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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历史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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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的支持率一贯很高，从66%~86%不等，无论地理、性别、宗教或年龄的差别（2007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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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自由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共同持有的对政治等级制度最极端的批评认为，适宜的因达斯特里亚完全不需要统治者。早在1794年，美国的自由主义就已足够强大，认为“政府本身将会毫无用处，而社会则会继续存在，因摆脱枷锁而愈加繁荣”，以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8]觉得他必须保护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免受这种观念的危害。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恩格斯主张，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政治精英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废除政府。法西斯主义者更是一意孤行，把个人崇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对此乔治·奥威尔发明过一个著名的标签：“双想”（doublethink）。通过造就史上最森严的政治等级，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非自由路径声称，这样做真的可以消除政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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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于普遍意志的独创诠释没有一个是长期可行的。1956年，斯大林去世后仅仅三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便公开谴责个人崇拜。5年后，他试图玩个新花招，提议说苏联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而党就是普遍意志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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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也处于劣势，这一次是输给了更加实用主义的自由论观点。例如，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19]在其影响广泛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建议自由意志主义者：“一个权力仅限于履行契约和保护人民免受武力、盗窃和诈欺所害的最小限度国家是合乎情理的。任何权限更大的国家，”他认为，“都违反了个人不能被迫行事的人权，因而是不正当的”；但没有国家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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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虽然不会自行消失，化石燃料对于森严的政治等级和逞能者的态度还是要更接近于觅食者而非农耕者的观念。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即使民主也必然会产生隶属于固化政治特权阶级的强权精英，但由普通人组成政府、而不是天生统治阶级的观念一贯是民主主义者偏爱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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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之间的斗争可以回溯到现代民主的早期。18世纪80年代，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果必须和“无以复加的无知和堕落，不可一世的顽固和狂妄”之人分享权力，他一定会大惊失色，这倒不足为奇，但就连大平等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也承认，他相信只有一个“拥有天赋的才智和美德”的精英小集团才可以“在通才教育之下变成杰出之人，有能力保卫同胞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然而在第一任总统的人选上，美国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方面，很多观察家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天生统治阶级的绝对化身，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过自己对任何形式的实际统治都毫无兴趣。1783年在战场上大获全胜之时，华盛顿向国会交出了佩剑，宣誓“从此以后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1789年，他勉强暂停闲适的退休生活，出来接受总统的职务，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期满后——一位仰慕者将华盛顿比喻成骄傲的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20]，他终于可以得体地“带着满足和快乐回到乡间，继续不受约束的平静劳作生活”，便毫不犹豫地辞官归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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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时代以来，很多美国政治家声明以他为榜样不再恋栈，但也有一些人采取的做法有些细微差别，他们坚称尽管自己显然属于特权精英，但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巨大财富（如1992年的罗斯·佩罗[21]），身处政治王朝（如2000年的乔治·W·布什），甚或两者兼有（如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都无法阻止一个总统候选人声言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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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于大众不信任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迫使总统候选人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有一个副作用（当然并非刻意为之），便是顺从观念的崩溃。1998年，世上最有权力的人比尔·克林顿在一场婚外风流之后几乎被赶下总统的职位；2011年，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22]在被《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第6位之后仅仅一年，就因涉嫌性侵一名饭店女服务生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上被赶下台。这些可不会发生在罗马皇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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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严与浅表的等级制度间进行各种妥协作为化石燃料政策的特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达斯特里亚似乎需要一个（以阿格拉里亚的标准来看）地位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富有阶层。一方面，拥有富裕中产和劳工阶层，从而为化石燃料经济所产生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创造有效需求，是因达斯特里亚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阶层，这些人期望着自己的领导和管理才能能够实现物质回报。