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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挑战父权价值观的证据乏善可陈，这并不能证明就没有这种观念，而我们也的确偶尔会在资料中瞥见不同的思考方式。例如，公元前550年左右，一位名叫岑诺尔（Tsenhor）的埃及妇女不仅本人经商，还执意要求儿女继承等份的遗产。但尽管如此，在横跨四大陆、纵横五千年的史料中，对父权制度的质疑近乎完全缺席，这一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从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约公元前380）中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到薄伽丘的《名媛》（On Famous Women，约1360），足足过去了1 500多年。甚至克里斯蒂娜·德·皮桑[68]的《淑女之城》（Treasury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虽说直言批判了中世纪憎恶女性的风气，也不过是提议精英女性应该和男人受到一样的教育。针对父权制，最接近于近代的批评看来就是所谓的“女人问题论战”（Querelle des femmes）了。1524~1632年，这场著书立说的论战在意大利各城市产生了至少50本书籍，此外还有法国的畅销书和来自英格兰的投稿，然而整理主要论战文献的一位现代编辑指出，整套文献资料所揭示的最惊人的事实，是“为女性辩护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早期现代传统与19和20世纪的政治女权主义传统之间，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某些学者甚至怀疑，“女人问题论战”更像是一场文字游戏，而不是对父权制的严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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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费事来统计它们的数量，但我怀疑，与反对（无论有多温和）父权的农业社会文本相比，强调女人本来就比男人卑微的文本在数量上要多出几十倍。几乎所有的此类文献都是男人写的，而当人种学家在20世纪初期开始就此向女人征询意见时，他们发现很多人接受了性别不平等的基本正当性。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69]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70]在波兰村庄看到的人们的态度——“妻子尊重丈夫的规范包括服从、忠贞、照料丈夫的起居和健康；丈夫对妻子的规范则是善待、忠贞，以及非万不得已，不让妻子去做雇工”——完全可以推广到大多数阿格拉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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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农耕获取能量的社会，父权价值观是合理的。压制女性的男权在农业革命之后抬头，不是因为男性农民比男性猎手更加粗野，而是因为这是农民社会中组织劳动的最高效方式。在一个持续争夺有限资源的世界，在最高效的社会取代了效率较低的社会的数千年进程中，因为父权制的运作如此成功，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了父权制的价值观，视之为公正合理的。如果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适用，历史和人类学记录中至少会找到一些例子，说明农业社会可以沿着不同的路线而组织，并表达一些不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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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对政治和经济等级制度的批判一样，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往往更多的是在清算那些违反了父权制契约条款的男女，而很少拒绝不平等。“总体而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波兰指出，“丈夫和妻子都不应该有任何行为导致对方的社会地位降低，因为这将导致对方家庭的社会地位降低。”于是乎，保护农业价值观就成了一个群体行动。“女孩的大多数知识都是由母亲教给她的，”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劳尔（Michael Mitterauer）和赖因哈德·西德尔（Reinhard Sieder）在谈论典型的欧洲农民女孩时如是说，“在幼年时期，从她的［妈妈］那里她还学会了服从和依靠的态度，这有利于她未来在父权家庭中担任妻子和母亲等角色。”如同觅食者游群集体嘲弄逞能者，整个村落也彼此协作，嘲弄那些给妻子太多自由的丈夫，或者惩罚那些过于主观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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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最佳价值观体系一样，父权制非常灵活，在每一个时代，性格刚毅的女人总能想办法在约束之下辗转腾挪。其中一些很有名，比如安茹的玛格丽特，在15世纪的英格兰，她奋力保护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丈夫国王亨利六世和他们幼小的儿子。“你这人面兽心的怪物呵！”莎士比亚让她的大敌约克公爵对她怒不可遏，“女人是温存、和顺、慈悲、柔和的；/而你却是倔强、固执、心如铁石、毒辣无情的。”一个同时代人称她为“有男子气概的女人，善用权力而不是受制于人”。而她也始终利用自己的坚毅冷酷来推进身边的男人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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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距离玛格丽特的时代近400年前，富有的寡妇李清照通过全然不同的方式，实现了某种相似的成就，她不仅用怀念亡夫的诗词扬名男人独霸的中国文坛，还打赢了一场艰苦的战斗，与贪财且虐待她的第二任丈夫离了婚。在不违背农业社会根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李清照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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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感人的例子或许是在公元前5年左右离世的一位名叫图里亚（Turia）的罗马女富豪。图里亚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她悲伤的丈夫昆塔斯（Quintus）把自己在葬礼上的长篇致辞铭刻在墓碑上，这块墓碑有大约3/4残存至今。即使以罗马碑文的严苛标准，这段文字也因其情感炽烈、文字感人而胜出一筹。昆塔斯深爱图里亚。“我希望以我的而不是你的不幸来结束我们这场长久的婚姻；那会是更好的结局，”他说，“我生活的宁静与你一并去了……天降的悲痛让我丧失了所有的自制力，悲伤已经彻底压垮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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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亚是个坚强的女人，不是《女孝经》抑或希腊和罗马哲学家撰写的社会规范中召唤的那种任人践踏的可怜虫。昆塔斯问道：“我为何要提起你的妇德：为何要说起你忠贞顺从，和蔼可亲，通情达理，辛劳纺线，虔诚信仰，衣着得体，仪容端庄？”答案是：因为“很少有女人有此遭遇，受尽折磨”。无论代价如何，图里亚坚持了她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少女，在自家亲属反对其父的意愿时，她赢得了他们的认可；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曾直面全罗马最有权势的人，要求让她被流放的丈夫回家；未能为昆塔斯诞下子嗣时，她主动提出离婚，以便他另行婚配拥有后代。他拒绝了，他们没有子女，但快乐地生活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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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里亚没有女权主义者，也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大多数人认为等级制度及其无止境的等级阶序是美好生活的道德基础。