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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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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试图讲述自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寒冷的时间点以来，横跨两万年的人类价值观的故事。我提出，现代人类的价值观初现于大约10万（±5万年）年前，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所引发的，而一旦我们拥有了体大而敏锐的人脑，文化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因为文化的演变，人类的价值观在近两万年迅速变异，近两百年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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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属于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社会。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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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绝大多数觅食者都生活在低密度的小型群体中，他们一般都认为政治等级和贫富不均是邪恶的。他们更能容忍性别等级，且（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对暴力有惊人的忍耐力。农耕者生活在密度更大的大型社群中，一般认为森严的政治、财富和性别等级无可指责。但相对于觅食者，他们比较不能容忍人际间的暴力，并将合法使用暴力的范围限制得更窄。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者但低于农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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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之后我会把书交给回应者，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提出价值观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接近的解释，那就是每一个价值观体系对应一种能量获取方式，但现在，我想再提出三个问题，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首先，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其次，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最后，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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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里引述过博物学家E·O·威尔逊的建议：“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现在我想指出，正是为了威尔逊所谓的生物化，我们才应该寻求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威尔逊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里，敦促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为撰写一部地球社会物种目录，从另一个星球前来拜访的动物学家”。他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缩减为生物学的各个专业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都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案；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历史和道德哲学都成了生物学的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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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著名定义是“后代渐变”，一个半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已经能够探究到细胞内部，来解释驱动一切的机制。巨量基因信息的遗传过程总会产生少量的随机变异。其中大多数无关痛痒；某些是绝对有害的，受体很难将其基因传递到下一代；但少数变异则是有益的，遗传到这些变异的生物更可能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随着时间（通常是很长时间）的流逝，生物间在能量和配偶上展开竞争将意味着高适应性的变异会在基因库中扩散。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将日益繁盛，逐渐取代那些适应力较差的。不过反馈过程也同时进行着，因而通过进化更加适应其环境的物种同时也改变了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有时会让它们的进化产生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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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生物学家管这种现象叫作“红皇后效应”，得名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小说中的红皇后把爱丽丝带到一个乡下的疯狂比赛中去。她们跑啊跑，“跑得那么快，好像脚不沾地地在空中滑翔”，卡罗尔说，但随后爱丽丝发现，她们好像一直待在同一棵树下没有移动。“在我们的国度，”爱丽丝告诉皇后，“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皇后震惊之下向爱丽丝解释说：“在这儿，你听我说，你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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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有时会把这种红皇后效应提升为一种进化原则。生物学家发现，如果狐狸经过进化跑得更快，就能抓到更多的兔子，那么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活到繁殖的那一刻，然后产下跑得更快的新一代兔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速度最快的狐狸才能抓到足够的兔子，让自身茁壮成长，传递基因。它们都在跑，但两个物种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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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效应确实存在，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其效果相当不同。狐狸和兔子不仅要彼此互动，还要和它们所在的整个环境互动。虽说它们可能还待在起跑时的同一棵树下，但树可不再是原来那棵树了：狐狸和兔子之间的赛跑把树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不妨抛弃这个现在看来很牵强的比喻，换个更有哲学意味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参加红皇后赛跑的那些物种永远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还有来添乱的：进化竞赛还可能受到外力的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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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贯穿本书的假设是，通过道德体系和（社会、智力及体力）环境间的往复互动，加之以外部冲击，我们价值观的变化方式近似于基因的变化。狐狸和兔子的赛跑在就性别、求偶和捕食展开的数百万小型生物竞争中上演，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经过数千世代后，即可使动物本身发生巨大的变化，同理，由于个体能够主观决定是非善恶，价值观与环境之间的竞赛也在数十亿的小型文化竞争中上演。