作为回应，化石燃料价值观近两百年来发生了演变，变得有利于政府干预来减少贫富不均现象——但变化并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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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0年以来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人数变化不定，高值出现在1990年的67%，低值在2008年的58%，而最近的数字为66%（2011年）——希望财富的分配更加平均一些，在2013年的调查中，中国（52%）、欧盟（60%）和印度（高达82%）的大多数人说，他们认为收入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然而，这些人都认为经济不平等并非他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欧洲人和中国人将其排在第3位，印度人排在第5位，而美国人将其排在第12位。在被问及减少财富梯度的最佳方法是不是对富人征收更重的赋税时，美国人的意见分布相当平均，52%的人持肯定态度，45%的人持否定态度。至少从1999年以来，人们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当时有45%的人持肯定态度，51%的人持否定态度。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往往反映了更深刻的地区或党派分歧。2013年的调查发现，在欧盟内部，84%的希腊人认为贫富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只有50%的英国人这么认为；在美国，75%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对富人提高税赋，而只有26%的共和党人持此观点——尽管在2014年，几位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愿意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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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和文化界就经济等级制度发生的骚动，一种方式是将其看作关于这一主题的论争：在涉及财富时，“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某些人强调机会的平等，也就是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和交换，而不必过于在意利益的分配；但另一些人强调结果的平等，他们赞成监管市场行为，以免有人过于超前。大体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论者拥护机会的平等，担心监管会抑制自由（及经济成长）；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般拥护结果的平等，他们更担心为非作歹的富人会破坏自由（及经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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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近两百年的可用证据十分丰富，我们可以详细追查在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上，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是如何作为两个伟大的试验来解读化石燃料价值观的。20世纪最重要的非自由政体——纳粹德国和苏联——都声称寻求经济结果的平等，但在实践中，没有一个能够摆脱两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观念之间的紧张。纳粹——毕竟他们对自己正式的叫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在其执政初期，强烈拥护结果的平等。“劳工阵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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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跃分子强烈要求雇主提供带薪假期、工资协议以及均等的工资，威胁要把持不同意见者送到集中营。但这不能长久；甚至在1933年结束之前，党魁们就已经开始站在老板一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老板支持希特勒野心勃勃的重整军备计划。“我们都是劳工的士兵”，同年11月，“劳工阵线”的新领导人在柏林的西门子工厂对工人们说，但“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从令如流。服从和责任都必须是有价值的”。工资在1934年便停滞不前了，接下来的10年，贫富差距高企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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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跌入了同样的陷阱。面对1921年的大饥荒，列宁放弃了他的战时经济政策，开始鼓励生产。关于列宁对这一政策有多认真，一直众说纷纭；列宁在苏联政治局的同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坚称：“［‘新经济政策’］只是临时的偏离，是一次战术撤退，是为对抗国际资本主义阵线发起一次全新和决定性的劳工阶级进攻铺平道路。”但列宁本人怀疑，“用资产阶级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后果尽人皆知。“店铺和商厦一夜间迅速出现，里面神秘地堆满了俄罗斯多年未见的精美货品，”1924年，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24]注意到，“面庞消瘦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带着渴望的目光凝视着橱窗，谈论着这一伟大的奇迹。”几年后，斯大林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彻底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果又是一场灾难。20世纪30年代，随着农业产量的下降，数百万人饥饿致死，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制造了黑市经济，工资和住房的差别继续扩大。苏联日益成为世上最不安定的社会，经济不振，但财富的等级差别变得更加荒唐。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试图重新引进经济机会平等时，整个体系瞬间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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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严和浅表的财富等级之间寻求完美平衡，对自由政体也是一项挑战，但他们的试验却没有那么痛苦。在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叙述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25]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但是，如果将其推至逻辑的极端，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永远是错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指出：“从劳动所得中课税与强迫劳动不相上下”，是自由的因达斯特里亚的对立面。“强夺某人劳动的成果，”诺齐克解释道，“相当于夺走他的时间，并指挥他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人们强迫你在一段时间内去做某种工作，或是无报酬的工作，他们决定你该做什么，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而不由你自己决定。这……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你的主人；他们因此而拥有了对你的所有权。”卢梭更加直言不讳，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我相信奴隶们关心自己的收入远甚于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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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拒绝（以税赋的形式）从富人身上榨取强迫劳动，似乎常常意味着（以长时间工作挣取生活工资的形式）从穷人身上榨取另一种强迫劳动，而在整个19世纪，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欧洲占据了优势。在那个世纪末，很多政府同情新自由主义，断定利用国家力量来重新分配财富会产生更大的总成长。这一趋势在“一战”后有所上升，“大萧条”时期更加快了速度，最终在1945年后被奉为准则，产生了各种自由主义的“新政”。1942年，英国政治家威廉·贝弗里奇[26]预言，战后政府的任务将是让世界“尽人类力量之所能，摆脱匮乏、疾病、愚昧、卑劣和懒惰这五大罪恶”。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只要有必要，就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消灭这五大罪恶”——同时还要记住，贝弗里奇补充道，“个人高于国家，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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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玩些复杂的小把戏，“战”后的自由经验表明，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矛盾，世上根本没有一体适用的完美解决方案。