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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000~前1年，世界人均能量获取的最高水平（数据引自莫里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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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野生动植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如此之少，觅食者必须颠沛流离，四处寻找其生计所需的资源，但单位面积土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意味着大多数农耕者不必如此。诚然，农业社会也有些成员要不断迁徙：牧人赶着羊群往来于冬季和夏季牧场之间，而在贸易城邦，则有少数人（其数目无法量化，比例较大，但跟农耕者相比仍然是少数人）有时要在海上航行逾100英里[8]之远。某些人漫游的范围显然大胜从前；虽说觅食者不断迁徙，但他们大多只会逗留在方圆数十英里的区域，而到公元前5世纪，腓尼基水手大概已经环航了整个非洲。在公元纪元的头两个世纪，至少某些埃及和印度的水手会定期拜访彼此的故乡。公元2世纪葬在意大利瓦努里（Vagnari）的一个成年男子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表明，他来自东亚，中国的史书似有记载，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过汉朝的都城雒阳。到公元1600年，几个欧洲人扬帆环游了整个世界，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尽管这些环球旅行者不断刷新纪录，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农耕者的生活空间比大多数觅食者还要小得多，这些农耕者一生所到的最远处，距其出生的村落不过三四天脚程。对于在公元1368~1398年统治中国的洪武帝来说，20里路（大约7.5英里）是一个人离家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而13世纪的英格兰法律对于“邻里”（一个明理的人从其所在的村庄出行拜访他村的距离）一词划定的畛域也如出一辙，这大概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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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来自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里充斥着浪子、游吟诗人以及年轻人闯荡四海创造财富的传说，但实际上由于农业所释放出来的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6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反而越来越不可行，因为社会规模的增长更为强劲。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5 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人口约35万，比典型的觅食社会高出两到三个量级，而在尼罗河谷、长江与恒河三角洲的灌溉农田，人口密度大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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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村落的规模增长得更快。冰河期的觅食者穷其一生，见过的最大人群估计也不过数百人，而那一般是在游群聚集的时候，一年也只有那么寥寥几天而已。然而时至公元前7000年，在当今土耳其境内的加泰土丘[9]常年定居的就有大约1 000人；公元前3500年之后不久，逾万人定居在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10]；到了公元前700年，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11]容纳有10万居民；前文也曾提到，公元100年，有100万人住在罗马，这一数字大概比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还多；而到公元700年，中国长安的居民数量也达到了这一规模。罗马帝国和同时代的中国汉朝帝国各自有至少6 000万人；到公元1600年，中国的明朝有1.6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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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英亩农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才有可能养活这数百万人口，但代价是承星履草、胝肩茧足的劳作。萨林斯的原始富裕社会中相对悠闲的觅食者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所记述的操劳过度的农耕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事稼穑，兀兀穷年”，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12]曾在诗中这样写道——他的《工作与时日》（作于公元前700年前后）是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旨在从农民的角度来描述生活。26个世纪后，意大利南部的一位神父断言：“农民每天就是为了吃饭而工作，为了有力气工作而吃饭；天黑了就睡。”发掘出土的骸骨表明，古代农耕者受到的重复性应力损伤往往比觅食者更多；他们的牙齿常常很糟糕，这是其饮食范围受限，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所致；他们的身高从农耕时代开始便稍有下降，直到20世纪前都没有明显增高，这是揭示整体营养水平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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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需要多么艰辛的劳作才能果腹，不只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域和拥有的财富，还取决于他的时代处于人口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人口爆炸与萎缩时期交替出现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像觅食者一样，农耕者很少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在欧洲这个学者们研究得最为深入的地区，考古学数据表明，公元前8000~前2000年，人口呈指数级增长，每16个世纪左右便翻一番，绘成图表更是跌宕起伏，每一个可怕的崩溃过后，总有突如其来的人口波峰（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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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更加丰富的证据让我们得以更精确地追踪这些模型。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气候温暖潮湿，人口稳定增长，气候学家称这段时间为“中世纪暖期”。这迫使农耕者更加艰辛地劳作，因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手更多了，抑或耕种的土地不似先前那般肥沃；但在1346~1400年，黑死病（导致这块大陆上的近半数人口死亡）大大降低了土地—劳动力比，使之转而有利于幸存者。