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莎士比亚的《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的人物优利赛斯（Ulysses）说得更加精辟，这部作品写于昆塔斯悼念图里亚的大约16个世纪之后。“啊！秩序若是动摇，”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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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业的前途也就黯淡了。若是没有秩序，一切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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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如何立于合法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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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一旦废除，琴弦一经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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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跟着就是嘈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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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即是公理；也可以说，是非原是由公理裁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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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将无是非可言，亦无公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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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一切都包括在强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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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包括在意志里，意志包括在欲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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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望这东西乃是一只腐蚀一切的饿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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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志与强权双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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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到处寻觅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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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吃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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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写下这些诗句之后不到50年，托马斯·霍布斯把优利赛斯的观点变成了政治哲学领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论点之一：阻止所有的人相互对抗的唯一方式是将等级奉为圭臬，从而产生利维坦——一个足以胁迫其难以驾驭的属民和平生活的强力政府。霍布斯对证据没什么兴趣，而我们现在知道他大体上是正确的。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根据我的计算结果，大半缺乏等级的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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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暴力致死率下降的情况下，农耕者才能有效。以野生食物和四处迁徙为生的觅食者，其劳动分工非常简单，在田野中也没什么资产投入。他们当然不会对超过10%的杀戮率甘之如饴，但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确实仍可生活。但农耕者做不到。因为他们依靠的是驯化的能量来源，需要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的田间资产投入，这一切无法在觅食者那样暴力的环境之中幸存。“在这样［暴力］的条件下，”霍布斯说，“工业没有发展空间；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从而土地无人耕种；既无航海，海上进口的商品也无用处；没有宽敞的建筑物；没有交通或移徙设施，这类东西需要很大的力量；关于地貌一无所知；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艺术；没有字母；没有社会；而最糟的是对暴力致死始终怀有恐惧和危险；短暂的人生充满了孤独、贫穷、险恶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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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农耕把很高的暴力比率变成了一个问题，它同时也提供了解决之道。生活在相对空旷环境之中的觅食者在面对攻击时可以选择逃跑，去新的地方狩猎和采集，但农耕者身陷日益拥挤的环境而无法脱身。因此，农耕者在打赢了和邻国的战争之后，有时会与战败者协作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这是一个残酷的过程，通常会有强奸、抢劫和奴役肆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其统治者——就像盖尔纳所说的阿格拉里亚一样——“关心的是榨取税赋，维持和平，此外无他”。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绥靖其属民，劝导他们努力工作，“恺撒的归恺撒”，彼此之间不要杀戮，也不要破坏彼此的生产资料。成功实施绥靖政策的统治者往往会为了自己的繁荣兴盛而牺牲失败者的利益，在一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净效应是统治者逐渐降低了暴力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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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些目标，统治者需要让属民相信只有政府有权使用暴力，正如韦伯所说，“只有某些政治社群，即‘国家’，才被认为有能力依靠指令或许可，将任何被其他社群进行人身胁迫的行为‘合法化’”。要试图说服属民自己是唯一获准使用暴力的群体，政府趁手的主要工具是法律，但法律本身的正统性最终取决于政府在武力上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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