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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如何立于合法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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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一旦废除，琴弦一经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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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跟着就是嘈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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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即是公理；也可以说，是非原是由公理裁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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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将无是非可言，亦无公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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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一切都包括在强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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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包括在意志里，意志包括在欲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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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望这东西乃是一只腐蚀一切的饿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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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志与强权双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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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到处寻觅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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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吃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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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写下这些诗句之后不到50年，托马斯·霍布斯把优利赛斯的观点变成了政治哲学领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论点之一：阻止所有的人相互对抗的唯一方式是将等级奉为圭臬，从而产生利维坦——一个足以胁迫其难以驾驭的属民和平生活的强力政府。霍布斯对证据没什么兴趣，而我们现在知道他大体上是正确的。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根据我的计算结果，大半缺乏等级的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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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暴力致死率下降的情况下，农耕者才能有效。以野生食物和四处迁徙为生的觅食者，其劳动分工非常简单，在田野中也没什么资产投入。他们当然不会对超过10%的杀戮率甘之如饴，但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确实仍可生活。但农耕者做不到。因为他们依靠的是驯化的能量来源，需要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的田间资产投入，这一切无法在觅食者那样暴力的环境之中幸存。“在这样［暴力］的条件下，”霍布斯说，“工业没有发展空间；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从而土地无人耕种；既无航海，海上进口的商品也无用处；没有宽敞的建筑物；没有交通或移徙设施，这类东西需要很大的力量；关于地貌一无所知；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艺术；没有字母；没有社会；而最糟的是对暴力致死始终怀有恐惧和危险；短暂的人生充满了孤独、贫穷、险恶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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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农耕把很高的暴力比率变成了一个问题，它同时也提供了解决之道。生活在相对空旷环境之中的觅食者在面对攻击时可以选择逃跑，去新的地方狩猎和采集，但农耕者身陷日益拥挤的环境而无法脱身。因此，农耕者在打赢了和邻国的战争之后，有时会与战败者协作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这是一个残酷的过程，通常会有强奸、抢劫和奴役肆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其统治者——就像盖尔纳所说的阿格拉里亚一样——“关心的是榨取税赋，维持和平，此外无他”。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绥靖其属民，劝导他们努力工作，“恺撒的归恺撒”，彼此之间不要杀戮，也不要破坏彼此的生产资料。成功实施绥靖政策的统治者往往会为了自己的繁荣兴盛而牺牲失败者的利益，在一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净效应是统治者逐渐降低了暴力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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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些目标，统治者需要让属民相信只有政府有权使用暴力，正如韦伯所说，“只有某些政治社群，即‘国家’，才被认为有能力依靠指令或许可，将任何被其他社群进行人身胁迫的行为‘合法化’”。要试图说服属民自己是唯一获准使用暴力的群体，政府趁手的主要工具是法律，但法律本身的正统性最终取决于政府在武力上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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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胁迫和进行此种威压之目的，完全成熟的政治社群发展了一个诡辩的规则体系，所谓“正统性”即可归罪于它。这一规则体系组成了“法律秩序”，而这一政治社群被认为是其唯一的规范缔造者，因为在现代，该社群往往已经篡夺了以人身胁迫强行要求他人遵守其规则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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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家在垄断合法使用武力方面不如现代国家，但他们沿此道路走得越远，其属民就越不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大多数轴心时代所共享的信仰体系中有关逆来顺受的训令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发挥了作用，在罗马帝国以及早期现代的欧洲，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证据，看到男性精英如何逐渐放弃了仇杀权。在这个过程中，“君子”一词起初用于形容随时准备使用暴力的人，后来转而用于形容能够自我克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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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强迫劳动——这是阿格拉里亚社会的基础——取决于主人强迫其从属的能力，因而比起运转顺畅的化石燃料社会，农业社会合法暴力的范围更大。公元2世纪的罗马文法学者奥卢斯·格利乌斯[71]记录过一个令人不快的故事，例证了对暴力日益负面的评价与阿格拉里亚的需求之间的紧张状态。格利乌斯说，一天，普鲁塔克[72]这位博学多才的希腊绅士——他曾在百忙之中写过一篇名为“论摆脱愤怒”的文章——决定鞭打自己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抱怨说普鲁塔克犯了他在自己书里批评的毛病；于是，普鲁塔克邀请这个奴隶参加哲学辩论，与此同时，鞭子在他的背上撕扯着皮肉。这就是农业生活中的道德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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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阿西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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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是个海纳百川的庞大类别，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系列普遍共享的道德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核心便是等级为善的观念。等级制度反映了自然/神圣的秩序，某些人来到人间就是发号施令的，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必须服从。对暴力的评价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当正统的统治者需要暴力，它就是符合道义的力量；反之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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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的价值观与觅食者大不相同，因为两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与野生资源相比，从驯化的来源获取能量产生了不同的限制，也造就了不同的机遇。农耕者只有在等级森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和平的世界里才能幸存，他们因此而重视等级与和平。这正是1982年乔治先生及其妻子认为男人骑驴女人走路是古今常理的原因，虽说当时希腊乡下已然实现了局部电气化，阿西罗斯和塞萨洛尼基之间也有了不大稳定的公交服务，但人们大体上还是生活在农业世界。据我所知，乔治先生并不是野蛮人，他太太也不是个可怜虫；相反，和觅食者一样，农耕者的价值观总是不断进化，以满足物质世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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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瑟琳·潘特–布里克（Catherine Panter-Brick），耶鲁大学人类学、卫生与国际事务教授，她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健康、暴力和适应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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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美国人类学家，因乡民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在人类学中倡导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闻名。其著作《农民》（Peasants）出版于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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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美国人类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著有《农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195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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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雅克·富尼耶（Jacques Fournier，约1280—1342），早期经历鲜为人知，父母属于中产阶级。富尼耶成为一名熙笃会教士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后任职帕米埃尔主教期间对当地卡特里派残余势力进行了残酷清剿和镇压，以此博得了教会上层的赞誉和垂青。在铲除异端过程中，富尼耶详细记录了卡特里派最后一个据点——蒙塔尤村的所有信息。后来，宗教裁判所卷宗中关于蒙塔尤的档案被带到了罗马，现存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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