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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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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万年来的温度变化，以极地冰盖中取得的氧同位素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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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开始从事农耕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以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断偏移，公元前14000年后，温度开始上升（尽管有时会反复无常），因为地球轨道的微小倾斜和摆动会产生突如其来的温度骤升或骤降（图5.1）。到公元前12700年，温度接近了现代的水平，通过某些计算得知，温度在短短30年内上升了5℉（华氏度）[2]。冰川融化，大片的低洼平原——包括如今的波斯湾和黑海——沉没于水下。然而，每隔几个世纪的温暖潮湿气候之后便是数个世纪的冰天雪地，公元前10800年前后，一个真正的小冰河期（专家称之为新仙女木期）开始了，把世界带回到一个长达12个世纪的冰河时期。但在其结束之时，世界迅速（“迅速”是以地质学标准来看的这一过程实际延续了两千年）升温，温度甚至比我们如今业已习惯的还要高。正如图5.1所示，公元前9600年以来，气候出现了大量波动，但从未再有过新仙女木期那样的气候。将近12 0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3]所称的“漫长的夏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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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夏天是发明农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就充分性而言，还需要第二个条件：我们。在大约13.5万年前、24万年前和32万年前，冰河期内出现了几个温暖潮湿的中断期（地质学家称其为间冰段），但这些阶段并没有农耕出现，盖因那时真正的现代智人还远未出世。相反，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引发了大致相同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模式。随着世界变暖，植物对太阳能增加的反应是疯狂地繁殖；动物继而对植物的丰足做出反应，它们以植物为食，也开始大量繁殖；人类的近代物种周围有这么多植物和其他动物，看来很容易一饱口腹之欲，其结果也不难揣测。但随着各个动植物物种的数量不断飙升，超过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数量时，种群就崩溃了，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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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夏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冷的时间点，地球上只有大约50万人；一万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有600万人；如今又过去了一万年，地球上的人口达到了70亿。打破了繁荣与萧条的人口周期的是漫长的夏天加上现代人类，这使得农耕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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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某些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在中国到地中海和秘鲁到墨西哥这条地带——我在此前出版的一本书中称其为“幸运纬度带”——气候和生态共同作用，有利于大粒草类（如野生小麦、大麦和稻米等）和大型多肉动物（如野羊、牛和猪等）的进化。在此处狩猎和采集所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人口因此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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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运纬度带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约旦河谷），采摘的收获如此丰饶，以至于觅食游群可以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下来，几乎整年靠一个单一幸运地点周围所产的野生食物为生，有些年头只需待在那里就完全可以填饱肚子。现代人类并非唯一一个能够根据食物的丰足或短缺改变其机动模式的物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有在像我们这样聪明多智的动物进化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发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定居下来，更密集地利用村落周边的动植物，有选择地耕种和照管它们，人类无意识地（且非常缓慢地）施加了选择压力，改变了食源的基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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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的过程最初发生在幸运纬度带，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比（举例来说）西伯利亚或撒哈拉的人更聪明或更有活力，而是因为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幸运纬度带是可驯化动植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地球上各处的人类大体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驯化首先发生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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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第五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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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杰出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戴蒙德发现，世界上有差不多20万种植物，但人类能吃的只有大约2 000种，其中约有200种有望被驯化。在种子重量至少有10毫克的56种可驯化植物中，有50种的野生祖先原产自幸运纬度带，产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共只有6种。