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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摇滚乐活得够久，久到看着他的敌人一个个把话收回去。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自己是赚钱的商品，让唱片公司和乐手发财。现场观众不再被关在戏院里，演唱会移师到足球场或其他更大的场地，成为真正的狂热大会。市场会说话：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不再陌生的音乐不只动摇，还统治了市场。摇滚乐本身成为成功的商品后，广告商很快用它来营销其他商品，从汽车到金融服务，样样都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摇滚乐无所不在，在上千个电台各个时段播送，也会以片段形式出现在广告中。还有人把摇滚乐刺激的部分剪掉，让它变成优美的电梯音乐。许多连锁商场如Kmart、Gap、Ex-press会用完整的摇滚乐曲当背景音乐，以营造友善的购物环境。当时摇滚乐已经演化出许多不同的类别——迷幻摇滚、迪斯科、朋克、重金属、另类摇滚、电音舞曲等。“摇滚乐”现在所涵盖的范围很大，界线不易分清，它衍生的音乐无所不在，运动赛事、教会都听得到。（事实上，布朗牧师指责的是教会的“福音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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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商业化削弱了摇滚乐的力道。当滚石乐队的《我不能一无所有》（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变成购物中心的背景音乐时，歌曲里嚣张的自我宣示意味就不见了。更糟的是，连公司行号也把那样挑衅的语气套用在自己身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经济时代（New Economy）下的公司行号把摇滚乐放进自己的广告，想营造出新颖、酷炫、对旧世代不耐的形象。只是，摧毁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它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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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拿来当成营销工具外，摇滚乐大量普及后，更大的问题是它本身变得越来越无力。摇滚乐之所以给人活力，因为它结合了肢体动作与集体欢愉。到处都可以听见摇滚乐，当中包括许多听到音乐不能随之摆动的场所。要让人对节奏无感，就是强迫他们在某种情境下听。举例来说，你应该不会在大卖场随音乐跳舞吧？（卖场也不允许就是了。）既然在Radio Shack电子商场或Winn-Dixie连锁超市听到音乐时不能翩然起舞（除非你有办法不惊动警卫），便得学会切断自己的神经连接，绝不能用身体表达对节奏的感知。我们每天都在练习自制——拒绝节奏的挑衅。不管节奏有多诱人，你必须冷静，乖乖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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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革命后，我们生活确实有些变化。不一定要上夜店才能听到摇滚乐，就连再普通不过的地方也有它的足迹，例如鞋店、超市等。摇滚乐带来新契机，让人们再次有机会享受狂喜的感觉，那可是远胜于消费文化能提供的乐趣。药物，尤其是大麻和迷幻药，助长了狂热文化的复兴，还有性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不只反对父权文化的剥削，还主张女性有权追求性高潮。虽然一般人还是从购物、饮酒、各种包装好的娱乐中保守地寻求愉悦感，但好消息是，至少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我们知道自己有更多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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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摇滚文化助长人们沉溺于药物与性。想一想，我们不需要那些才能助兴，古代人参加传统庆典时，只靠节奏律动便可达到狂热状态。不妨听听神话学大师乔瑟夫·坎伯的专业看法。他去欣赏感恩而死演唱会时，应该是全程保持清醒的，毕竟他是一个保守派，当时年纪也很大了：“那是一个真正的狄俄尼索斯庆典。”[38]狄俄尼索斯短暂地降临人世，拜访了数千年来反对他的地区。不过，当沉闷的“经典摇滚”电台播放起德雷克和多米诺乐队（Derek and the Dominos）的《莱拉》（Layla）或小沃克与群星（Junior Walker and the All Stars）的《走鹃》［(I’m a）Roadrunner］时，我们就能想象他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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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十一章/运动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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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日世界上多数人而言，较容易体验到集体狂热的场合，不是在教会，也不会在音乐会，而是运动赛事——美国的橄榄球、棒球、篮球和曲棍球，以及世界各地的足球赛。运动社会学家艾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认为：“运动赛事创造如农神节一样的场合，让我们能无拘无束地抒发日常生活中被严格压抑的情绪。”[1]这几十年来，在各地的运动场或体育馆，你都可以看到观众从椅子上跳起来，随着比赛的跌荡起伏尖叫、挥手、跳上跳下。看台上挤满了观众，人人都可以做些肢体动作，这两个元素让某位运动学者想起涂尔干对宗教狂热仪式的描述：“团体内的沸腾情绪能产生团结感。”