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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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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者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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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从觅食采集社会谈起吧。“觅食”（foraging），有一篇标准的参考文献帮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是指“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以及捕鱼，而未能驯化植物，且未能驯化除狗之外的动物”（因此，习惯上使用“狩猎—采集者”一词作为“觅食者”的同义词）。另一篇标准文献则指出，这一能量获取方式的后果是，觅食者“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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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觅食有多种形式（因此，某些人类学家喜欢用“觅食系列”一词），除了范围非常广泛之外，“觅食者”的类别也是开放的。很多社会把觅食和农耕结合起来（人类学家往往称其为“园耕”群体），近几个世代以来，在某些社会，觅食与化石燃料生活的元素也时有结合。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变体和过渡形态，人类学家依然压倒性地认为“觅食者”是个界定相当清晰的分析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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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把觅食称为自然的生活方式，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觅食者，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觅食方式。我们人类的觅食方式是在巨大的中非热带雨林边缘进化而成的，人类本身也是在大约5万~20万年前从智人的某些早期种类中进化而来的，我们从那里出发，逐渐占领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走出非洲的大迁徙始于7万~10万年前，一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宜居的地方定居下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前90%，每个人都是觅食者；当然，小部分人类至今还是觅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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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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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交的马赛人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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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觅食社会的学者有三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史前的考古证据，过去几千年中有文字的社会就其所遭遇的觅食者留下的一系列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以及近100年来的人种志分析。每一类数据均有其自身的问题，但综合在一起来看，它们揭示了鲜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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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确乎存在过的觅食社会而言，考古学是唯一一个直接证据来源，但它有一个重大缺陷——关于人类价值观这个主题，那些石头和骨头保持着亘古的沉默。无论我们的田野工作和立论如何复杂，对考古学发现的解读总要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在发现物与历史或人种学报告之间寻找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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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有关觅食者的近代文字报告却总是围绕价值观问题来讨论，这些报告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受到现代假说的毒害；但它们同样有一个大缺陷——农业社会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为觅食者作传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后者来佐证和渲染自己关于价值观的论调。因此，近世的记录倾向于强调觅食者（在农业社会成员看来）的异己特质。例如，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些关于西伯利亚觅食者的可靠信息，但他还是过于轻信他们不完全是人类。他说，阿里马斯皮人[1]只有一只眼。在他们的北方住着秃头的阿尔吉帕人（Argippaioi）和食人族，再往北去，那里的人每年还会冬眠6个月。希罗多德有时会将非农耕者描述成景仰希腊智慧的落后蛮族，有时又会将他们描述成凸显希腊之衰微的高贵蛮族。农业时代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对觅食者的描绘，多是在重复类似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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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年来著述颇丰的现代人种学者发展出一套艰深复杂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关于觅食社会的庞大知识体系。可是我们很难利用这些数据作为研究史前觅食者的间接证据，主要原因是，当代觅食社会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古代或史前的同型社会大不相同。两万年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觅食者。到500年前，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只剩下不到1/10，他们被迫退守在仅占地球1/3的区域。而如今，觅食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1%。这少数遗族大多被禁锢在农耕者们不待见的蛮荒之地，如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圈，或是人类仍未征服的神秘疆土，如亚马孙和刚果的雨林。然而，就算是这些偏远的领地也会引发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经济或政治野心，也就是说，现代政府、市场和品位的影响力已近乎无处不在，除当代最孤立的觅食者之外，无一幸免。（1986年在坦桑尼亚，令我最惊奇的一幅景象是一个手持长矛的马赛人[2]猎手喝着可口可乐等待返回营地的公交车，肩上还扛着他的猎获。实际上这绝非罕见；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狩猎—采集者都过着借助于化石燃料的觅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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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第二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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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20世纪的觅食者多生活在恶劣环境中，而史前觅食者的生存环境更为温和宜居，那么将二者进行比较显然是有问题的。20世纪中叶，几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了非常有用的觅食者类型学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并提出任何类比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观点。这些人类学家声称，现代觅食者绝不是延续古代生活方式的遗族，而分明是现代历史进程——尤其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断言，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无法借助研究当代觅食者来了解史前生活。某些人类学家开始声称，对史前和现代觅食者进行比较这个做法本身就暗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把当代觅食者矮化为遗落在人类社会进步之外的“活祖先”，需要在化石燃料社会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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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使最晦涩难解的交流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层理论，通过民族人类学类比，将发掘出土的遗迹与史前行为联系了起来。