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99972
神父：无所不在。
1707499973
1707499974
里戈（对书记员说）：把这个记下来。X，将自身描述为一个名叫上帝之人的仆人，这个上帝居无定所。
1707499975
1707499976
如果不是里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枪杀了那么多神父的话，上面的对话或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大多数无神论者没这么激进，不过只是想用脚投票来反对上帝而已。在英国，进教堂做礼拜的人从1851年的约60%下降到1979年的12%，1989年为10%，1998年为7.5%。甚至在宗教仍然更为大众所接受的美国，从1939年到20世纪90年代，进教堂的人数大概也下降了一半。
1707499977
1707499978
毫不奇怪，随着宗教的撤退，阿格拉里亚社会的一项最显著特性也消失了，那就是神授精英与政治上无能的大众之间的严格界限。我在第三章提到过，古希腊那些能量富足的城邦曾通过允许所有自由男性在重要的集体决策中投票，部分地消弭了这一界限，而当17和18世纪的西欧能量获取激增之时，这个想法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在上帝的律法中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条款，”1647年，英格兰平等主义者托马斯·雷恩巴勒[9]坚称，“说一个贵族可以选20个议员，绅士可以选两个，而穷人一个也选不了……对于一个完全不能为他代言的政府，英格兰最穷的人不会与之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平等主义者很快就失败了，但1688年后，英格兰的君主们越来越屈服于商业寡头的意志。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大众开放了参政权。
1707499979
1707499980
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两个体系都不够民主：二者均禁止女人投票，美国革命容忍大规模的奴隶制，而法国革命则先是堕落成为一场大屠杀，随后又沦为独裁。但随着化石燃料在19世纪重新建构市场，按照人们的意愿把他们从实物支付、以物换物中解放出来，老式的统治精英发现，保护自己的政治特权，抵制新贵资本家或日益壮大的工人参政，变得越来越难了。
1707499981
1707499982
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英国的缙绅阶层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很有技巧，他们敷衍、妥协，零零碎碎地让步。而说英语的海外移民往往更加决绝，他们一举接受了民主。然而在欧陆，民主的道路却更加暴力和崎岖。1848年的一波革命大体上都失败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随即又遭到了破坏。但是，尽管有种种不和谐的噪声喧哗，到1914年，西方政府还是全都走向了代议制民主，男性广泛拥有选举权，以及定期选举。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财产、种族、宗教、教育甚至性别的政治参与障碍遭到了攻击，在整个西方几乎处处都摇摇欲坠（奇怪的是，瑞士直到1971年才准许女人投票）。以几乎任何标准来评价，走向民主的国家都胜过了那些不民主的国家。
1707499983
1707499984
在欧洲及其殖民地之外，民主化的进程更加缓慢。率先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也走向了民主，但保留了天皇，当时的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天皇是神圣的。只有在20世纪末，化石燃料经济和开放市场渗透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后，民主才开始茁壮成长。而就算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非洲大部分地区、中东和中亚的化石燃料经济依然孱弱并带有试验的性质，那里的民主也是如此。
1707499985
1707499986
虽说具体情况始终千差万别，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或称“古典自由主义者”，这是他们通常的称呼，以示与20世纪的同名者的区别）往往会将小政府看作实现因达斯特里亚的最佳途径。其基本的原则——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拉萨尔[10]嘲讽其为“守夜国家”——是政府应尽可能地不作为，除保证财产权及保护国家免受攻击之外，政府应将改善大众福利的事情留给自由市场。然而化石燃料社会本身复杂重重，很难严格坚持这些原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就已经觉得有必要为工作环境立法，到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自由政体都已将工会合法化并推广了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到19世纪末，很多欧洲人言及“新自由主义”，它与“古典”版本截然不同，并且为了实现更大多数人的福利，它不仅依赖操纵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也同样仰仗国家权力的“看不见的拳头”。
1707499987
1707499988
