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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伊恩·莫里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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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睿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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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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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献给凯西和动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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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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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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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缘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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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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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里斯的新书《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是以他2012年末在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坦纳讲座的演讲，以及4位评论人的评论和他的回应为基础结集而成的。此书所围绕的是莫里斯提出的一个中心观点，即他认为在人类过去两万年的历史中，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大致交替出现的体系。与每一种价值观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组织形式又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特定方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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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价值体系就是书名用押头韵——采集者/觅食者（foragers）、农夫/农耕者（farmers）和化石燃料使用者[1]（fossil fuels）——所示的价值观体系，它们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对应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莫里斯有时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2]的说法把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Agraria），把工业社会称为“因达斯特里亚”（Ind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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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认为，第一种“觅食价值观”的价值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生动物来维生，是很小规模的群体且流动性很大，故而觅食者倾向于看重平等，也比较能够容忍暴力。不过他认为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是错误的。第二种是“农业价值观”的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靠经过驯化的动植物来维持生计，农耕者倾向于更看重等级制度而非平等，比较不能容忍暴力。所以往往建立大的等级社会的国家以保障定居者和平地休养生息。第三种是“化石燃料价值观”的体系，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通过钻取已经转变为煤、气和油的植物化石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故而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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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众多且纷纭复杂，莫里斯说他只能在价值观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两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即对待平等与暴力的态度，主要以这两点来标示三种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他不回避他的观点可能遇到的批评和定性，诸如简化论、本质论、唯物论、实用主义等，甚至坦承自己就是这样的观点，而只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某种程度上的本质论和简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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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使熟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们很容易想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这里是某种生产力——觅取能量的方式——直接决定价值观念，他自然也不会引出阶级斗争的观点，更勿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他是相当赞成今天发达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社会”的主流思想的，赞成社会合作与自由市场，或者如书中一个评论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所说，是赞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但更确切地说，他是赞成一种“与时俱进”、因需而变的价值观。如果他生活在过去的社会，他也会接受过去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这倒也是为现代人比较平心静气地看待、理解和同情地解释过去的价值观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背后的哲学是一种功利主义或效益主义，这也可以为同情地理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预防少数人的浪漫政治思想逾越界限而伤至社会提供一个恰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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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观点简单明快，而且的确抓住了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人必须获得物质能量才能生存下去，而且获得的能量较多才能繁荣，才能发展起一套精致甚至奢华的文化。而且，他对未来虽然也有展望，但没有一套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未来是开放的，有几种可能，包括由碳基生物变为硅基生物的可能，也有核战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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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价值观三段论”既有一种简化的锋利性，又包含着许多生命的常识，这些常识是拒斥书斋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人类的价值观的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即便承认人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与他们的价值观念之间有某种最初的决定关系，在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中介的，比如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它们可能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形成有更直接的作用，还有价值观念和其他观念本身的相互作用，包括这些观念对获取能量方式的反作用，等等。比如说，有时价值观对一个社会的物质能量获取方式甚至能起一种定向的作用，有些文明社会（比如经济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迟迟未进入一种发达的市场和工业社会，正是上层主流价值追求的“志不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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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长远的观点和最根本的因素来看，莫里斯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某些根本的共性：人只有吃饭才能生存，只有有丰富的多余产品才能发展。但不容易解释一代代活着的人所面对的生存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而活着的人要对付的却主要是自己的特殊性，那些共性由于太一般甚至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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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则是涉及价值观念的恒久性，在变化的价值观念中有没有一些不变的核心价值，莫里斯的确提到了几种，比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等。但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生物演化的结果，乃至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当然，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同时也进行着文化演化，但他还是坚持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都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其实都是“得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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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分析数据常常是饶有趣味、引人入胜的。他谈到觅食者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而农耕者由于其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他们就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3]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农耕者只有在等级森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和平的世界里才能幸存，他们因此而重视等级与和平。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经济体，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7倍，从1800年前后的约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纪70年代的230 000千卡/人/天。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5人，也就是说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100人/平方公里。而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公里，2000年，人类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们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寿命长了30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收入高出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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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还谈到通向现代“工业社会”两条路径：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在有些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非自由路径看起来比自由路径的速度更快，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重塑的非自由发展同样也造就了比自由版本更快的经济成长——尽管这里有起点较低的原因，且同时引发了环境灾害的负面外部效应及大规模腐败。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自由路径更为成功，因为它不仅在创造财富和自由方面，还在减少暴力乃至提升平等方面都占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