[2]一位墨西哥足球迷提到自己在群众中忘我的经验：“在某个时间点会出现一种感觉，你不在乎周围发生什么事……就算是展开暴动，我会想加入……每个人都只是一分子，不用负任何责任。”[3]在一个韩国旅游网站上，当地球迷的疯狂景象成为观光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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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街头球迷展现的团结气氛让人肃然起敬。球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韩国人告诉我们，融入比自己更大的团体是什么感觉。在运动场的大屏幕前，大家一起尖叫、哭泣，那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即使你无法明确说出这有什么伟大的意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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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情绪随着足球赛、冰上曲棍球赛跌荡起伏，我们应该不需要去探究这有什么“意义”。运动赛事能产生如此大的集体兴奋感，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些场合，用肢体表达兴奋感——叫嚣、跳上跳下等，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体育活动和竞赛可以当成集体欢腾的媒介，当然不是每次都有效，毕竟有些比赛很无聊，而且一定有一队会输，但就某一方面来看，至少比任何摇滚演唱会都有效。在戏院里举办的演唱会，每个人都面对着舞台，看不到其他人的脸，只看得见他们的后脑勺。但是，运动场是圆的，“观众看到彼此的脸，便能互相感染情绪”。[5]人们说要去球场看克利夫兰布朗队、奥克兰运动家队、曼彻斯特联队比赛，但事实上也是去看其他观众，跟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感受在运动场上互相传递、不断累积的兴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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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还没有什么运动赛事可以创造出集体的热情，除了少数被边缘化的宗教狂热仪式可比拟。当年没什么公开的节庆活动可以比得上一颗移动的球所创造的惊喜。随着时间推移，运动赛事大肆盛行，紧紧抓住观众的想象。英国、南美洲的球迷组织成精致的社团。此外，运动赛事还入侵传统节日，且改变了人们的庆祝方式，例如美国的感恩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记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描述美国运动时，说全国像“着了魔”一样，确实有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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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期，不断商业化的运动赛事也加速了另一个趋势成长，那应该是美国境内最戏剧性的一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运动节目移到电视的黄金时段，全国几十个电视频道，二十四小时都在播放比赛和相关评论。运动场座位也增加了，亲临现场看比赛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0年到2003年之间，美国兴建了一百零一座运动场，每一座都能容纳七千人。[7]古罗马人的公民生活围绕着竞技场，每征服一个城市就在当地兴建一座，美国人的决心也不容小觑，兴建运动场的经费优先于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或学校体育经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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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运动集会给我们机会适当地吵吵闹闹，但不是全无缺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评论员常常惋惜，人们不在自家社区打棒球，都去看比赛了。观众比较像去看“巨星”，而不是运动员。但我们不太确定，球迷最后会不会因为一直处在被动位置而厌倦比赛。我们很少有来自球迷的第一手报道，多半都是来自记者，记者的专业身份让他们位居运动产业的中心。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与美国的观众先后发展出又新又有创意的参与方式——就像摇滚乐迷拒绝安静坐在座位上一样，观众开始把体育“嘉年华化”。他们穿着精心设计的衣服去看球，加油的时候不只是反复喊口号，而是全体跟着节奏一起动，并加入自己的音乐、舞蹈，还一边看球一边大吃大喝。运动赛事和摇滚乐的相似之处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期的球迷变得更有活力，摇滚乐是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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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西洋运动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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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我们关心的，是由运动粉丝发起、鲜少被注意的“革命”。但首先我们先从历史来看看我们谈的是哪一种运动。有些体育活动目的只是要展示运动员的才华，此外没什么内在价值、意识形态与更大的愿景。令人惊讶的是，谁有资格参赛、谁有资格观赏、可否举办比赛，这些议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近几十年最明显的冲突都是关于种族与性别，例如黑人能不能进入大联盟打棒球，女人能不能和男人比赛高尔夫。