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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吻合度才使得萨林斯的问题（人类为何选择农耕的束缚和苦役，而放弃了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显得如此不值一提，而博伊德等人的改述（问题变成了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之前是否根本不可能，而在那以后却是必需的？）则直击要害。第一批农耕者和我们一样拥有自由意志。随着家庭规模的增长，其可用资源日渐饱和。当原始富裕社会要填饱的肚子越来越多时，他们完全可能直视着孩子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要辛苦地培育动植物。据我们所知，一万年前，约旦河谷的某些觅食者正是这么做的。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数以万计的其他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每个家庭每年都必须就该劳作还是挨饿的问题做好多次决定。最重要的是，每当有一个家庭选择加倍努力管理动植物，其他人坚持走老路的收益就会少一点儿。每当有培育者开始认定其花时间关注照看的动植物是他们私人的菜园和畜群，而非大家共有之时，对因循守旧者而言，狩猎和采集就愈加艰难。顽固和/或英勇地维护旧生活方式的觅食者注定灭亡，因为命运朝着背离他们的方向日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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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有选择，人们也很少有机会遭遇萨林斯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公元前6000年左右，如果约旦河谷的农耕者抛下耕犁说走就走，他不会跨过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进入觅食者的地盘。相反，他多半会遇上一些精耕细作程度比他差一点儿的人（也许只会锄地而不是犁地施肥），接着又是程度更差的人（也许只是在森林烧荒，在杂草重新占领这块土地之前耕种几日，又继续找下一块地烧荒），最后才会遇到完全仰仗狩猎和采集的人。观念和人始终在广阔的灰色地带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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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发现更加勤劳的邻居正在猎杀自己的觅食者生活方式所赖以维系的野生动植物时，他们要么会与这些破坏者展开战斗，要么逃走，要么加入该群体，加强自己的培育工作。人们并没有选择农耕，放弃觅食，而实际上只是决定少花点儿时间狩猎和采集，多花一点儿时间园耕和放牧。后来，他们或许会面对是否要开始除杂草，然后是犁地，再然后是施肥等抉择，但这是婴儿的一串蹒跚学步，而不是一劳永逸式的大跃进，从原始富裕社会一步跨到累断了腰的辛苦劳作和疾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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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纵贯数百年，绵延数千里，辛勤劳作的人子孙兴旺；而固守老路子的人却日渐凋零。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阵线”缓慢向前推进。没有人会选择等级制度和终日辛劳；这些都是悄然降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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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在史前最大的例外（本书第二章里提到过的日本绳文时代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富裕觅食者）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则。农业迅速向前推进，穿过中欧和东北亚的平原，直达距离波罗的海沿岸（大约在公元前4200年）和日本海岸（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不到50英里的地方；但在这两个地点，农业的推进停滞了1 000多年。日本和波罗的海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觅食者实在没有必要辛勤劳作和培育动植物，一旦园耕者试图强行闯入这些狩猎—采集者的乐园，用农田和篱笆来隔断这里的丰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勇猛善战的原住民在人数上远超他们。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情况特殊，农业的浪潮最终还是战胜了阻力继续推进，直到最后，在地球上每一个农业可以获利的角落，都能见到农耕者的身影。因此，我的结论是：从以觅食的方式转变成以农耕的方式获取能量并非不可避免，而一旦世界变暖，现代人类进化成功，这一转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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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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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城邦与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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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促成了由觅食向农耕转变的进化竞争力量，很可能继续作用于农耕者，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力求获取更多能量，最终触及农业体制内所达到的上限。农业因而继续演变，呈现的方式是在数百世代的时间里展开数百万次文化竞争。一旦某个地区开始了培育，驯化的农作物要完全取代野生植物，或者吓人的野生动物完全变异为可爱的农场家畜，通常需要两千年左右。接下来，农夫还需要至少几千年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的精炼和改造，创造适宜的农业生活，诸如豆类与谷类轮种来补充土壤养分，加工谷类去除杂质，以及给牛或水牛上挽具来犁地拉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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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显示了8个主要地区的模型。农耕在其中一个地区完全成型之后，农耕者一般大概需要4 000年来创建城市、政府和文字，向阿格拉里亚过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再过1 000年，这些早期阶段演变为成熟的帝国（这里简单定义为领土远大于10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而它们从帝国发展成工业化国家还需要两千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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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的发展过程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叙事总是大致相同的。大多数农耕者都停留在阿格拉里亚，因为每过一年，总有更多一些野生植物被栽培在耕田里，更多一些土地经历了除草、锄地、犁地、灌溉和施肥。食物供应量不断增加，人类在面对大量食物时的反应跟其他所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把额外的热量变成了更多的自己。不过人类确有其他动物不可能做出的举动：他们重构了社群，创立了能够维系数百、数千，乃至百万规模群体的中央集权。在整个幸运纬度带，人们都走向了阿格拉里亚，这倒未必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而是因为另一条道路都被邻近的阿格拉里亚社会碾压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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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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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培育开始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密度，而培育一旦开始，一直到公元1500年，各地都按照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发生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培育到驯化一般需要大约2 000年；从驯化到城市和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成熟的阿格拉里亚社会）又需要3 500~4 000年时间；再过1 000年才可以从城市和国家发展成帝国（这里的简单定义是领土远大于10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然后还要2 500年才能从帝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各条发展线之所以在图底趋于聚合，是因为公元1500年后，西欧人在征服新世界的过程中输出了帝国制度，在公元1800年后，西欧人又输出了化石燃料。