当然，其中某些方法不过是精炼的常识，考古学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了然于胸。虽说学术潮流总是此起彼落，但是，诸如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3]在20世纪30年代所得出的很多结论，现在看来大体还是正确的［我在斯坦福的一位同事喜欢强迫研究生们参加人类学统考，逼着他们承认我们有关史前生活的主要思想在1877年，也就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4]出版其《古代社会》（Ancient Socitey）那一年之后几无变化］。这位轻率的分析家极有可能错误百出，但史前觅食者所生活的世界的整体轮廓的确已经相当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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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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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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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者如何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相关的细节极其丰富，但其变化大多只体现在不同的群体栖息在何处而已。对于觅食者而言，地理位置便是一切，这决定了能量的需求和来源。基本上，觅食者的栖息地距离赤道越近，其所需要的热量便越低。在热带，每天区区4 000千卡的热量便可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包括食物、工具、煮食燃料、少量衣物和简易的容身之所。然而，栖息地接近两极地区的觅食者每天可能不得不将两倍的能量消耗在取暖、住房和更厚重的衣物上。赤道觅食者往往会从植物中获取所需的大部分能量，那里的植物（哪怕是沙漠地区）比极地丰富得多；南北两极的觅食者则需从动物（特别是鱼类）那里获得大部分能量。我们没有理由臆测史前的地理限制因素没有这么严苛，事实上在冰河期，这些限制因素还会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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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觅食者通常很擅长评估不同能源的热量成本和效益。传统和信仰的确塑造了他们的觅食策略，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人种志研究，证实了觅食者在分配其时间与精力时所依据的基本理性。考古学家罗伯特·贝廷格[5]指出，人类那些五花八门的狩猎和采集方式可以浓缩成区区5种基本的觅食策略，有关经济理性的假设（往往称为最佳觅食理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史前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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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8年，理查德·李[6]和欧文·德沃尔[7]发表其研讨会论文集《人类——狩猎者》（Man the Hunter）时，能量限制对于觅食者（包括史前的和当代的）的影响便显而易见了，这部论文集大概是有史以来关于觅食者最具影响力的专著。李和德沃尔断言，无论觅食者身在何方，以何为食，又如何觅到食物，对野生食物的依赖迫使他们不得不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他们生活在小群体里，并且（2）他们常常四海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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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最贴切地描述觅食者的社会组织，人类学家争论不休。埃尔曼·瑟维斯[8]在其经典书籍《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中指出，觅食者的基本群体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数十人组成的游群。与之相反，艾伦·约翰逊[9]和蒂莫西·厄尔[10]主张，更小的家庭群体意义更大，而蒂莫西·英戈尔德[11]则认为，觅食者群体实际上是由“生产和消耗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组成的，分别是男性和女性”。他猜想，“因此，被我们视作‘家庭’的群体是靠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多点接触而建立，接触则是通过食物和性的交换关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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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分歧，核心的人口因素却从无争议。野生食物资源的低密度意味着大多数当代觅食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很小的群体中度过的，通常仅由2~8个关系密切的人组成。不过，他们全都要依附于比这大得多的群体（至少500人），因为只有这样的规模才能构成足以支撑下去的繁殖种群。如此众多的觅食者聚集一处倒不常见，但就算最小规模的群体也会定期聚成逾50人的较大游群或集合扎营，这些游群/营地网络便可产生所需人口规模的基因库。在丰饶的环境中，人们每年会花更多时间加入这些更大的群体；严峻的环境中则相反。然而，只有在真正富饶的环境中，特别是富有海洋资源的环境中，觅食者才会在几十甚或数百人规模的群体中长久居住下去。在北美太平洋沿岸的觅食村落，从加州南部的丘马什人[12]到阿拉斯加走廊地带的特林吉人[13]，都是最负盛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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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认为，史前的觅食者生活在大小相若的群体中。在冰河期寒冷干燥的条件下，群体规模很小大概是常态，居住在热带之外的人尤其如此。大约公元前14000年之后，随着世界气候逐渐变暖，群体的规模似乎不断扩大，若干个冰河期后的温带地区能够支撑数百人规模的半永久性村落。有时，这些地区是海洋资源丰富的地带——比如波罗的海南岸附近（约公元前5000年）和日本南部（约公元前3500年），但在少数例子中——特别是公元前13000~前10000年的西南亚，野生动植物食物十分充裕，足以支撑永久性村落。但是，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觅食者又被迫退回到物资匮乏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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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年之中不同的野生植物次第成熟，不同物种的动物和鱼类迁徙的时间也有先后，当代觅食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机动性。就算小规模的群体也需要巨大的支撑空间，这意味着他们在广袤的地形上分布得非常稀疏。密度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当地的野生资源基础（而这本身又取决于地理条件），不过一般的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不到一人，每十平方英里不到一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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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规模一般都极小，这就意味着劳动分工必然相当简单，主要是在家庭这一层面，以年龄和性别来进行分工。整体而言，妇女负责采集植物和大部分的烹制，做一些手工劳动，并承担全部的育儿责任；男人负责狩猎，承担大部分手工劳动和一些食品烹制工作。男孩和女孩协助完成一些适合各自性别的工作。近5 000年来，与农业或工业社会保持联系的觅食者往往急于从前者那里购买和使用复杂精密的科技，而觅食者自己的工具和武器一般都非常简单（尽管通常十分精巧、有效）。纵观历史，在农业社会早已学会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之后，绝大多数的觅食者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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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科技落后，经济组织相对简单，觅食者的劳动生产率却不见得很低。如果与野生资源相对的人口密度较低而机动性较高，觅食者往往无须辛苦劳作便可生产出1 500~2 000千卡的食物能量，一个活跃的成年人每天也就需要那么多能量。即使在美国西南部那种严苛的环境中，人们每天也只需平均2~5个小时的觅食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14]曾经给觅食者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称其为“原始富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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