还是同理，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就能够产生文化的巨大变化，但这一次，结果有时只需区区几十年就能显现出来，而无须数千年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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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接下来的篇幅，我会考察从觅食到农业价值观以及从农业到化石燃料价值观的各个变体，继而对所得结论进行外推，来试着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即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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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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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夏天”与幸运纬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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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三章中指出，动植物驯化最重要的结果是，驯化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能量（虽说这需要人类付出更加辛苦的劳动），而人类随后将很多额外获得的能量转化成了更多的人口。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更加阶层化的组织日益胜出，从而使得阶层化较强的社会战胜并取代了阶层化较弱的社会，在这种新式社会中，那些将公平、公正等概念解释成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制度为善，而通过暴力来解决纷争为恶（除非一个天神般的统治者另有说法）的人，会比不做此解释的人更加兴旺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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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萨林斯在其经典文章《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人们为何选择放弃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换得农耕的束缚和苦役——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经称这种选择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1]最近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把农业革命称作“史上最大的骗局”。但进化论者罗伯特·博伊德、彼得·里彻森和罗伯特·贝廷格认为，我们应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设计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问的是：“农业在更新世期间是否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在全新世期间却是必需的？”我猜这是最有意义的提问方式：从觅食到农耕的转变并非历史的必然——但凡涉及人类，没有什么不可避免，但有利于农耕的或然性累积得太多，以至于这件事不发生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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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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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万年来的温度变化，以极地冰盖中取得的氧同位素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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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开始从事农耕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以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断偏移，公元前14000年后，温度开始上升（尽管有时会反复无常），因为地球轨道的微小倾斜和摆动会产生突如其来的温度骤升或骤降（图5.1）。到公元前12700年，温度接近了现代的水平，通过某些计算得知，温度在短短30年内上升了5℉（华氏度）[2]。冰川融化，大片的低洼平原——包括如今的波斯湾和黑海——沉没于水下。然而，每隔几个世纪的温暖潮湿气候之后便是数个世纪的冰天雪地，公元前10800年前后，一个真正的小冰河期（专家称之为新仙女木期）开始了，把世界带回到一个长达12个世纪的冰河时期。但在其结束之时，世界迅速（“迅速”是以地质学标准来看的这一过程实际延续了两千年）升温，温度甚至比我们如今业已习惯的还要高。正如图5.1所示，公元前9600年以来，气候出现了大量波动，但从未再有过新仙女木期那样的气候。将近12 0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3]所称的“漫长的夏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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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夏天是发明农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就充分性而言，还需要第二个条件：我们。在大约13.5万年前、24万年前和32万年前，冰河期内出现了几个温暖潮湿的中断期（地质学家称其为间冰段），但这些阶段并没有农耕出现，盖因那时真正的现代智人还远未出世。相反，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引发了大致相同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模式。随着世界变暖，植物对太阳能增加的反应是疯狂地繁殖；动物继而对植物的丰足做出反应，它们以植物为食，也开始大量繁殖；人类的近代物种周围有这么多植物和其他动物，看来很容易一饱口腹之欲，其结果也不难揣测。但随着各个动植物物种的数量不断飙升，超过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数量时，种群就崩溃了，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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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夏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冷的时间点，地球上只有大约50万人；一万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有600万人；如今又过去了一万年，地球上的人口达到了70亿。打破了繁荣与萧条的人口周期的是漫长的夏天加上现代人类，这使得农耕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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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某些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在中国到地中海和秘鲁到墨西哥这条地带——我在此前出版的一本书中称其为“幸运纬度带”——气候和生态共同作用，有利于大粒草类（如野生小麦、大麦和稻米等）和大型多肉动物（如野羊、牛和猪等）的进化。在此处狩猎和采集所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人口因此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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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运纬度带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约旦河谷），采摘的收获如此丰饶，以至于觅食游群可以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下来，几乎整年靠一个单一幸运地点周围所产的野生食物为生，有些年头只需待在那里就完全可以填饱肚子。现代人类并非唯一一个能够根据食物的丰足或短缺改变其机动模式的物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有在像我们这样聪明多智的动物进化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发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定居下来，更密集地利用村落周边的动植物，有选择地耕种和照管它们，人类无意识地（且非常缓慢地）施加了选择压力，改变了食源的基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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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的过程最初发生在幸运纬度带，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比（举例来说）西伯利亚或撒哈拉的人更聪明或更有活力，而是因为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幸运纬度带是可驯化动植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地球上各处的人类大体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驯化首先发生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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