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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莫里斯的回应虽然有他一向直率和坦诚的特点，但在表达和论证上还是过于强势和绝对了。他可能还是过于低估了人与动物的差别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精神性，也没有看到人的价值观念自有其独立于物质需求和功利效用的意义。而即便价值观要充分有效地履行，也必须要有人们对它的信，即信其为真，乃至信其为普遍和永恒的真。虽然这信并不能保证价值观的内容就一定是真，但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规范中一定还是有其客观普遍的真的——比如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生命，不杀害无辜。我想对这一基本价值的普遍性莫里斯估计也不会反对。他对获取物质能量方式的重视，对反对暴力的肯定，就表明实际他还是肯定了在“均富”之先的保存生命的普遍道德原则，所以，他似乎没有必要否定平等，即便在比工业社会更早的时代里平等更多的是体现为平等的生存权利而非平等的财富权利；也没有必要否定存在着真实乃至永恒的基本价值——保存生命。在这一基本点上，莫里斯和他的批评者其实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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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莫里斯的这本新书是富有意义的。莫里斯努力在最低的和最高的，最物质的和最精神的，最基本的和最高超的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虽然将其处理为一种直接的决定性联系肯定会有不少问题，但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而且，这也是在高超理论与意识形态面前捍卫基本常识，有助于防止那种过于强调精神力量的、浪漫的唯意志论在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他的观点也为现代人理解乃至宽容过去时代的价值观，至少是比较平心静气对待它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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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中文译名采用了化石燃料使用者对应的“工业时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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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内斯特·盖尔纳，见第75页注释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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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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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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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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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奥登，见第273页注释①。——编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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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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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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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马塞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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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的第11部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2]出版于2010年，此书甫一问世便广受赞誉，被称为“才华横溢”“别出心裁”“震撼人心”的杰作。该书所涉之广、所涵之深，令人惊叹；且文笔优美，读之忘倦。它上溯至15 000年之前，探讨了西方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轨迹何以迥然相异，此兴彼衰。该书在结尾提出了人类在未来当如何面对多重生存威胁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失效、迁徙和疾病”等，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让太多人获益，而这些威胁则是发展带来的令人始料未及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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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西方将主宰多久》之后，莫里斯再次彰显他的非凡洞察力，超前论述了某些“无情的物质力量”如何限定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类已树立并秉持了两万多年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其中当然包括道德规范。本书源于伊恩·莫里斯2012年11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主讲的关于人类价值观的坦纳讲座。鉴于莫里斯的论题，我们考虑将其更名为“关于无情的物质力量的坦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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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整体论证可大致概括如下。人类的某些基本价值观最初产生于大约10万年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些“核心问题”[3]（第二章）总是以某种形式反复出现在不同文化中，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第五章）所引发的。莫里斯还提到，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共享其中的一些价值观，此前出版的本系列丛书[4]中的一本也阐述了同一观点，该书作者是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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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与仅次于我们的最聪明的动物物种相比，人类也拥有明显的优势，我们超乎寻常的高明世故促成了文化的创造与再造。我们发展出价值观、规范、预期和文化形态等复杂系统，以便在周遭环境发生变化时，维持各种必要的合作，提高生存机会。就像生物进化一样，文化创新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数百万次微型试验进行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即生物学随机突变的文化等效物，并且随着这些试验的成功或失败，“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特征会取代那些表现不佳的特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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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为我们展现了人类价值观的宏观历史，识别出连续的三个人类发展阶段有哪些大略的共同点。这些连续阶段中，定义人类文化形态的，是产能递增的能量获取模式：觅食、农耕、化石燃料生产。莫里斯的论点是，这些相继出现的能量获取模式“决定”或至少“限定”了社会组织可能存在的形式，继而“决定”或“限定”了可能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人类具有创造性，而相对成功的社会形态又更易传播且更有可能战胜对手，每个时代最终都会选定其所需的价值观。这是“功能学派”的看法，他们将人类价值观看作“适应性特征，随着人们周围的社会体系发生变化，人们对这些特征加以调整，将其效用最大化”（第二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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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觅食到农耕，再到消耗化石燃料，在每一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第五章）。因此，靠觅食或狩猎采集谋生的早期社会往往会采纳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制定强有力的共享规范并限制不平等，莫里斯解释了原因），但也相当暴力。农业社会为了实现最优效能，倾向于等级森严，少用暴力。而我们身处其中的化石燃料社会出现于18世纪，这种社会形态往往会在政治和性别方面更加平等，对贫富悬殊相当容忍，且比前两种社会形态都要平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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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大简化了莫里斯的论证过程。他还强调了技术创新和地理位置在决定哪些社会能够及如何战胜其他社会的重要作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读者大概很熟悉这些主题，例如海运的创新使得地处海边成为巨大优势，从而成就了伟大的欧洲海洋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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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论述旁征博引，论证清晰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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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紧凑的五章内容之后便是三位杰出学者以及一位世界闻名的高产文学大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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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西福德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授，他在希腊文学、宗教、哲学及《圣经新约》等领域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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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德认为莫里斯过分“拘泥于决定论式的量化范畴”，以致在他粗分的几个人类发展阶段中，价值观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西福德认为，农业社会形态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他以古雅典为例，对莫里斯的决定论提出质疑。和史景迁一样，他也提请大家注意历史记录中通常不包括边缘人群的价值判断这一事实，至少在这些边缘人群没有组织之前如此。西福德质疑，为什么莫里斯所谓农民的“牢骚不满”不该作为一种缺乏政治力量的平均主义的证据受到严肃对待，这种平均主义的存在挑战了农业社会认可不平等——甚至将其视作“好事”——的观点（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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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认为“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西福德在其评述的结尾对该主张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饶有兴味的是，他谴责莫里斯本人关于历史发展的思考更近乎当前“统治阶级”的想法，而非“我们的时代需要的观念”。西福德特别提出，莫里斯受惠于进化理论并强调“竞争、可计量性、共识和效率”，过于不加鉴别地接受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观念”。西福德认为，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时代需要对那些人类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莫里斯本人定义的“待人公平，行事公正，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进行一种更有批判性也更加开明的论述（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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