会音乐。猫王也致力于创作福音歌曲，但其他白人歌手就没有这么勤劳，常常从黑人歌手那里偷取创意，却没想到那些原本是宗教歌曲。但总之，音乐风格就这么串联起来了。黑奴带来狂热仪式，接着在教会中创造自己的礼拜方式，把节奏与蓝调带入流行音乐，最后传到白人摇滚乐手，造成白人青少年“暴动”。几百年来，欧洲人与美国人打压、排挤传统的狂热文化。不过，当摇滚乐迷踩上椅子、跳来跳去时，仿佛是在宣告这股热潮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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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反对、胜利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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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上就有人起而反对摇滚乐，并且迅速蔓延开来。摇滚史学家马丁和西格雷夫提到：“没有一种文化遇过这么大的反对声浪。”[28]（他们大概未意识到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对原住民文化的打压。）几十年前爆发的反摇滚声浪，现在看会觉得令人莞尔，但当年可是很惊人，就算乐手和歌迷没受影响，音乐相关的从业人员也都被吓到了。神职人员与精神科医生共同呼吁，一定要禁止这种“猥亵”又“具破坏力”的音乐。电台主持人扬言绝不播放这种东西，当中有些人还把1945年前后的唱片整批烧掉。他们坚持只播“好音乐”，反对这种新的“垃圾音乐”。之前提过，有些市政府动员警力对付歌迷，甚至设法不让摇滚乐团在当地演出。地方首长厌恶摇滚乐，认为那会激起青少年的暴力倾向与性欲，导致他们犯罪。当时大多数的唱片公司开始回避摇滚乐，让一些小的独立唱片公司去试市场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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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人注意到，那些反摇滚的论调似曾相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扩张时，欧洲人就是用同样的口气贬低原住民的狂热仪式的。摇滚的敌人只想到摇滚乐源于非洲，便要攻击那些“丛林音乐”、“部落音乐”，甚至莫名其妙地叫它“食人音乐”。[29]BBC交响乐团的指挥说，摇滚乐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早在丛林里演奏好几世纪了”。显然他没注意到黑人是在美国的南方庄园创作出的这些音乐。“丛林”、“野蛮”，类似的字眼充斥在反摇滚的言论中。就连专业的《音乐杂志》（Music Journal）也发表评论：“青少年摇滚乐迷会这么无法无天，绝对是受到这些原始丛林音乐影响。它唆使年轻人纵欲、沉溺于暴力中，这根本就是在煽动野蛮人的行为。年轻人也用摇滚乐当借口，抛开道德规范，完全不顾善良风俗。”[30]在强烈的节奏下，无纪律的“野人”无法自已，这些画面更加深了偏见：摇滚乐正在威胁文明和秩序。牧师警告说：“摇滚乐会把年轻人变成撒旦的信徒。”[31]这跟殖民地传教士的论调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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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方面来说，那些评论家也没错。摇滚乐不只是一种音乐类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它变成了另类文化的中心。人类学家特纳认为，社会的主要结构是由政府、公司、教会与家庭组成，但摇滚文化远离了这个结构。摇滚乐从众多戏院解放出来，把乐迷带到更宽敞、更适合的场地——灯光魅惑的“迷幻舞厅”，以及在加州蒙特雷（Monterey）、纽约州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举办的户外摇滚音乐会。年轻人在这些场合找回了所有传统嘉年华的元素。他们“变装”：穿上破牛仔裤、染色的紧身T恤、花布洋装、羽毛，还有宽大的披肩。他们在脸上彩绘，喷上广藿香香水，分享啤酒、葡萄酒、素食点心，还有大麻。年轻的反战人士（包括我）可以借此放松一下，暂停平常的游说和组织工作，毕竟此时四周已弥漫着和平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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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摇滚乐迷重新创造了嘉年华文化。对许多人来说，参加演唱会不只是为了暂时逃离乏味而辛苦的生活。新的狂热文化将取代过去的压抑文化，摇滚演唱会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据点。詹姆斯·米勒如此形容：“它是一片田园，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在那个世界，我们享有单纯的自由，可以轻松快乐地做自己。我们信仰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我们不占有，创造人人平等的城邦。人群里，舞者脸上画着奇特随性的图案，只要音乐一响，他们就像舞台上的巨星一样闪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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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迷们纷纷上路，参加一个又一个演唱会，将嘉年华扩大成移动的社群。感恩而死的歌迷“死人头”（Deadheads）形成移动的社群，跟着乐团走过不同城市：“他们在老旧面包车和喷上防锈漆的退役学校巴士上装上窗帘、摆入床垫。到了凌晨三点钟，车子就随意停在路灯下。窗户上的贴纸图案是颅骨、跳着踢踏舞的骷髅以及死神的护身符。”[33]有个死人头谈到自己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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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泽西的梅多兰兹（Meadowlands）、麦迪逊广场花园以及波士顿都可以遇到他们。接着他们横越整个大陆到另一头的旧金山，然后又回到东岸。我在停车场和体育馆的走道上看到美好的事情，素昧平生、赤裸的死头族聚集成好几群，男男女女在迷幻的狂热中剧烈地扭动身体，交缠在一起。男孩们睁大眼睛、露齿而笑，在同一块柏油路上站了好几个小时。女孩们绕成一圈，整晚转来转去，脚踝上的铃铛叮叮当当……食物和饮料都自由分享，药和票也是。在每个城市，你可以放心奔向同样的人，这些肮脏的游牧民族会在上千个陌生人中找到你，给你不做作的温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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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狂热流浪者的反文化之梦激怒了特纳。他看见摇滚乐团和小型社会狂热仪式的相同之处。对他来说，摇滚乐就是在挑战主流社会的价值，他生硬地说道：“摇滚乐明显是在表达一种文化，是在呈现某个共同体的风格。