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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马塔图（matatu），肯尼亚及周边国家的私家小型公交车。1999年之前，马塔图是肯尼亚内罗毕市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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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1945—1996），美国人类学家。她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中间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并以其对这一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性生活的描述而广为人知。她的著作有《尼萨：一个昆申妇女的生活和言语》（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1981）以及身后出版的《回到尼萨》（Return to Nis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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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1931— ），美国作家。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动物行为、旧石器时代生活以及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昆申人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其著作《温雅的人们》（The Gentle People）出版于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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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他的《利维坦》（Leviathan，1651）一书为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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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名的推理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1943），讲的是12名乘客合谋杀死了车厢内的第13名乘客——其曾犯下一桩与12名乘客都相关的谋杀案，主角波罗发现了真相，但因对犯人充满“觅食社会价值观”式的同情，而未向公众披露。——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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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三章 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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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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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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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在第二章开头，我引用了凯瑟琳·潘特–布里克[1]对觅食者的定义，即“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的人，并因此“生活在小群体里……四海为家”；与之相反，农耕者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生活在大型（往往非常大）的群体中，很少迁徙。觅食者的游群机动性高，规模很小，流离颠沛，却有同伴形影相随；而在农耕者定居的大型村落，世代更迭，山河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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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的关键在于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通常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这里是指人类充分干预其他物种的繁殖以制造选择压力，导致这些物种进化成全新的物种，只有在持续的人工干预下才会继续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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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的小麦如今已是人类获取植物蛋白的首要来源，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不过世界各地的其他动植物也经历了类似的遗传过程。野生小麦是一年生植物；成熟时它的花序轴（把每一个种子附在植物上的小梗）变软，种子会一颗接一颗落到地上，落地后种子的保护壳破碎，开始萌芽。每年，大概每一两百万株野生小麦中会有一株在一个单基因上发生加强花序轴的随机突变，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成熟后不会落到地上，无法继续传递其基因。如此一来，这些变异的植物就从基因库里消失了（由下一世代里新的随机变异所替代）。但在人类觅食者开始通过收割植物和再种植部分种子来干预野生小麦的基因库后，至少某些变异植物会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基因库中变异的比例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加。计算机模拟表明，变异性状在理论上只需区区数百年便可完全取代原始的野生植物物种，不过从考古学证据来看，这实际需要几千年的时间。随后，只有在人类继续收割和重新种植的情况下，被驯化的全新小麦物种才有可能繁殖下去，人类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的劳动（农耕）所生产的卡路里远胜觅食者通过采集野生小麦所获取的热量。驯化的动植物是最早的转基因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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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这一类别所包含的变体比“觅食”还要多，因而本章的篇幅远长于第二章。“农耕者”这一类别同样包含很多过渡型，导致其边界模糊不清。我在第二章里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所谓的“觅食系列”，既有非洲昆申人那样机动性高、无社会组织的小群体，也有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那样定居的、高度组织化的大型群体，以及中间很多过渡型。但为能恰如其分地讨论农业社会，与其把它想成一个系列，不如想成一个三芒星（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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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农业三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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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点均代表了一种极端类型，从园耕者到贸易城邦或早期工业国，中心则代表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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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芒星中的一个点是诸如南非的马奇根加人（我在第二章简单提到过）等微小规模的群体，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驯化的动植物，但生活方式却更接近觅食者。人类学家通常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园耕者”（horticulturalists）社会或干脆称其为“食物培植者”（food cultivators）社会。第二个点主要包括公元18世纪的农业国，形态千差万别，如中国清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土耳其奥斯曼王朝，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其中一些国家已处在工业革命的边缘；第三个点则是包括古雅典、中世纪威尼斯，或中亚的某些绿洲在内的一些高度贸易化的小城邦，它们在某些方面与化石燃料社会和农业社会各有不少共同之处。三芒星的中央则是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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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非常重视园耕者与农耕者之间的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某个与众不同的统治精英的崛起视作二者的分野。“只有当培植者融入一个国家社会之后，”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2]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农民》中指出，“也就是说，当培植者必须遵从其社会阶层之外的有权之人的要求和约束时……我们才可以恰当地提及农民这个概念。”历史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至少同样重视农民和早期工业国属民之间的差别，但城邦居民与农民有何不同却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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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觅食者的情况一样，即使有各种例外和亚类别存在，也不该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理想类型抽象地表述了农耕者社会的核心特征。跨文化的相似性如此有力，以至于早在1954年，在力图比较三个农耕者社会（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19世纪的英格兰南部和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的一次讲座上，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甚至颇有把握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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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农民来自这三个相距很远的社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能被某个带翼的精灵送到其他两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并掌握了所至村落的语言，他很快就会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这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他职业的罗盘还会继续指向同样的道德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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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用大部分篇幅讨论这些“生活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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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三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