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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列举了5种可能造成文明崩溃的冲击：“迁徙失控、国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阿特伍德又加了两个：海洋和生物工程的崩溃。她在评论最末恳请人们做些“大战略的思考”，其行文之异彩纷呈、幽默诙谐，是我在转述中无法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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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反唇相讥，纵横捭阖，雄辩到底。莫里斯完全抓住了几位批评家的注意力，如此便愈加阐明和深化了他的论点。他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但承认几位批评家的辩论对他很有启发，让他得以进一步阐释能量获取方式如何塑造人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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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史景迁关于描述还应更加具体的要求，莫里斯明确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解释人们为何拥有当前的价值观，而不是深入理解那些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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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福德的批评，即莫里斯未能识别其觅食采集、农耕和消耗化石燃料这三个宽泛的社会范式中的各个变体，莫里斯指出，“农业社会”包括“生活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万年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人”，所以，他有些轻描淡写地承认，其间包含了“很大的差异”。莫里斯认为，雅典等贸易城邦无疑相当有趣，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尽管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不列颠等“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也一样有趣，因为它们正是从其海上贸易网获取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然而，莫里斯坚持认为，雅典人的财富“缓和了但未打破农业世界的束缚”。诸如古希腊和近世的不列颠等表面上的极端例子只是限定了但未能“证明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是错误的”（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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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篇幅最长的讨论中，莫里斯开始借其所谓“多层次选择”，阐明了几个先后出现的能量获取模式通过哪些途径塑造了人类的价值观。个体并非被动地由所在社会的能量获取模式来决定其采用哪种价值观。相反，在历史的绵延进程中，在善于创造的人类经过无数次社会试验之后，通过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体制、文化和价值观等手段，在探索能量获取的可用模式上进行了最优化组织的社会，往往会战胜并取代其他组织欠佳的社会。在现有科技下，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联的价值观，必将让位于更有效率的体制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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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明其观点的过程中，莫里斯提到并反驳了科尔斯戈德提出的人们实际秉持的“成文价值观”和应该秉持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区别。莫里斯认为，我们唯一可用的价值观，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持的价值观，因此，科尔斯戈德所谓“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第十章）。莫里斯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阻碍人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充满信心并将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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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坦纳讲座授课人还回应了有关他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指责。莫里斯对此表示否认，并进而断言，西福德和科尔斯戈德受到了不合时宜的“本质论”的影响，后者坚信，我们开明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包括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偏爱非暴力的争议解决方式等，更接近于真实道德价值观，甚至构成了“默认”的立场，一旦环境有利，并且社会压力无须以武力支持社会等级，人类便会自然而然地趋近这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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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承认，在解释人类如何进化出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复杂的组织形式、判断和创新能力时，无法避免一定要用到某种本质论的观点。我们都还记得，他坚持认为“所有人类”共享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尊重忠诚，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些价值观在人类发展的各个时代均得到了重新诠释。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为平等主义和非暴力进行辩护，称其为更好、更真实的道德价值观，但莫里斯却认为，平等主义和非暴力不过是对人类核心价值观的特定解读：在某些能量获取形式更为先进的社会类型中，这类价值观合乎时宜，但它们却不适用于觅食采集和农业社会。“于我而言，”莫里斯说，“错误的行为是违反了我所强烈秉持的信条，也就是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人类价值观的化石燃料式解读。”莫里斯谴责塔利班致力于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并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他与科尔斯戈德意见一致，但他坚称，塔利班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农业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首先错在落后”（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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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问，“落后”何以变成了这里的主要问题？这是否在断言，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科学地解释（或以历史视角来理解），而非道德评判？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心焦点是道德评价，其他的措辞也许更适合描述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方式：残酷和邪恶，而不仅仅是“落后”或不合时宜。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对于女性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倡导更大的正义，而不仅仅是不同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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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远的问题是：将道德评价的措辞与体制和社会成就等实用标准联系在一起是否存在危险？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特定创新是否有望提高社会的物质福利和力量，以及其战胜其他社会的能力，却代表了道德堕落？还是说我的言论是由我身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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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相对于莫里斯的标准而言，道德评价有望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环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留这一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克服自身所处时代的所有偏见，而只是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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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我们的作者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指责又当如何？莫里斯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某些人从中获利的一派谎言”，但又立即坚称，“但谎言鲜见持久者，因为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常识是如此有力的工具，能够揭示何为最适宜的观念”（第十章）。他还引用了据传是林肯的格言：“……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邪恶精英”还没有强大或聪明到能够长时间地迷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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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趣的表达方式，他对此充满信心：人类的创造和常识的力量最终能够颠覆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向少数人输送利益的社会安排。当能量获取的模式让新型社会组织得以向更多人输送比以前更大的富足和/或安全感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类最终会发现并接受新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伴的价值观。它进一步表明，等级制度（或中央集权）需要——也必将——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加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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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完全能够看穿和打破统治精英自私自利的谎言——当它们的确是谎言时——的这种信心，是否有助于我们挽救有关人类能够在连续的历史阶段中实现真实的道德进步这一理想？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与物质进步有别的）道德进步的观念？莫里斯是否以其自身未加明言的平等主义推论出，少数人不应，并且最终不能，以多数人作为代价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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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都留待读者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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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包罗万象的讨论的结尾，莫里斯再次展望未来，并反思了人类这个物种有无可能正在为自身走向灭绝铺平道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努力想象下一次大洪水发生之后生活将会怎样，莫里斯对此表示欣赏，并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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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信，阅读本书将是一次既愉快生动又出人意表的刺激之旅，诸位将在一位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者的指导之下，跨越宏阔的人类经验；他提出了关于人类价值观之来源和意义的最基本问题，并给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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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S·洛克菲勒政治学讲席教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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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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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文如此，这段话实际引自本书第一章。本书的注释如无特别标注皆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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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人类价值观的丛书，本书是其中的一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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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Waal，1948—），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是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系查尔斯·霍华德·坎德勒讲席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著有《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1982）和《猿形毕露》（Our Inner Ape，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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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文如此，此段引文实际引自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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