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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差别原则，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中提出的概念。差别原则限制着不平等现象：它只允许不平等以有利于穷人的方式运作。这一点经常被误读为“下渗经济学”；罗尔斯的观点更准确的表达是财富“弥漫”的体系。罗尔斯通过保证社会中穷人的公平交易来补偿自然发生的不平等（如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及运动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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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针尖上的天使”，源于中世纪对天使的性质的争论：它们的形状以及是否存在物质形态等。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会使用这些作为辩论的训练。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论题便是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在上面跳舞？答案是一个（如果天使是物质实体）或者无数个（天使没有物质实体）。这句话常被用作例子来证明中世纪神学的无用和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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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1993）、《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1999）、《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2001）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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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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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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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六章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更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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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西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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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伊恩一样，如果我在肯尼亚，也会付钱给当地家庭帮我打水烧水。他得出的经验是，生物进化给了我们常识，让我们学会适应环境。但“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毕竟，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伊恩的讲座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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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伊恩所言——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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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因为从农业时代开始以来的1万~1.5万年，我们的生物特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中再现，或许在海豚和鲸鱼群中也是如此。人类的价值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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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群体都是平等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正像伊恩强调的，可供分配的物质财富少得可怜。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也就是说，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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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某个古代的农业社会，一个伊恩所谓的阿格拉里亚中的小村子，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在村子内部，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以顾客的形式与最近的城镇保持着垂直联系。但这些无一可以威胁到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但至关重要的是，任何平等主义者的愤怒本身（如果没有大规模组织）或许都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也可能在考古记录和史料上了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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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伊恩可能都会同意我的意见。他在讲座上谈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第三章）。考虑到——据伊恩所说——我们天生就倾向于公平公正，这倒是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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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恩在其表4–1中，把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贫富不均标记为“低”。既然伊恩认为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已经成了农业社会的一个“模式”，这两个观点岂非冲突？他的解决方案看来是优先看待对贫富不均的“普遍接受”。但为何要对“普遍接受”给予特别重视，而不是“牢骚不满”呢——或者说，为什么不优先看待如今早已广泛扩散的此两者之间的内部冲突呢？接受（因为看来别无选择）并不等于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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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治权力的平等主义或许能在宗教信仰中予以表达。保罗在《加拉太书》[1]（3.28）中写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这不是一个政治纲领，恰恰因此，他又在其他地方写道：“你们作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3]［《以弗所书》[4]（6.5）；《歌罗西书》[5]（3.22）］。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只是把平等投射到先验的范畴，就像早期佛教接纳众生并不是要推翻种姓制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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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先验的平等主义最终不会引发政治行动，哪怕其无心政治。举例来说，基督教和佛教的平等主义显然都曾激起过政治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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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关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我同意伊恩的看法，认为男性（甚至女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或许因为物质财富的继承而从“中”变为“低”。至于暴力，为什么觅食社会的暴力比农业社会多，主要原因大半还是规模问题。大规模社会不得不发展出各种非暴力的震慑和惩罚形式，比如监禁。它们或许还更需要控制暴力，因为较小的群体内部比较不易发生失控的以暴制暴，人们彼此更加熟悉，何况大群体中一旦暴力失控，扩散的范围也更广。在古希腊，大型群体所面临的以暴制暴的危险是建立城邦的重要动机：为了阻止把政治化的社群卷入相互施暴的混战，需要一个以法庭的形式存在的中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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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伊恩所谓“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希腊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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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竭力想让雅典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地例外，指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如此一来，他就降低了两种关系的重要性，一是经济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脱节（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二是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深刻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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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并不只是说民主的雅典人在经济上远比如今的美国和英国平等得多。包括梭伦[6]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很多古希腊哲学家也比我们如今更加反对个人无节制地累积财富，而且雅典人的国家还强迫富人掏钱建设公共项目。诚然，关于政治平等的重要性，我们听到的远比经济平等多得多，但或许其部分原因是，古代文本往往是由相对富有的人撰写的。然而我们的确听说过大众普遍要求经济平等。我们都听说过雅典的平民们张罗着“他们自己能获得更多，而让富人变得更穷”。一位锡拉库萨[7]的民主领袖曾指责寡头政治独裁者贪婪到了无所不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