非技术工人的真实收入在15世纪激升至前所未闻的水平，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农耕者又必须以更加努力的劳作换取低廉的报酬（如后文图5.8所示）。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农民们认为15世纪是黄金时代，悠闲度日，以蛋糕和麦芽酒为伴，与他们自己的悲惨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昆西·亚当斯[13]在记述1800年的故乡时说，当时的农民村落是“用泥浆和茅草盖成的破屋……里面住着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乞丐……房舍都住满了儿童，身上除了一件粗糙的衬衫外别无他物；更有的一丝不挂，身上满是寄生虫，看上去就像瘟疫横扫之后的埃及大地一样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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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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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3 658个公开发表的放射性碳日期（数据来自申南等，2013）测定，欧洲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2000年之间呈指数级增长。在一系列崩溃与繁荣之间，长期趋势是人口每1 600年左右翻一番。（所有日期均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样本N = 13 658；二项分布N = 6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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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来自化石燃料世界的访客看来，就算在人口周期中最幸福的时段，农民的生活也是污秽、粗野和贫穷的。安东·契诃夫于1897年发表的一篇反映严峻现实的短篇小说《农民》（Peasa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里的反英雄主角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是一位生活在莫斯科的贫穷仆役，后来因为疾病被迫回到了祖先的村庄，但契诃夫说，就连这样一个简朴的人也“早已被这经常不断的叫骂、饥饿、煤烟和臭气弄得筋疲力尽，他已经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儿面前常常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契诃夫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精准理解，但应该记住，那至少不像觅食者的生活那样恶劣。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14]估计，古代和中世纪农民养活自己的收入一般相当于每天1.50~2.20美元——这当然不算多，但比觅食者的每天1.10美元好多了。根据我本人关于能量获取的估计，差距很可能更大，像罗马帝国或中国宋朝这样真正繁荣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收入水平比最繁荣的觅食者要高5~6倍。就算契诃夫笔下不幸的奇基利杰耶夫也有个小农舍，房子里有俄式茶壶，壶里有茶，还有烧开茶水的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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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繁荣，但等级也森严得多。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在某些条件下（像是18世纪太平洋西北地区，或是史前的日本或波罗的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觅食社会的财富分配可能很不均衡，但其程度远不及农业社会。目前有实际统计数字的最古老的例子是罗马帝国，那里颇有些人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位C·凯基利乌斯·伊西多鲁斯（C. Caecilius Isidorus）在公元前8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包括3 600对牛、257 000只其他动物、4 116个奴隶，还有6 000万塞斯特斯[15]的现金（足以供50万人吃上一年）。与此同时，一位名叫L·塔留斯·鲁弗斯（L. Tarius Rufus）的高级军官单单一次地产交易失败就损失了一亿塞斯特斯的巨资，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16]认为，到公元4世纪，顶级豪门——阿尼奇家族（Anicii），彼得罗尼家族（Petronii）和凯奥尼家族（Caeonii）——“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私人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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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基尼财富系数在0.42和0.44之间，以当时罗马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这意味着罗马的精英阶层（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从其他罗马人那里榨取了大约80%的理论最大剥削率。这一基尼系数比觅食者的平均系数（第二章提到过），即0.25，要高得多（图3.5），但罗马的不平等情况似乎在农业社会相当典型。另外一项研究比较了13个农业国，计算得出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5，而计算出觅食群体的低系数的那一组人类学家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8个小规模农耕者社群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48。（这个研究小组还研究了4个园耕者群体，发现其平均系数为0.27，仅比觅食者的系数略高，这倒是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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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拥挤和繁荣，但更不平等——成为现实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是劳动分工复杂度的一次大飞跃。这种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规模远胜家庭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我随后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研究如此大规模的组织之前，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和觅食社会一样，家庭仍然是农业社会经济体的基本单位，但家庭内部结构已经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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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贫富不均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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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等人（2010）计算得出的觅食者（0.25）、园耕者（0.27）和农耕者（0.48）的平均贫富基尼系数。