过去几百年的冲突则多半围绕着阶级。上层阶级有自己的运动，如打猎。下层阶级有射箭比赛或其他“民俗运动”，观众与选手常常混在一起。比如在早期的足球赛中，村民全部出动，彼此较劲，男人、女人、小孩都参赛，还用猪的膀胱做成橄榄球。男人和女人各自有竞走大赛，有时候是男女对抗，奖品是跳一支舞或一个香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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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初期的欧洲，人们通常趁着庆典、嘉年华举办体育竞赛，在英国则是趁着教区节日或博览会。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保守分子批评庆典活动，也反对运动比赛。民俗运动很容易脱序，最早的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当局很苦恼，经常得下活动禁令。1567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的法院起诉了七个男人，法院记录中写道：“这七人与其他一百名身份不明的犯罪者违法集会，违法举办足球比赛。这类活动很容易引起口角，甚至导致凶杀案件与其他严重意外。”[9]工业化之后，工人阶级只剩下星期天可以运动。然而对保守的教徒来说，星期天是安息日，所以又禁止了工人当天从事敬拜以外的活动。他们批评运动是浪费时间的活动，不如把时间花在工作或沉思灵魂是否能得救上。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殖民地，运动一直是违法的，法律甚至规定，“在主日当天散步，非必要也不合时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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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传统庆典的许多内容变成大型的展示活动，运动比赛也一样。一开始，这些活动不是统治当局组织推动的，而是精英分子勉强同意举办的。以棒球为例，在美国一开始完全是劳动阶级的运动。运动史学家泰德·文森特（Ted Vincent）认为：“精英分子之所以反对，表面上是担心群众失序的行为，例如酒醉、赌博、偷窃、骚扰女性。球迷常用猥亵的字眼叫嚣、威胁裁判。”文森接着说：“但中产阶级反对棒球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害怕劳工阶级作乱。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另一些人聚众。就这点来看，十九世纪末运动场上的观众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摇滚演唱会里的长发叛逆青年处境雷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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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上流阶级改良乡村的足球活动，使它成为正式的竞赛项目。精英们把足球当作专属的运动，旨在“培养认真、守纪律、自制等美德”。[12]不出二十年，这颗球又传给劳动阶级，牧师和工厂老板教导工人踢球，希望工人也能学会那些美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职业足球赛，它原本是上流社会的业余运动，现在场上都是出身劳动阶级的职业选手，最后连看台都只剩下蓝领工人，以及少数的女人。在南美洲，当地人看着英国的水手和公司职员这些业余人士踢球，最后自己也学会了这项运动。到了1915年，巴西足球已历经三代人马的经营：先是英国人，后来是当地精英，最后是劳动阶级。体育作家珍妮特·利弗（Janet Lever）如此描述巴西的足球比赛：“工人接受这项运动后，看台上时髦的女士就回家了。”[13]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到了二十世纪初，大型运动赛事便成为“普罗大众的宗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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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分子一开始厌恶这些无秩序的集会，后来才勉强接受。对他们而言，运动比赛至少有个功能，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就是“培养国家认同与形塑社群的媒介”。[15]就算上层阶级自己无法出席，至少比赛现场有国旗、国歌等，象征贫富两者在国家的羽翼下和谐共处。在球队老板推动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运动赛事在美国成为“精心筹备的盛事”，除了华丽的典礼外，政治人物隆重列席，还有军乐队在现场演奏国歌。[16]除了军乐队外，在中场或其他休息时间还有整齐划一的仪队表演，比赛现场就像十九世纪英国人的节庆阅兵仪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纳粹与法西斯以旗帜、仪式、国歌预告希特勒、墨索里尼即将出场，运动比赛也有类似的流程。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在规划纽伦堡大会时没纳入运动比赛，真是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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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精英运动大众化，或是大众运动受到重视，都让运动赛事得到社会认可，成为劳动阶级（特别是男人）的聚会场合。他们也会在工厂或其他工作场合聚集，但运动场或体育馆是他们专属的地方——跟朋友碰头、喝酒、一同欢呼，做些不会被精英阶级打扰的事。劳动阶级的男人们找回了传统嘉年华的点滴，很快地，他们便想要整套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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