在20世纪科技发达之前，人类能够驯化的体重高于100磅的哺乳动物有14种，其中9种是幸运纬度带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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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驯化始于幸运纬度带就毫不奇怪了，而在幸运纬度带之内，驯化似乎首次发生在西南亚这一被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的地区（前文第三章中提到过）也同样不足为奇，那里的可驯化生物分布最为集中（图5.3和5.4）。牛、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和燕麦的野生祖先全都是在这里进化的。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标志（异常大的种子和动物的进化，考古学家通常称其为培育）于公元前9500~前9000年之间出现在侧翼丘陵地区，而成熟的驯化始见于公元前7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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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种子至少重达10毫克的有望驯化的野生植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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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称作中国的地区在当时也有高度集中的可驯化动植物，但集中程度不如侧翼丘陵地区。在黄河与长江之间，水稻在公元前7500年已经开始培育，而驯化的时间是公元前5500年之前。在其后的1 000年里，小米和猪也在那里得到驯化。在巴基斯坦，大麦、小麦、绵羊和山羊的培育和驯化也大致遵循同样的时间表。到公元前6500年，南瓜、花生和大刍草[4]在墨西哥得到培育，并于公元前3250年之前驯化，而藜麦、美洲骆和羊驼的培育和驯化时间分别为公元前6500年和公元前2750年之前，地点在秘鲁。有驯化潜力的生物分布的密度与驯化开始的时间之间的吻合度几乎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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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体重高于100磅的可驯化哺乳动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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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吻合度才使得萨林斯的问题（人类为何选择农耕的束缚和苦役，而放弃了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显得如此不值一提，而博伊德等人的改述（问题变成了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之前是否根本不可能，而在那以后却是必需的？）则直击要害。第一批农耕者和我们一样拥有自由意志。随着家庭规模的增长，其可用资源日渐饱和。当原始富裕社会要填饱的肚子越来越多时，他们完全可能直视着孩子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要辛苦地培育动植物。据我们所知，一万年前，约旦河谷的某些觅食者正是这么做的。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数以万计的其他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每个家庭每年都必须就该劳作还是挨饿的问题做好多次决定。最重要的是，每当有一个家庭选择加倍努力管理动植物，其他人坚持走老路的收益就会少一点儿。每当有培育者开始认定其花时间关注照看的动植物是他们私人的菜园和畜群，而非大家共有之时，对因循守旧者而言，狩猎和采集就愈加艰难。顽固和/或英勇地维护旧生活方式的觅食者注定灭亡，因为命运朝着背离他们的方向日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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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有选择，人们也很少有机会遭遇萨林斯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公元前6000年左右，如果约旦河谷的农耕者抛下耕犁说走就走，他不会跨过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进入觅食者的地盘。相反，他多半会遇上一些精耕细作程度比他差一点儿的人（也许只会锄地而不是犁地施肥），接着又是程度更差的人（也许只是在森林烧荒，在杂草重新占领这块土地之前耕种几日，又继续找下一块地烧荒），最后才会遇到完全仰仗狩猎和采集的人。观念和人始终在广阔的灰色地带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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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发现更加勤劳的邻居正在猎杀自己的觅食者生活方式所赖以维系的野生动植物时，他们要么会与这些破坏者展开战斗，要么逃走，要么加入该群体，加强自己的培育工作。人们并没有选择农耕，放弃觅食，而实际上只是决定少花点儿时间狩猎和采集，多花一点儿时间园耕和放牧。后来，他们或许会面对是否要开始除杂草，然后是犁地，再然后是施肥等抉择，但这是婴儿的一串蹒跚学步，而不是一劳永逸式的大跃进，从原始富裕社会一步跨到累断了腰的辛苦劳作和疾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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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纵贯数百年，绵延数千里，辛勤劳作的人子孙兴旺；而固守老路子的人却日渐凋零。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阵线”缓慢向前推进。没有人会选择等级制度和终日辛劳；这些都是悄然降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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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在史前最大的例外（本书第二章里提到过的日本绳文时代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富裕觅食者）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则。农业迅速向前推进，穿过中欧和东北亚的平原，直达距离波罗的海沿岸（大约在公元前4200年）和日本海岸（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不到50英里的地方；但在这两个地点，农业的推进停滞了1 000多年。日本和波罗的海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觅食者实在没有必要辛勤劳作和培育动植物，一旦园耕者试图强行闯入这些狩猎—采集者的乐园，用农田和篱笆来隔断这里的丰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勇猛善战的原住民在人数上远超他们。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情况特殊，农业的浪潮最终还是战胜了阻力继续推进，直到最后，在地球上每一个农业可以获利的角落，都能见到农耕者的身影。因此，我的结论是：从以觅食的方式转变成以农耕的方式获取能量并非不可避免，而一旦世界变暖，现代人类进化成功，这一转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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