罗马帝国的系数大约在0.42~0.44之间；公元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法国的系数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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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主要由两股力量促成。一是劳动本身的性质。在觅食社会，女人通常承担大部分的植物采集工作，而男人承担大部分狩猎工作。这种劳动性别分工在园耕社会中通常没有多大改变，狩猎和采集仍很重要，田间劳动相当轻微。在很多地方都有大片可以用作庭园的土地，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园耕者在大片土地上从事着清闲的工作，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除草。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土地越来越稀缺，人们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细作，通过犁地、施肥，甚至灌溉等重体力劳动，期望从每一寸土地上榨出更高的产量。一个社会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越远，男人的上肢力量在田间劳动中发挥的作用越大，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户外活动看成是男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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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期转变一定是把女人驱离田间的重要助推力，而第二个因素——人口因素，可能是一股更大的牵引力，把女人拉回家舍。在农耕出现之前，人口平均每一万年才翻一番，而农业开始之后，不到两千年就会翻一番。和女性觅食者相比，农妇们生的孩子多得多，某些史前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新石器时代的人口结构转型”。一般而言，农业社会中的每个妇女会分娩7个婴儿，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或照顾小孩，由于从事犁地劳动的女人很难再肩负这样的重任，人口和劳动模式协力造成了男性（户外）和女性（户内）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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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与觅食者带回家的食物相比，农耕者生产的食物往往需要进一步加工（脱粒、筛选、磨碎、烘焙等）；（2）与觅食者的临时窝棚相比，农耕者建造的越来越耐久的房舍需要更多维护和清扫工作；以及（3）这些活动可以由在家里看孩子的女人完成，于是农业的逻辑指向劳动力和空间的一种全新性别分工。显而易见，世界各地的农耕者得出的结论是，男人应该在田间劳动，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操持家务。事实上其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以至于从园耕发展而来的农业社会无一例外地做出了同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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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叙利亚阿布胡赖拉[17]出土的162具骸骨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7000年的侧翼丘陵地区，劳动的性别重组已经如火如荼。男女两性上背部的脊椎都有所增大，这大概是用头部携带重物所致，但只有女人有明显的关节炎症，这大概是在磨碎谷物时，长时间跪着以及用脚趾作为发力点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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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是个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但即使在罗马帝国，情况也没什么不同——考虑到它可能是最复杂的前工业化经济体，这着实出人意料。地理学者老普林尼[18]说，时至公元前160年代，罗马城里也没有商业化的面包房，因为面包都是女人在家里烤制的。公元后头两个世纪的文字记录表明，家庭之外的受薪工人中，只有1/7是女性，招募女性的职业只有35个，而招募男性的有225个。古典学者苏珊·特雷贾里[19]断言：“女人看来都集中在‘服务型’工作上（餐饮、青楼）；经营小生意，特别是贩售食品；在店里侍候客人；某些手工业，尤其是布料和服装生产业；诸如制作金箔或美发等‘费工’的工作；以及某些奢侈品行当，如香料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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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发现，农业劳作的强度，继承的重要性，以及男性对于女性贞节的迷恋之间存在着强相关。这似乎也是农业逻辑顺理成章的归结。觅食者与年轻一辈分享知识，教他们如何寻找成熟的植物、野味和安全的营地，但农耕者则有实在得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财产。为了在农业世界繁荣兴旺，人们需要房舍、田地和成群的牛羊，更不用提水井、院墙和工具，以及除草、灌溉、修筑梯田和搬移石块等改良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从上一代那里继承遗产乃是生死攸关之事，利害得失重大，农民当然希继承他遗产的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觅食者对于性事较为随意的态度消失了，代之以严厉监管女儿们的婚前贞操（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南部的一位人类学家称之为“象征中的象征”）以及对妻子的婚外情严防死守。男人们往往会在30岁上下获得遗产之后结婚，而女人通常15岁左右就嫁了人，此前她们根本没多少时间在情场上厮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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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模式是否在农业社会初期就已存在，但确有证据暗示如此。很多早期农业社会似乎很痴迷祖先，甚至把祖先当作神灵来祭祀。侧翼丘陵地区的若干个地点显然有祖先崇拜（诡异的半地下房间里供着无颚的人类头骨）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0年，正是驯化开始的时间。到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20]、加泰土丘以及无数其他地方的居民把祖先埋葬在房子下面，并把祖先的头颅割下来妥善保存，往往会在头骨上涂上染了色的石膏，世代相传。当时，侧翼丘陵地区女孩的生活大概已经不再像昆申觅食者尼萨那样。相反，她们在父权之下长大成人，还在少女时代就被转交给几乎与父亲同龄的丈夫来行使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