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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罗斯·佩罗（Ross Perot，1930— ），美国商人，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父亲是专门从事棉花合约的商品经纪人。2012年佩罗的身家估计有35亿美元，被《福布斯》列为美国富豪榜第134名。他曾经在1992年和1996年两次参加总统竞选，虽然最终败选，但取得了历来第三党最多的普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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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1949— ），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会党党员。曾任法国财政部长。他在2007年9月28日获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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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劳工阵线”（Labor Front），纳粹德国取缔魏玛共和国的自由工会后创立的官方工会组织，它是一个雇主和工人的统一联盟，也是纳粹的统一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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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政治行动主义、写作与演说著称。她在20世纪前半叶北美与欧洲的无政府政治哲学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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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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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著名的进步论者和社会改革家，福利国家的理论建构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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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厨房辩论”（Kitchen Debate），指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该论战是在厨房的背景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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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1954— ），美国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因为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并且在2001~2006年成为哈佛大学的第27任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曾经引发三次政治争议，导致公众向哈佛大学施压，最后他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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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丁·查德尔（Martin Ceadel），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现为牛津大学新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战争预防的政治，特别是有关英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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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皮尤，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的一家独立性民调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那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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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11世纪法国重量级史诗，作者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失传，目前流传下来众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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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1997— ），巴基斯坦的一位以争取女性教育而闻名的活动家。她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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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 ），南非开普敦圣公会的前任大主教，也是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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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博科圣地（Boko Haram），前正式名称为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是一个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有着尼日利亚的“塔利班”之称。他们的目标是主张在尼日利亚全国推行伊斯兰教法，成为哈里发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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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豪萨（Hausa），西非萨赫勒地区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于尼日利亚北部和尼日尔东南部。他们使用属于乍得语族的豪萨语，一般信仰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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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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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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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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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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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试图讲述自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寒冷的时间点以来，横跨两万年的人类价值观的故事。我提出，现代人类的价值观初现于大约10万（±5万年）年前，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所引发的，而一旦我们拥有了体大而敏锐的人脑，文化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因为文化的演变，人类的价值观在近两万年迅速变异，近两百年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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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属于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社会。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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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绝大多数觅食者都生活在低密度的小型群体中，他们一般都认为政治等级和贫富不均是邪恶的。他们更能容忍性别等级，且（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对暴力有惊人的忍耐力。农耕者生活在密度更大的大型社群中，一般认为森严的政治、财富和性别等级无可指责。但相对于觅食者，他们比较不能容忍人际间的暴力，并将合法使用暴力的范围限制得更窄。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者但低于农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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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之后我会把书交给回应者，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提出价值观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接近的解释，那就是每一个价值观体系对应一种能量获取方式，但现在，我想再提出三个问题，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首先，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其次，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最后，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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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里引述过博物学家E·O·威尔逊的建议：“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现在我想指出，正是为了威尔逊所谓的生物化，我们才应该寻求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威尔逊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里，敦促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为撰写一部地球社会物种目录，从另一个星球前来拜访的动物学家”。他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缩减为生物学的各个专业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都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案；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历史和道德哲学都成了生物学的二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