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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自由社会对于性别平等比较谨慎。前文提到过，1918年前，几乎没有哪个妇女有投票权，女性从事受薪工作在1940年后才真正开始。1937年，当民意调查者问美国人是否会考虑为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时，只有1/3的人回答“是”，64%的人回答“否”。到1949年，两种态度平分秋色。但到2012年，95%的人回答“是”，只有5%的人回答“否”。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时间更长：1977年，在被问到是否最好由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时，人们的态度是一半一半，而在2012年，只有19%的人回答“是”，75%的人回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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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战后变化的速度异乎寻常。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常常会有喜剧演员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男女平权论者”和“女权主义者”（被贬称为bra burners，“烧胸罩的”）的笑话。然而到2005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28]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问说，男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层占多数是否有生理原因，就算那是学术场合，大众也觉得难以接受。萨默斯指出，某些实验看上去像是在暗示男性的认知能力在平均值周围的分布范围比女性更广泛，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可能意味着男人更多地见于分布的两个极端。“这可能会刺激到你们，我的乐观估计，”他若有所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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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和工程这个特例中有天分的问题，特别是资质的差异性，而那些因素又被社会化和持续的歧视这两个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要是有人能证明这是错的，我当然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我当然最希望只要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并尽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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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骚动显然影响了萨默斯发表这段讲话两个月后的哈佛教授投票，大家纷纷表示对其领导能力没有信心；大概也影响到了萨默斯本人的决定，不到一年后，他辞去了哈佛校长的职务；他在2013年退出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候选队伍，可能也是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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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自由价值观并不以消除性别等级的名义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然而自1945年以来，想当然地因生理差别而区分男女两性的阵营显然大大缩水了，而且，我的分析类别中的最后一个——暴力，是迄今尚存的少数几个承认男女两性有巨大差异还算是政治正确的行为领域之一。全世界范围的警方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宗教、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男人参与暴力犯罪的概率是女人的将近10倍。其解释尚存争议，但有可能是因为使用武力的天然倾向是一种进化适应，在男性中很常见，而在女性中就少见得多。因此，阿格拉里亚对于男性统治普遍持正面评价的突然崩塌与其对武力有限容忍的突然崩塌相伴相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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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耕者像觅食者一样暴力，那么，让阿格拉里亚运转顺畅的复杂劳动分工和长途贸易就无法发挥效用了。同理，如果人们还是像农业时代那样用暴力解决纠纷，因达斯特里亚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也是枉然。化石燃料社会有赖于极度和平，强制促成这种和平的列维坦们远比霍布斯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始建于1828年早期工业时代的伦敦，这可不是巧合）。一如既往，人们调整其价值观来反映他们生活其间的新现实。农业社会减少了合法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空间，而化石燃料群体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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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马丁·查德尔[29]认为在18世纪之前，“宿命论”一词准确地描述了全世界对待暴力的普遍态度。反对暴力的人很多（特别是轴心时代的宗教领袖），大多数文明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做了细微的区别，且这种区别往往对其自身有利，但人们一致认为，合法权威使用武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颇值得歌颂。直到18世纪，我们才看到这一价值观模式有了真正的突破，即使在那时，突破也仅限于欧洲及其北美殖民地。就在更多的人开始批评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之时，新的观念——战争是邪恶的，人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浮出水面，而18世纪90年代，在正处工业化期间的英国，一个和平协会公然宣称在原则上反对与法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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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因达斯特里亚是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这种观念逐渐普及，和平运动——例如对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的抗议——在19世纪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大量受过教育的欧洲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战争是畸形和不道德的；1899年，26个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而1919年，人们一度燃起了希望，满心指望国际联盟能够从此根除战争。接下来的25年是和平主义的艰难岁月，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学者们成立了思想库（1952年成立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冲突解决研究中心，以及1959年成立于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了期刊［1957年创刊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osolutio）和1964年的《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将武力几无正义的论断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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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的学者们往往能辨认出被他们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人，这些人“并非排斥一切武装力量：他们允许防御性地使用军队保护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被他们称为“绝对和平主义者”的更为教条主义的倡导者，这些人“无条件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鼓吹不抵抗”。在20世纪，绝对和平主义者相当罕见，但近期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情况在21世纪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是如今有许多人希望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完全拒绝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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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年，盖洛普公司就对个人和国家暴力的态度，在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进行了民意调查。69%的受访者声称自己在人际暴力方面是绝对和平主义者，认为武力永远是不正义的，而只有13%的人说使用暴力有时是正确的（其他18%的人要么不予置评，要么说“得看情况”）。