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演变也反映了这一矛盾，认可了程度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财富等级制度。这里“低”和“过低”的真实含义看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相对于富有但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在贫困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人们更能够容忍森严的财富等级存在。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从很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投票人对待财政保守主义的热情来看，0.25左右的税后基尼系数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可能过低了，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从很多同样的国家对于最富有的1%的普遍愤怒来看，超过0.35的基尼系数可能又过高了。相反，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印度，人们牢骚满腹，但到目前为止还能容忍持续的高分（2009年为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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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对待经济等级制度的复杂态度相比，化石燃料社会对性别不平等的看法似乎就要直白得多。近至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自觉激进地写下“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没有一个奴隶像一个妻子那样是竭尽一切所能的奴隶，是体现了‘奴隶’这个字眼的全部含意的奴隶”。但从那时起，阿格拉里亚的态度就完全崩溃了。2009年一次在16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6%的受访者认为性别平等很重要，这一回应的国别差距不大，从印度的60%到英国和墨西哥的98%。伊斯兰国家处于这一分布的顶端。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对妇女的法律保护通常较弱（例如埃及在2014年才通过了一部定义性骚扰的法律），仍有78%的伊朗人，91%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土耳其人，以及93%的巴勒斯坦地区居民认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81%的受访者赞成通过政府干预促进性别平等，5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政府目前做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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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由社会比起来，非自由社会在性别等级问题上培养了更加极端的态度，共产主义者一般都会积极促进女性的平等。列宁在1920年指出，“琐碎的家务摧毁、压制、愚化和贬低了”女性。1959年，赫鲁晓夫确信，就女权而言，共产主义已经埋葬了资本主义。“你们想把妇女困在厨房里，”在著名的“厨房辩论”[27]中，他对理查德·尼克松说，但“我们不那样看待女人。我们认为她们更出色”。不用说，现实情况要混乱得多。20世纪20年代确定妇女权利的重要立法通过之后，斯大林在30年代又退回到鼓励生育的政策上；在赫鲁晓夫与尼克松摆好架势准备互攻之时，跟美国相比，的确有更多的苏联妻子们在外工作，但苏联妻子们做家务的时间通常也比美国的妻子们长（也比苏联丈夫们长得多）。而纳粹德国则走向反面，他们挑衅性地将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并坚称生育才是女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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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自由社会对于性别平等比较谨慎。前文提到过，1918年前，几乎没有哪个妇女有投票权，女性从事受薪工作在1940年后才真正开始。1937年，当民意调查者问美国人是否会考虑为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时，只有1/3的人回答“是”，64%的人回答“否”。到1949年，两种态度平分秋色。但到2012年，95%的人回答“是”，只有5%的人回答“否”。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时间更长：1977年，在被问到是否最好由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时，人们的态度是一半一半，而在2012年，只有19%的人回答“是”，75%的人回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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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战后变化的速度异乎寻常。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常常会有喜剧演员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男女平权论者”和“女权主义者”（被贬称为bra burners，“烧胸罩的”）的笑话。然而到2005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28]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问说，男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层占多数是否有生理原因，就算那是学术场合，大众也觉得难以接受。萨默斯指出，某些实验看上去像是在暗示男性的认知能力在平均值周围的分布范围比女性更广泛，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可能意味着男人更多地见于分布的两个极端。“这可能会刺激到你们，我的乐观估计，”他若有所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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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和工程这个特例中有天分的问题，特别是资质的差异性，而那些因素又被社会化和持续的歧视这两个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要是有人能证明这是错的，我当然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我当然最希望只要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并尽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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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骚动显然影响了萨默斯发表这段讲话两个月后的哈佛教授投票，大家纷纷表示对其领导能力没有信心；大概也影响到了萨默斯本人的决定，不到一年后，他辞去了哈佛校长的职务；他在2013年退出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候选队伍，可能也是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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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自由价值观并不以消除性别等级的名义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然而自1945年以来，想当然地因生理差别而区分男女两性的阵营显然大大缩水了，而且，我的分析类别中的最后一个——暴力，是迄今尚存的少数几个承认男女两性有巨大差异还算是政治正确的行为领域之一。全世界范围的警方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宗教、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男人参与暴力犯罪的概率是女人的将近10倍。其解释尚存争议，但有可能是因为使用武力的天然倾向是一种进化适应，在男性中很常见，而在女性中就少见得多。因此，阿格拉里亚对于男性统治普遍持正面评价的突然崩塌与其对武力有限容忍的突然崩塌相伴相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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