它的兴起是为了对抗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官僚化的社会结构，当中一切都要讲‘规矩’与‘组织’。”[35]我们稍早的时候提过，摇滚文化流行后，人们渴望以节庆式的生活方式取代“规矩”的文化，但特纳反对这一点。集体狂欢（他所谓的共同体）仅仅是一个边缘或非常态的“阀域”，若以此当成日常经验，必定会破坏社会结构及文明。特纳的人类学理论大概是起源于他对嬉皮士文化的厌恶。他坚持，人们只能在规定好的时间地点享受集体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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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摇滚乐的反弹一直延续到现代，只是种族歧视少了一点，有时还引经据典。政治上保守分子认为，摇滚乐的流行，就是因为我们放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毒素”蔓延，“传统价值”都被享乐主义与自我放纵破坏了。感恩而死乐团的吉他手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去世的时候，右派的《华盛顿时报》负面地评论道：“幼稚的享乐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文化。摇滚乐只是他们（感恩而死）膜拜享乐主义时的配乐而已。”接着又重弹“丛林”的老调：“摇滚乐的流行提醒我们，文明是这么脆弱，黑暗的丛林就在眼前，团团包围着我们。”[36]我们今天也能在大卫·布朗牧师（David L.Brown）的网站发现同样的攻击言论：“摇滚乐充满性暗示，煽动人们为非作歹。”牧师骂个不停：“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摇滚乐的节奏不是什么新鲜事。异教徒、泛灵论者早在来到美国前就有这种摇滚节奏。他们用这种节奏‘嗨’起来，改变自己的意识状态……所以说，节奏就是恶魔的传教工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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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摇滚乐活得够久，久到看着他的敌人一个个把话收回去。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自己是赚钱的商品，让唱片公司和乐手发财。现场观众不再被关在戏院里，演唱会移师到足球场或其他更大的场地，成为真正的狂热大会。市场会说话：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不再陌生的音乐不只动摇，还统治了市场。摇滚乐本身成为成功的商品后，广告商很快用它来营销其他商品，从汽车到金融服务，样样都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摇滚乐无所不在，在上千个电台各个时段播送，也会以片段形式出现在广告中。还有人把摇滚乐刺激的部分剪掉，让它变成优美的电梯音乐。许多连锁商场如Kmart、Gap、Ex-press会用完整的摇滚乐曲当背景音乐，以营造友善的购物环境。当时摇滚乐已经演化出许多不同的类别——迷幻摇滚、迪斯科、朋克、重金属、另类摇滚、电音舞曲等。“摇滚乐”现在所涵盖的范围很大，界线不易分清，它衍生的音乐无所不在，运动赛事、教会都听得到。（事实上，布朗牧师指责的是教会的“福音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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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商业化削弱了摇滚乐的力道。当滚石乐队的《我不能一无所有》（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变成购物中心的背景音乐时，歌曲里嚣张的自我宣示意味就不见了。更糟的是，连公司行号也把那样挑衅的语气套用在自己身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经济时代（New Economy）下的公司行号把摇滚乐放进自己的广告，想营造出新颖、酷炫、对旧世代不耐的形象。只是，摧毁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它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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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拿来当成营销工具外，摇滚乐大量普及后，更大的问题是它本身变得越来越无力。摇滚乐之所以给人活力，因为它结合了肢体动作与集体欢愉。到处都可以听见摇滚乐，当中包括许多听到音乐不能随之摆动的场所。要让人对节奏无感，就是强迫他们在某种情境下听。举例来说，你应该不会在大卖场随音乐跳舞吧？（卖场也不允许就是了。）既然在Radio Shack电子商场或Winn-Dixie连锁超市听到音乐时不能翩然起舞（除非你有办法不惊动警卫），便得学会切断自己的神经连接，绝不能用身体表达对节奏的感知。我们每天都在练习自制——拒绝节奏的挑衅。不管节奏有多诱人，你必须冷静，乖乖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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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革命后，我们生活确实有些变化。不一定要上夜店才能听到摇滚乐，就连再普通不过的地方也有它的足迹，例如鞋店、超市等。摇滚乐带来新契机，让人们再次有机会享受狂喜的感觉，那可是远胜于消费文化能提供的乐趣。药物，尤其是大麻和迷幻药，助长了狂热文化的复兴，还有性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不只反对父权文化的剥削，还主张女性有权追求性高潮。虽然一般人还是从购物、饮酒、各种包装好的娱乐中保守地寻求愉悦感，但好消息是，至少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我们知道自己有更多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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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摇滚文化助长人们沉溺于药物与性。想一想，我们不需要那些才能助兴，古代人参加传统庆典时，只靠节奏律动便可达到狂热状态。不妨听听神话学大师乔瑟夫·坎伯的专业看法。他去欣赏感恩而死演唱会时，应该是全程保持清醒的，毕竟他是一个保守派，当时年纪也很大了：“那是一个真正的狄俄尼索斯庆典。”[38]狄俄尼索斯短暂地降临人世，拜访了数千年来反对他的地区。不过，当沉闷的“经典摇滚”电台播放起德雷克和多米诺乐队（Derek and the Dominos）的《莱拉》（Layla）或小沃克与群星（Junior Walker and the All Stars）的《走鹃》［(I’m a）Roadrunner］时，我们就能想象他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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