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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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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公元117年欧亚大陆各主要政治单位的规模（数据引自塔格佩拉，1978、1979，数据经小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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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变化是组织上的。我们一而再地看到，不断成长的社会之间的竞争推动着权力来源从宗教权力向官僚政治和军事转变（始于西南亚的亚述人，南亚的难陀王朝[7]和孔雀王朝，以及东亚的秦朝和汉朝）。在这些帝国的间隙，活跃着一些规模较小也更贸易化的城邦（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腓尼基，恒河河谷的弗栗恃[8]氏族国，中国中原的春秋时期城邦），它们往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无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基本规则也能繁荣发展。所有这些间隙的文化最终都被帝国吞并，但在存续期间，它们往往是创新和发明的温床。具体来说，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第二个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也就是第三章中简要谈及的轴心思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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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口日渐拥挤、竞争愈演愈烈的那片山河，人们竭力寻找通向成功的新道路。我们首先看到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9]（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尝试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字记载足以让我们了解其他统治者是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亚述采纳并逐渐适应那种制度的。统治者、士兵和官僚们对该模式修修补补，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中国大陆上的楚国、齐国和秦国在公元前6世纪分别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最终秦国取得了统一中国的胜利。同样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同一过程，直到孔雀王朝——另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王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摩诃婆罗多》称之为“鱼类法则”：在干旱季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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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论及，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欧亚大陆上创造出来的全新的高端官僚制度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框架，使人们得以将能量的使用推到前化石燃料社会的最高水平。根据我的计算，能量获取的峰值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略高于30 000千卡/人/天，随后回落。距今1 000年前，中国的宋朝再度达到了同样的水平，随后又回落；大约300年前，中国清朝、西欧，可能也包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三度达到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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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水平恰是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绝对极限（图5.7）。罗马、宋朝、清朝、莫卧儿王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所处的境地与数千年前幸运纬度带的富裕觅食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后者的发展也达到了绝对极限。这些社会里的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但唯一能够突破这一绝对极限的方法便是革新能量获取的方式——对于觅食者而言，是添上农业，而对于农耕者来说，则是添上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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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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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00~公元1700年东西方人均每天能量获取以及限制农业发展的绝对极限（数据引自莫里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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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完全接受了对史前社会变化的进化论解释，但他们往往回避应用相同的原则来探索较近代时期发展的终极原因，毕竟近代历史的资料详尽，我们对那些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以及化石燃料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取代农业价值观，与农业革命以及农业价值观能够取代觅食价值观，二者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这两例中，传统的行事方式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都在试图寻找新的方式。他们时常苦于找不到出路。成千上万的觅食社会未能驯化动植物；只有区区几个做到了。同样，当罗马、宋朝、莫卧儿王朝、清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等农业社会达到其绝对极限时，大多数将能量获取推高到30 000千卡/人/天的社会都未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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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社会一样，化石燃料社会是特定时间（公元1800年前后）在特定的地点（西北欧）实现的一次突破中脱颖而出。但为何始于彼时彼地，则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1700年前后，西北欧的技术并未明显优于亚洲，而且，虽然当时欧洲的科学和数学领先，但亚洲人如果想占用那些科学进步的成果，很多都是现成的。比如中国的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就曾经跟随耶稣会修道士数学家学习，甚至学会了如何演奏大键琴。某些学者认为欧洲的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些人关注宗教、更广义的文化、气候或资源，还有些人认为，我们与其探究是什么推动了欧洲进入化石燃料时代，不如考察一下是什么阻碍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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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出版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曾论证了化石燃料社会之所以始于彼时彼地，其原因与觅食和农业社会始于各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原因相同：地理条件。从古代直到公元1400年，西北欧一直都在严酷的地理劣势中苦苦挣扎。那里距离真正的行动中心（地中海、中东及南亚和东亚）十分遥远，又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着浩瀚的大西洋，这些都是阻碍贸易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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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能够横越大洋的船舰发明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船只大概在公元1200年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不过面对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商业船舰要想进行贸易往来，还要数个世纪的发展。然而到1400年，西欧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远洋航行船只，把狭窄得多的大西洋从障碍变成了高速公路。到1500年，欧洲人已经利用这条高速公路绕过非洲的底部，进入了印度洋，并且因为西欧距离美洲的距离比东亚近得多，因而1492年后，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发现、劫掠了美洲，把那里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把新世界纳入以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中心的经济体。17世纪，北大西洋变成了一种“金发姑娘海”[10]，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大到足以让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态沿着它的非洲、欧洲和美洲沿岸蓬勃发展，小到足以让欧洲的船舰在其间奔忙，在每个地区赚取利润。历史学家称之为“三角贸易”网络，到1700年，大西洋经济已经成为史上最强大的创造财富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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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期间，西北欧利用大西洋周边的所有能源，把能量获取推高了10%，并且，就像雅典和威尼斯等海洋城邦在多个世纪之前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一样，能量红利至少放宽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限制。我在第三章讨论过1600年之后涌现的真正的“平等”运动，在第四章也提到18世纪政治革命。但公元1700年之后的西北欧与早期的城邦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只有18世纪的欧洲学会了开采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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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40年代后，黑死病导致1/3~1/2的人死亡，把土地—劳动力的比率变得对工人有利，整个欧洲普通人的收入都急剧上升，但在1500年，人口的增长又促使工资回落（图5.8）。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到18世纪，南欧和西欧的农民常常赤贫如洗。但在西北欧，大西洋经济的成长速度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不仅让工资保持稳定，实际上在英格兰和荷兰还推高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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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50~1800年几个欧洲城市和北京的平均真实收入趋势图（数据源自帕穆克，2007；艾伦及其他人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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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和18世纪，全球市场的成长给所有的欧亚企业家带来了动力，刺激他们用廉价的机器动力来补充昂贵的人力劳动，从英格兰的兰开夏郡到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后来启动了化石燃料革命的那些基本技术已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不过西北欧（那里的工资非常高）的人们利用机器进行试验的动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强烈，其中动机最强的是英格兰人。1750年，英格兰的工资水平之高，使得那里的商品价格开始高于某些大陆市场。英格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就毫不奇怪了。不管在英格兰中部长大的人是否愿意承认，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企业家们——博尔顿、瓦特、特里维西克[11]、史蒂芬生等人——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印度，或中东人更聪明、更勇敢、更有想象力。只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形势对英国越来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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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2 000年前，西南亚的人发明了农业，几千年后，东亚人独立地再次发明了农业，又过了几千年，中南美洲的人第三次发明了农业，在那以后的1 000年里，农业又经历了多次改造。而当西北欧的人发明了化石燃料工业后，别处的人就无法独立发明这种工业了，因为化石燃料使得西北欧的人及其北美殖民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势力拓展到全球。当时很多社会仍然生活在阿格拉里亚时代，他们对化石燃料社会的抵抗显得不堪一击。1850年，英国成为雄踞世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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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公元1800年前后的化石燃料突破并非历史的必然，它也不是非发生在西北欧不可，就像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后实现突破并非必然，或是非要发生在西南亚不可。但不断上演的文化演变试验的确预示了两次能量获取方式的突破最终很有可能发生，而地理位置又意味着这些突破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恰恰就是其实际发生之处。同样，一旦发现了耕农和化石燃料，尽管人们并非一定会转而秉持最适于阿格拉里亚和因达斯特里亚的价值观，但那始终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绝非必然，但或然率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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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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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