然而，对待国家暴力的态度就更加复杂了。在被问到是否可以接受政府在战时屠杀平民时，60%的人回答绝不接受，而21%说有时可以接受。2011年一次皮尤[30]的调查向西方人询问了一个更加笼统的问题，即政府是否有时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护世界秩序，结果发现接受国家暴力的群众基础很大，德国有50%的人同意，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75%。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民意调查者发现西方人还是有所保留：大多数欧洲人（66%的法国，76%的德国）和45%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使用武力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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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战略家的结论是，西方现在进入了一个“后英雄”时代，这个时代的公民不再认为有任何国家目标重要到造成人员伤亡（无论是施还是受者）也在所不惜的地步。然而，与其说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后英雄主义完全避免杀戮，毋宁说它也跟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参与的冲突性质有关。一旦面对生存威胁，受访者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拥有核武器的民主从未选择哪一个保证单方面裁军的政党入主当政，200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至少有些人愿意考虑核战争。在被问及有没有哪些情况政府（或无核国家的盟国）可以合理地使用核武器时，70%的意大利人和77%的德国人回答“没有”，而只有49%的英国人、43%的法国人、40%的美国人和22%的以色列人持同样看法。人性从未像如今这样和平，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还不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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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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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罗斯之后：塔利班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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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在1982年感受到的文化冲击。阿西罗斯至少还有一只脚留在了阿格拉里亚；而我生长于斯的英格兰中部地区自然不同，早在200年前，因达斯特里亚就在那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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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总结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表4–1是简化版，这一点我乐于承认，它简化了复杂得多的现实情况，当然会对现实有所扭曲，但我认为这张表格的确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道德体系截然不同。属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类别的人很难在道德问题上彼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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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价值观的演变：觅食者、农耕者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理想类型道德价值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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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更加精简，它进一步简化并无疑进一步扭曲了复杂的文化世界，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为表4–1补充第二个重要的论点。我们在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所有的价值体系均存在差异，而且还能看到某些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比其他的更大。把农业价值观与觅食者和化石燃料时代区隔开来的鸿沟，远大于觅食者价值观与化石燃料价值观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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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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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形表示的价值观体系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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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教授想要测试其有关人脑如何工作的理论时，他们经常会组织自己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向他们提问——不过心理学家自己也经常承认，他们的学生都属于WEIRD群体。心理学术语WEIRD是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派（Democratic）的首字母缩写；一言以蔽之，它是指完全准备好适应因达斯特里亚的那些人（讽世者甚至会说，大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确保学生在毕业时体面地归属于WEIRD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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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近代史近30年，我最有体会的事情之一便是，学生们往往会觉得阿格拉里亚及其价值观很难理解，遑论热爱。相反，在这些WEIRD年轻人看来，觅食者及其价值观倒是颇有魅力。当然，世事总有例外；觅食者的行为有时很像野蛮人，而像古雅典这样的贸易城邦却能引起共鸣，至少在我们开始讨论奴隶制和对妇女的压迫之前，大体如此。但总体而言，我们在《尼萨》（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所著的一位昆申人妇女的传记，在第二章提到过）一书中读到的那些觅食者很像我们会在监狱里碰到的人，而11世纪史诗《罗兰之歌》[31]中的人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外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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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在1996年有过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那是我在斯坦福任教第一年即将结束之时，我办了一次主题为古代和现代奴隶制的本科生研讨会。有一天在课堂上，得知几位学生的祖先——高祖（四世祖）或天祖（五世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曾是南方各州的奴隶主。我的学生无一例外都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但是，当我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亲戚在道德方面落后于时代时，他们大都看上去不大自在，而且就这个问题闪烁其词。随着讨论的扩大，班里的其他学生也提出了他们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拥有奴隶的亲戚或许知道奴隶制是错的，因而他们都是伪君子。又或许奴隶制根本就没有错，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两种观点让同学们更不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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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辩论本来就是学术性的，其结论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有时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会因为无法理解对方的价值观而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2012年10月9日，就在我开始最终形成本书的系列讲座之前一个星期，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男人爬上一辆校车，问马拉拉·尤萨夫扎伊[32]是否在车上，然后拔出一把柯尔特45式手枪，对着这个16岁女孩的脸部扣动了扳机。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说马拉拉的罪行是：“亲西方，抨击塔利班，还说奥巴马总统是她理想的领导人。”当时尤萨夫扎伊并没有死，塔利班发誓要再次刺杀她（还要杀了她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