政府干预之所以能铺平因达斯特里亚的竞技场，原因是国家能够使用武力来压制反抗，有些时候——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美国南部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民主选举的领导人的确会使用武力来镇压自己的公民。但总体而言，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自由路径远离国家暴力——这与非自由路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就连最自由的政体也会以不合时宜的手段对待自己国民中的某些群体，认为该把他们隔离起来，以保护可互换公民的同质社群免受传染。例如，英国把贫民聚集到习艺所，而美国先是把很多美国原住民赶出其不断推进的国境线，随后又限制他们住在保留地中，声称其原则是——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832年所说——“独立的农民在各处都是社会的基础，也是自由的真正朋友”。沙俄等自由受限的政体在其自身的工业化革命中拘禁了更多成员。但20世纪出现了更明显的分裂，英国、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变得更加自由，抛弃了此类政策，而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国家偏离了轨道，寻求更不自由的解决方案，以驱除出境和斩草除根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拘禁。
1707499989
1707499990
自由政体与非自由政体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两种社会的国家力量都大举扩张，因为政府企图动员国家意志和资源。这一趋势直接与19世纪的守夜人传统背道而驰，却与利用激进主义的大政府解决阿格拉里亚遗留下来的差别的“新自由”倾向完全相合。结果便是自由的“新政”在20世纪中期加速前进，彻底取代了阿格拉里亚的“旧政”。
1707499991
1707499992
5 000年来，政府一直管理着国防、法律与秩序、财产权和宗教崇拜，但在20世纪中晚期，大多数“新政”政体（或多或少）也负责教育、卫生、就业和环境。某些政府还制定了工资和价格政策，用公务员取代了市场；其他一些政府则对从煤矿到银行等重要产业实施了国有化。官僚作风和税单激增，过高的累进所得税制把收入不均的状况推回到觅食者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本上是个化石燃料富国俱乐部）国家的税前基尼系数平均为0.40，但政府实施的从富人到穷人的净转移把这一系数降至区区0.26的平均值（图4.8）。就连对财富重新分配没有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那么感兴趣的美国人，其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也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近0.50降到70年代的0.36。几乎在世界各地，税后基尼系数最急剧的下降都始于“二战”期间，经济学家经常把20世纪40~70年代的这段时期称作“大压缩时期”。
1707499993
1707499994
1707499995
1707499996
1707499997
图4.8 觅食者、农耕者与化石燃料使用者
1707499998
1707499999
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转移已经把富裕国家的收入不均降低到从觅食者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数据来自史密斯及其他人等，2010；舒及其他人等，2000）。
1.7075e9
1707500001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原因目前仍然争论不已——很多化石燃料国民收入分配的压力降低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税后基尼系数在2012年回升到0.31，而美国的分数爬升到0.38。化石燃料国家内部收入不均的加剧刺激了针对收入最高的1%人士的大规模抗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预测了可怕的后果：“当资本收益率超过了生产和收入的成长率，这种现象在19世纪发生过，看来很有可能会在21世纪再次发生，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专制而不可持续的不均，这将彻底破坏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知识精英价值观。”
1707500002
1707500003
然而大局更加复杂。最明显的是，尽管很多国家2012年的转移后基尼系数比1970年的对等系数高，2012年的系数依然低于农业社会贫富不均的典型基尼系数（0.48左右）——通常要低得多，并且因为自农业时代以来人均产出大幅提高（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研究，从公元1700年的全球平均615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7 614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民收入解压甚至还没有开始削弱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用以购买化石燃料经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最后，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库兹涅茨在1955年确定他的曲线时，大压缩还主要发生在19世纪就已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所以，尽管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下降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测量，该系数则是升高的，因为化石燃料的西方国家和农业社会的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宽。据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11]估计，1820~1950年，全球范围的基尼系数几近翻了两番。但1955~2002年，化石燃料时代走向了全球——结果是，虽然国内的基尼系数如今仍在上升，但全球不均现象的加深如果不是逆转，就是急剧放缓了，取决于2002年的分数是如何计算的（图4.9）。2002年以来，不管以任何方式来衡量，全球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