请注意，纵坐标代表了距今的年数，而不是公元前的具体年份，区域之间的连线仅作视觉辅助之用，而不一定暗示各类做法在区域间传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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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阿格拉里亚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乃是就我们拥有证据的几乎所有地区而言，将其黏合在一起的居然是宗教。自新仙女木期以降，最壮观的建筑物似乎总有宗教含义，世俗和宗教权威的标志经常相伴相随。如公元前9500年前后在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5]建造的宏伟神殿，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中国东北牛河梁建造的“女神庙”，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6]的巨石头像等；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和东南亚的金字塔形建筑；乃至在宗教、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看来总是相互协调的苏美尔、中国商朝和玛雅城邦的早期文字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大概可以假设，随着人们从觅食走向农耕，他们想方设法解决如何利用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来建设规模更大、整合度更高的社会这种集体行动的问题，但在几乎所有地方，最有效的方案看来都是神圣王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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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解决方案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似乎再一次看到了更高效的社会增加能量获取的过程，其扩大了人口规模，那又反过来迫使人们重新组织社会，从而在与经历着同一历程的邻居们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政治单位的规模跃升了一个量级（图5.6），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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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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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公元117年欧亚大陆各主要政治单位的规模（数据引自塔格佩拉，1978、1979，数据经小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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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变化是组织上的。我们一而再地看到，不断成长的社会之间的竞争推动着权力来源从宗教权力向官僚政治和军事转变（始于西南亚的亚述人，南亚的难陀王朝[7]和孔雀王朝，以及东亚的秦朝和汉朝）。在这些帝国的间隙，活跃着一些规模较小也更贸易化的城邦（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腓尼基，恒河河谷的弗栗恃[8]氏族国，中国中原的春秋时期城邦），它们往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无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基本规则也能繁荣发展。所有这些间隙的文化最终都被帝国吞并，但在存续期间，它们往往是创新和发明的温床。具体来说，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第二个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也就是第三章中简要谈及的轴心思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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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口日渐拥挤、竞争愈演愈烈的那片山河，人们竭力寻找通向成功的新道路。我们首先看到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9]（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尝试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字记载足以让我们了解其他统治者是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亚述采纳并逐渐适应那种制度的。统治者、士兵和官僚们对该模式修修补补，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中国大陆上的楚国、齐国和秦国在公元前6世纪分别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最终秦国取得了统一中国的胜利。同样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同一过程，直到孔雀王朝——另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王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摩诃婆罗多》称之为“鱼类法则”：在干旱季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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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论及，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欧亚大陆上创造出来的全新的高端官僚制度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框架，使人们得以将能量的使用推到前化石燃料社会的最高水平。根据我的计算，能量获取的峰值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略高于30 000千卡/人/天，随后回落。距今1 000年前，中国的宋朝再度达到了同样的水平，随后又回落；大约300年前，中国清朝、西欧，可能也包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三度达到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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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水平恰是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绝对极限（图5.7）。罗马、宋朝、清朝、莫卧儿王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所处的境地与数千年前幸运纬度带的富裕觅食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后者的发展也达到了绝对极限。这些社会里的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但唯一能够突破这一绝对极限的方法便是革新能量获取的方式——对于觅食者而言，是添上农业，而对于农耕者来说，则是添上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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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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