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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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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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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在第二章开头，我引用了凯瑟琳·潘特–布里克[1]对觅食者的定义，即“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的人，并因此“生活在小群体里……四海为家”；与之相反，农耕者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生活在大型（往往非常大）的群体中，很少迁徙。觅食者的游群机动性高，规模很小，流离颠沛，却有同伴形影相随；而在农耕者定居的大型村落，世代更迭，山河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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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的关键在于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通常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这里是指人类充分干预其他物种的繁殖以制造选择压力，导致这些物种进化成全新的物种，只有在持续的人工干预下才会继续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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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的小麦如今已是人类获取植物蛋白的首要来源，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不过世界各地的其他动植物也经历了类似的遗传过程。野生小麦是一年生植物；成熟时它的花序轴（把每一个种子附在植物上的小梗）变软，种子会一颗接一颗落到地上，落地后种子的保护壳破碎，开始萌芽。每年，大概每一两百万株野生小麦中会有一株在一个单基因上发生加强花序轴的随机突变，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成熟后不会落到地上，无法继续传递其基因。如此一来，这些变异的植物就从基因库里消失了（由下一世代里新的随机变异所替代）。但在人类觅食者开始通过收割植物和再种植部分种子来干预野生小麦的基因库后，至少某些变异植物会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基因库中变异的比例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加。计算机模拟表明，变异性状在理论上只需区区数百年便可完全取代原始的野生植物物种，不过从考古学证据来看，这实际需要几千年的时间。随后，只有在人类继续收割和重新种植的情况下，被驯化的全新小麦物种才有可能繁殖下去，人类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的劳动（农耕）所生产的卡路里远胜觅食者通过采集野生小麦所获取的热量。驯化的动植物是最早的转基因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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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这一类别所包含的变体比“觅食”还要多，因而本章的篇幅远长于第二章。“农耕者”这一类别同样包含很多过渡型，导致其边界模糊不清。我在第二章里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所谓的“觅食系列”，既有非洲昆申人那样机动性高、无社会组织的小群体，也有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那样定居的、高度组织化的大型群体，以及中间很多过渡型。但为能恰如其分地讨论农业社会，与其把它想成一个系列，不如想成一个三芒星（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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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农业三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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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点均代表了一种极端类型，从园耕者到贸易城邦或早期工业国，中心则代表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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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芒星中的一个点是诸如南非的马奇根加人（我在第二章简单提到过）等微小规模的群体，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驯化的动植物，但生活方式却更接近觅食者。人类学家通常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园耕者”（horticulturalists）社会或干脆称其为“食物培植者”（food cultivators）社会。第二个点主要包括公元18世纪的农业国，形态千差万别，如中国清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土耳其奥斯曼王朝，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其中一些国家已处在工业革命的边缘；第三个点则是包括古雅典、中世纪威尼斯，或中亚的某些绿洲在内的一些高度贸易化的小城邦，它们在某些方面与化石燃料社会和农业社会各有不少共同之处。三芒星的中央则是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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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非常重视园耕者与农耕者之间的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某个与众不同的统治精英的崛起视作二者的分野。“只有当培植者融入一个国家社会之后，”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2]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农民》中指出，“也就是说，当培植者必须遵从其社会阶层之外的有权之人的要求和约束时……我们才可以恰当地提及农民这个概念。”历史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至少同样重视农民和早期工业国属民之间的差别，但城邦居民与农民有何不同却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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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觅食者的情况一样，即使有各种例外和亚类别存在，也不该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理想类型抽象地表述了农耕者社会的核心特征。跨文化的相似性如此有力，以至于早在1954年，在力图比较三个农耕者社会（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19世纪的英格兰南部和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的一次讲座上，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甚至颇有把握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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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农民来自这三个相距很远的社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能被某个带翼的精灵送到其他两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并掌握了所至村落的语言，他很快就会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这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他职业的罗盘还会继续指向同样的道德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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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用大部分篇幅讨论这些“生活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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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三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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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觅食一样，农耕也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就农耕而言，它出现在考古学家所谓的“侧翼丘陵地区”（参见图3.2；基本上是一条弯曲向上穿过约旦河谷至土耳其边境，然后沿着伊拉克—伊朗边境折返向下的弧线），随后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觅食者和农耕者的扩张在速度、规模和彻底性方面大相径庭。现代人类觅食者用了5万多年（从大约公元前70000~前15000年）才从非洲蔓延到人力可达的每一个适合生存的角落。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人口增长了大约60倍（从公元前70000年的大约5万人增长到公元前15000年的300万人），前人类彻底灭绝。反观农耕者，他们只用了区区11 000年（从大约公元前9500~公元1500年）便占据了人力可达的所有适合生存的角落，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了90倍，从大约500万增长到4.5亿。觅食者并没有灭绝，但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率从公元前9500年的约99%大幅下降到公元1800年的约1%。那时，农耕者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5 0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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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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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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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证据来源（考古学、历史文本、人类学）与觅食者社会大致相同，但各个类别的权重却大相径庭。因为所有的农业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发明或接受文字，所以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在当今的伊拉克南部，就出现了大量关于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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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幸存至今的数以百万计的文本中，大多数都有同一个严重的问题：作者属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小群体，其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这些文字通常是他们为同辈人，或为自己的目的所写。因此，关于占人口3/4或更多的实际从事农耕之人的生活，第一手历史资料能够告诉我们的少之又少。即使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古代社会，如古希腊（公元前5~前4世纪）和其后的意大利共和国（公元前1世纪），或许也不过只有1/10的男性公民拥有基本的读写技能，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直到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识字率才攀升至10%以上，即便到了那时，恐怕也只有在西欧和中国的城市才达到了这个比率。真正的大众教育，即逾半数人口能够阅读简单的句子，要到化石燃料时代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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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想方设法探究普通农耕者的生活。第一手文本偶尔会留下一些吉光片羽，比如宗教审判官雅克·富尼耶[4]（后来的教宗本笃十二世）的记录，他记录了公元1294~1324年与法国南部蒙塔尤村农民的面谈；但大部分有关农耕经历的证据来自20世纪人类学家、农村社会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考古和论述。农业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其中有些还被饰以具象派艺术）的确让觅食者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实物记录至少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像所有考古证据一样，那些都是无声的证据，必须通过类比来加以诠释。因此，和关于觅食社会的研究一样，尽管社会学家就20世纪的农耕者生活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但以此推断早期的农业社会仍然问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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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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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与希腊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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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觅食者的情况相同，农耕者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的很多方式也都取决于地理环境。起初，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的末期，唯一有可能成为农耕者的人群是住在侧翼丘陵地区及此类区域的人，那里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有驯化潜力的大谷粒草种和大型哺乳动物的进化。又是和觅食者一样，住在这些有利位置的人只能因地制宜地驯化原本就生长在那里的动植物，这意味着当侧翼丘陵地区的第一批农耕者驯化了小麦、大麦、豆子、绵羊、山羊和牛的时候，东亚的农耕者驯化了小米、大米、猪和水牛；中美洲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和玉米；安第斯山脉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花生、土豆、美洲驼和羊驼；而新几内亚的农耕者驯化了香蕉和芋头。每一个驯化的物种都能产出不同的营养元素，其所需的劳动模式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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