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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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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伊恩的类比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尽管通过识字教学和延长预期寿命来修正天性（如果可以的话）是合乎情理并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我们也很难找到一种远比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价值观更有价值的价值观（难道是GDP？），我们很难再找到一种价值观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让我们卸下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包袱，无论过程多么复杂艰辛，都是值得的（虽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暗中尝试着操纵或抵消那些价值观，有些还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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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恩在其论证中暗示——尽管我们面临大量危险——我们还是会被推向行得通的价值观。然而真的是“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吗？其他人声称，每个时代的主体意识永远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思想观念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当然不是。我们的主体意识是否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他们不再是神王，而只是宇宙的主宰（及其拥护者）——的观念呢？是，又不是。但我想以违反直觉的断言结束本文，即伊恩的想法本身更接近于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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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事关在选择何为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存在着无意识的偏见。伊恩选择了竞争、可计量性、共识和效率，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观念。他显然优先关注了必然的竞争和可计量性（而非文化或价值观）。他没有提到“共识”一词。但这个概念隐秘地遍布于两次讲座，在那两次讲座中，他没有提到社会冲突（何况是内部的心理冲突）可能与本主题相关：在关于历史变化及其原因的宏论中，这是昭然若揭的遗漏。至于“效率”，他声称从觅食到早期现代社会，“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第五章）。但对效率的追求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我们十分熟悉的，它根本算不得古代经济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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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概念全都隐含在伊恩的这句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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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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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谁的“效果”？我们又该如何确定某个价值观是否有“效果”？难道要参考GDP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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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伊恩对能量的关注完全无可非议，我们就以不断扩大使用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化为例好了。能量使用的需求发生变化，能否把我们推向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当然不能——除非我们自己利用两个内部的资源。其一可称之为理解，这在伊恩的讲座中没有提及。其二可称之为情感，伊恩排除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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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声称，一切人类价值观都是在用相继出现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人类因此而不断前行。这是资本主义视角的核心理念，它将自身想象为“常识”，伊恩在不知不觉中也内化了这种理念。因此，伊恩在普林斯顿开讲座时，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资本主义，在本书展开讨论的章节之中他也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关注。但资本主义必要的自我扩张的动力及其所产生的价值观，在类别上都不同于它之前的社会。如果我们试图阻止气候变化，就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动力，但伊恩在讲座中对此不置一词。此外，很明显，在不平等现象有目共睹的社会里，人们根本不会接受为拯救环境所必需的限制。天上满是私人飞机，为什么我要减少飞行的次数？伊恩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描述的那个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美好未来，根本未曾打消我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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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乃至人类认识的提高，都远不足以阻止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灾难）。我们还需要以情感维系的价值观。但伊恩摒弃了被他本人描述为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获得的一套普遍价值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一点具有极大的政治破坏性。这些价值观常常会被献祭给可量化竞争的所谓必然性，现在仍然如此。过去，人们对这些价值观毫无杂念地心向往之，而即使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必要的，如果人类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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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拉太书》（Galatians），圣经全书的第48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基督徒的一封信。保罗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很多问题，也指明了公元一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的问题。加拉太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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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利尼人即希腊人。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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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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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弗所书》（Ephesians），圣经全书的第10本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60~61年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以弗所是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大城市，圣母玛利亚终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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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歌罗西书》（Colossians），圣经全书的第51本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60~61年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位于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歌罗西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歌罗西是安纳托利亚的弗里吉亚地区（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古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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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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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锡拉库萨（Syracuse），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沿海古城，位于岛的东岸，由古希腊科林斯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34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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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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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七章 思想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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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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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伊恩·莫里斯的坦纳讲座所做的回应中，我强调了我们这两种学究式历史研究方法之间的巨大差异。莫里斯的研究工作架设在复杂的全球规模上，在辽阔的时空中前后穿梭，而我关注的始终是具体的个人，他们在局部层面抒写着繁复纠结的人生故事，一切融合稍纵即逝，组成了过往的人类生活。对莫里斯而言，过去和遥远的历史时空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可以排序和量化；这不无道理，因为莫里斯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指数，将所有的结构和空间囊括其中。其中的每一个片段与其他的成长和变化现象都有线性联系，对那些现象也会严格考察，目的是在实质上全面覆盖时空。正是在该指数的这些分镜头中，我们才能致力于可以精确测量的数字，这反过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确地绘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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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各个类别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叠，莫里斯似乎找到了四组与其指数及其范围特别相关的数据。第一组是（至今仍是）“人均能量获取”，让我们得以看清在不同的社会，能量的提取和使用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并影响了那些社会的兴衰起落。为了以论据支持这一主导理念，莫里斯看到了特别突出的一组三个概念。对这三个概念，莫里斯颇有为讨巧地用押头韵给它们命名为：觅食者、农耕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为平衡和标准化测量他的计算结果，莫里斯展示了杰出的研究技巧，从（仅举几例）天文学、地质学、海洋学、植物学、考古学、森林学寻找相关证据。在他的不同研究领域，这种折中主义或许是广大普通和专业读者所要求的，并深化了讨论的动态趋向：例如“城市密度”作为一个主要因素出现在指数中，“发动战争的能力”和“信息技术”技能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信息区段不断累积，加入到复合指数中，也表明还有补充或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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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莫里斯的研究工作有一点儿批评的话，当源自他的世界版图在我看来过于温柔了。他选择承担起最不同寻常的任务，因而读者也做好了感情上的准备，在他的引导下去探寻世界的历史。因此，莫里斯需要足够的明晰和胆量与其雄心相匹配，并确保他的主张足够吸引我们的关注。正是这一点，我觉得尽管莫里斯聪明过人，才学博通，但他的表格和叙述仍有脱节，讨论范围也过于简化，或许可以称之为“数据的中产阶级化”。莫里斯将他的研究所获对读者倾囊相授，却独独没有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体察历史“是什么样的”，无论是在“侧翼丘陵地区”，还是在被委婉地命名为“幸运纬度带”的地方。也许命运本来就如莫里斯暗示的那样仁慈，无论对农耕者还是觅食者都是如此，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怀疑在纷乱芜杂的历史图景中，有同样多的人屈从于野蛮或贪婪的诱惑。我自己对莫里斯的判读将我拉回到一个更加传统的观点，即战争、财富、育儿和疾病，所有这些需求和危险一如既往地存在，从未稍离——对于散布在全球各个孤立的温暖地带的成千上万，也许是数百万人而言，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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