1707500004
1707500005
自由化伴随着化石燃料经济蔓延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以至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激进主义分子言必称全球范围的人权革命。阿格拉里亚内部界限的消除始于19世纪的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现在已经走向了全球，权利被推到了上一代人也无法想象的疆域。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队里的同性恋问题仍然引起争议，就连自由派政客都同意采取臭名昭著的“别问别说”政策来回避这个问题。然而到了2011年，一切禁令都解除了，2013年的一份报告结论是，这些变化对军队的战备状态毫无影响。从那时起，逾半数美国人赞成同性婚姻，目前已有16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1707500006
1707500007
1707500008
1707500009
1707500010
图4.9 大分化之后的大收敛
1707500011
1707500012
1820~1950年，西方工业革命几乎把全球的收入不均翻了两番，但自1950年以来，东方的工业革命减缓甚至逆转了这一趋势（数据来自米拉诺维奇，2011，2012）。
1707500013
1707500014
如今的权利革命也不仅限于人类。1789年，杰里米·边沁[12]觉得有必要提醒英国人如何善待动物：“问题不是‘它们能否思考’，也不是‘它们能否说话’，而是‘它们能否忍受’。”两百年后，革命如此深化，以至于法律要求瑞士公民在养狗之前必须参加一个为时4个小时的研讨班，讨论有关动物陪伴的原则。1982年，我遇到乔治先生的时候，对待动物的无法形容的残忍行为在希腊并不罕见，但2009年在我暌违将近10年之后重返希腊时，我惊讶地发现，雅典人把水碗放在人行道旁，供走失的动物饮水。然而，像化石燃料世界屡屡发生的情况一样，人类对待其他动物的方式也充满了矛盾。瑞士人在举办研讨会的时候，亿万动物正在忍受痛苦，在工业化农场里面临屠杀。“以他们对待动物的行为来看，所有的人都是纳粹，”196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13]如此写道，“对于动物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14]。”
1707500015
1707500016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物种内部，模式要简单得多。“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宽容、更加温和。”这是乔治·H·W·布什在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对党派成员说的话，在他发表此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甚至在1988年以前，化石燃料社会（特别是自由派的社会）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平静了下来。1900年，西欧的谋杀率已经下降到低于每1 600人一起，就连在当时谋杀率高出7倍的美国，以此前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也是安全的。化石燃料社会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史上最血腥的战争，20世纪非自由路径的独裁者们也是最杀人不眨眼的，但当我们把战争、种族灭绝、国家人为导致的饥荒和谋杀的所有伤亡人数加起来，1900~2000年死于暴力人数为1亿~2亿，仅占那段时期在世上生活的100亿人的1%~2%。化石燃料的20世纪比觅食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农夫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
1707500017
1707500018
但那仅仅是开始。自1989年以来，战争（国际战争和内战）的数量直线下跌，全世界95%的核弹头已被销毁，暴力犯罪率暴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到区区0.7%。世界如此和平，以至于在2012年11月26日发生了无法想象的事情：一整天（实际上将近36个小时）过去了，纽约市没有一个人死于枪击、刀刺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暴力并没有远离，但世界从未如此安全过。
1707500019
1707500020
化石燃料社会在通往和平、民主、开放市场、性别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它们就越繁荣昌盛。因此，在短短两个世纪（在整个历史上那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部分世界远离阿格拉里亚，走向了因达斯特里亚。当然，要达到图4.7所示的真正开放的社会空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商业群体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仍然远大于普通公民，近期一项对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中姓氏的现况研究表明，因达斯特里亚仍然存在着可清晰界定的血统决定身份的现象。即使如此，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发生如此迅速、受众如此广泛的巨大变化。
170750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