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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亨利·马克拉姆（Henry Markram，1962—），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蓝脑计划和人类大脑计划的总监。蓝脑计划使用蓝色基因超级电脑运行神经元模拟软件，旨在最终揭示意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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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米格尔·尼科莱利（Miguel Nicolelis，1961— ），巴西物理学家，以其施加于猴子的读心术而闻名。在美国杜克大学，他和同事们在猴脑中植入了电极阵列，监测猴子的动机意图来控制机械手臂的抓够动作。这套系统一般被称为“脑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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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约等于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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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生存机器，是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使用的术语。道金斯在书中提出了“复制者”的概念，在“原汤”（primordial soup）中，能够复制自身的分子将获得生存优势，从而开始进化，而生物体内的复制者就是基因。基因制造出“生存机器”以达到传播自己的目的。“生存机器”就是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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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定言令式，是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尽管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遵循某种规律，但只有理性生物（人）才具有按照规律的理念而行动的能力（自由意志）。就客观原则对意志的约束规范而言，其命令尽管是强制的，但同时也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命令的程式，就叫作“令式”。令式有两种。如果某种行为无关于任何目的，而出自纯粹客观的必然性，那么这种令式才是定言令式。如果行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则被康德称为“假言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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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差别原则，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中提出的概念。差别原则限制着不平等现象：它只允许不平等以有利于穷人的方式运作。这一点经常被误读为“下渗经济学”；罗尔斯的观点更准确的表达是财富“弥漫”的体系。罗尔斯通过保证社会中穷人的公平交易来补偿自然发生的不平等（如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及运动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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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针尖上的天使”，源于中世纪对天使的性质的争论：它们的形状以及是否存在物质形态等。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会使用这些作为辩论的训练。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论题便是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在上面跳舞？答案是一个（如果天使是物质实体）或者无数个（天使没有物质实体）。这句话常被用作例子来证明中世纪神学的无用和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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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1993）、《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1999）、《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2001）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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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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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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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六章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更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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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西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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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伊恩一样，如果我在肯尼亚，也会付钱给当地家庭帮我打水烧水。他得出的经验是，生物进化给了我们常识，让我们学会适应环境。但“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毕竟，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伊恩的讲座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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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伊恩所言——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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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因为从农业时代开始以来的1万~1.5万年，我们的生物特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中再现，或许在海豚和鲸鱼群中也是如此。人类的价值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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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都是平等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正像伊恩强调的，可供分配的物质财富少得可怜。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也就是说，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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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某个古代的农业社会，一个伊恩所谓的阿格拉里亚中的小村子，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在村子内部，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以顾客的形式与最近的城镇保持着垂直联系。但这些无一可以威胁到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但至关重要的是，任何平等主义者的愤怒本身（如果没有大规模组织）或许都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也可能在考古记录和史料上了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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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伊恩可能都会同意我的意见。他在讲座上谈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第三章）。考虑到——据伊恩所说——我们天生就倾向于公平公正，这倒是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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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恩在其表4–1中，把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贫富不均标记为“低”。既然伊恩认为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已经成了农业社会的一个“模式”，这两个观点岂非冲突？他的解决方案看来是优先看待对贫富不均的“普遍接受”。但为何要对“普遍接受”给予特别重视，而不是“牢骚不满”呢——或者说，为什么不优先看待如今早已广泛扩散的此两者之间的内部冲突呢？接受（因为看来别无选择）并不等于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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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治权力的平等主义或许能在宗教信仰中予以表达。保罗在《加拉太书》[1]（3.28）中写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这不是一个政治纲领，恰恰因此，他又在其他地方写道：“你们作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3]［《以弗所书》[4]（6.5）；《歌罗西书》[5]（3.22）］。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只是把平等投射到先验的范畴，就像早期佛教接纳众生并不是要推翻种姓制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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