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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著名的进步论者和社会改革家，福利国家的理论建构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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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厨房辩论”（Kitchen Debate），指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该论战是在厨房的背景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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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1954— ），美国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因为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并且在2001~2006年成为哈佛大学的第27任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曾经引发三次政治争议，导致公众向哈佛大学施压，最后他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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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丁·查德尔（Martin Ceadel），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现为牛津大学新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战争预防的政治，特别是有关英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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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皮尤，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的一家独立性民调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那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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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11世纪法国重量级史诗，作者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失传，目前流传下来众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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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1997— ），巴基斯坦的一位以争取女性教育而闻名的活动家。她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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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 ），南非开普敦圣公会的前任大主教，也是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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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博科圣地（Boko Haram），前正式名称为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是一个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有着尼日利亚的“塔利班”之称。他们的目标是主张在尼日利亚全国推行伊斯兰教法，成为哈里发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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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豪萨（Hausa），西非萨赫勒地区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于尼日利亚北部和尼日尔东南部。他们使用属于乍得语族的豪萨语，一般信仰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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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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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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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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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试图讲述自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寒冷的时间点以来，横跨两万年的人类价值观的故事。我提出，现代人类的价值观初现于大约10万（±5万年）年前，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所引发的，而一旦我们拥有了体大而敏锐的人脑，文化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因为文化的演变，人类的价值观在近两万年迅速变异，近两百年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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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属于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社会。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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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绝大多数觅食者都生活在低密度的小型群体中，他们一般都认为政治等级和贫富不均是邪恶的。他们更能容忍性别等级，且（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对暴力有惊人的忍耐力。农耕者生活在密度更大的大型社群中，一般认为森严的政治、财富和性别等级无可指责。但相对于觅食者，他们比较不能容忍人际间的暴力，并将合法使用暴力的范围限制得更窄。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者但低于农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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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之后我会把书交给回应者，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提出价值观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接近的解释，那就是每一个价值观体系对应一种能量获取方式，但现在，我想再提出三个问题，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首先，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其次，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最后，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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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里引述过博物学家E·O·威尔逊的建议：“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现在我想指出，正是为了威尔逊所谓的生物化，我们才应该寻求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威尔逊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里，敦促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为撰写一部地球社会物种目录，从另一个星球前来拜访的动物学家”。他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缩减为生物学的各个专业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都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案；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历史和道德哲学都成了生物学的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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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著名定义是“后代渐变”，一个半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已经能够探究到细胞内部，来解释驱动一切的机制。巨量基因信息的遗传过程总会产生少量的随机变异。其中大多数无关痛痒；某些是绝对有害的，受体很难将其基因传递到下一代；但少数变异则是有益的，遗传到这些变异的生物更可能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随着时间（通常是很长时间）的流逝，生物间在能量和配偶上展开竞争将意味着高适应性的变异会在基因库中扩散。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将日益繁盛，逐渐取代那些适应力较差的。不过反馈过程也同时进行着，因而通过进化更加适应其环境的物种同时也改变了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有时会让它们的进化产生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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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生物学家管这种现象叫作“红皇后效应”，得名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小说中的红皇后把爱丽丝带到一个乡下的疯狂比赛中去。她们跑啊跑，“跑得那么快，好像脚不沾地地在空中滑翔”，卡罗尔说，但随后爱丽丝发现，她们好像一直待在同一棵树下没有移动。“在我们的国度，”爱丽丝告诉皇后，“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皇后震惊之下向爱丽丝解释说：“在这儿，你听我说，你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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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有时会把这种红皇后效应提升为一种进化原则。生物学家发现，如果狐狸经过进化跑得更快，就能抓到更多的兔子，那么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活到繁殖的那一刻，然后产下跑得更快的新一代兔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速度最快的狐狸才能抓到足够的兔子，让自身茁壮成长，传递基因。它们都在跑，但两个物种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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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皇后效应确实存在，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其效果相当不同。狐狸和兔子不仅要彼此互动，还要和它们所在的整个环境互动。虽说它们可能还待在起跑时的同一棵树下，但树可不再是原来那棵树了：狐狸和兔子之间的赛跑把树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不妨抛弃这个现在看来很牵强的比喻，换个更有哲学意味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参加红皇后赛跑的那些物种永远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还有来添乱的：进化竞赛还可能受到外力的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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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贯穿本书的假设是，通过道德体系和（社会、智力及体力）环境间的往复互动，加之以外部冲击，我们价值观的变化方式近似于基因的变化。狐狸和兔子的赛跑在就性别、求偶和捕食展开的数百万小型生物竞争中上演，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经过数千世代后，即可使动物本身发生巨大的变化，同理，由于个体能够主观决定是非善恶，价值观与环境之间的竞赛也在数十亿的小型文化竞争中上演。还是同理，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就能够产生文化的巨大变化，但这一次，结果有时只需区区几十年就能显现出来，而无须数千年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