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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拟人论的争论中，作为我个人的一点儿小小的贡献，我想以我的一条狗米洛作为例子。米洛似乎以自己的方式敏锐地发展出一种等级感，类似于本书第三章提到的那些农耕者。这倒不只是米洛想要在啄序[1]上捍卫自己的地位；更准确地说，它似乎是义无反顾地捍卫我们夫妻俩的地位，其他任何动物——不管是我们家最小的猫咪还是那两匹体型庞大的马，雷和斯马蒂——只要没有意识到我们夫妻俩才是狗中老大（姑且这么说吧），都会遭到米洛的惩罚。米洛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它视等级为好事，因而极为重视等级，并且认为不这么想的任何动物都是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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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证明我对米洛价值判断过程的印象是否正确；德瓦尔的认识显然是正确的：发现其他物种有评价性或规范性的自我观念“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直觉”。但是，现代人类代表了一个谱系的一端，而不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这个观念似乎正日益被学界广泛接受。20世纪90年代，古人类学家经常会提到大约5万年前的一次“大跃进”或“人类意识大爆炸”，认为那使得现代人类的认知全然不同于我们所有的祖先；如今，大多数人则喜欢说是近几十万年来的一系列“蹒跚学步”，把智人和其他人类逐渐分开。达尔文指出“人类的心智能力和低等动物在程度上有极大的差别，但在类型上并无不同”，看来是再次抓对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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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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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三种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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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主张包括两个部分：近两万年来，人们对其经过生物进化而产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这些解读大体上与人类为从环境中获取能量而采取的三种主要方法相关，即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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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回应者全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这个主张，但在讨论他们的评论之前，我应该首先承认我的“错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十分正确地“不悦地注意到，莫里斯在他列举的三个阶段中遗漏了畜牧”。虽说对她说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争出现在无树大草原上骑马的畜牧者中间”我还可以吹毛求疵一番，但我一时间却不得不同意她关于无树大草原游牧生活的结论：“使人类价值观发生了相当彻底的转变。”我在第一章关于无树大平原畜牧业的讨论过于简略；而当时忽略这一点的唯一理由（除了“畜牧业”的首字母不是F，有可能会毁了我标题押头韵的创意之外）是，我认为这个题目会偏离我的主题太远，而又不值得新增太多篇幅。但很可能如阿特伍德所说，这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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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忏悔就谈到这里，现在我准备集中探讨诸位回应者众多主题中的两点质疑。第一个主要由史景迁提出，涉及我衡量各个时空背景中的能量获取的努力。“当我们寻求将过往的模式套入现代框架时，”史景迁教授评论说，“就会遇到一套全然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与术语的描述性用法有关。简言之，问题在于详细叙述，在于计算出一组描述日常生活现实的术语是否在事实上与另一组相契合。”他最后指出，关键问题是：“他的类别有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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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从史景迁提到的中国定居点的例子开始谈起。我在绘制社会发展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能量获取的计算时就认识到，这些定居点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类别问题。我用来计算社会发展分数的一个指标便是一个社会内部最大的定居点的规模。在某些时期和地点，要分出哪些可以算作定居点还比较容易。例如，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村落经常会围着壕沟和栅栏，房屋都在围墙里面，外面则无人居住。因此，考古学家很少会争论村落的起止位置（虽然他们经常会争论如何计算居住在村里的人数）。但在其他的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最极端的例子或许就是青铜时代早期的城市安阳了（图10.1），它占地逾15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曼哈顿面积的1/3。然而，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开放空间，零星点缀着一些茅屋。考古学家至今仍在争论，安阳是否算是一个单一的定居点，如果不是，那么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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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第十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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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存疑的还不只是考古学家。1986年我在肯尼亚时，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界线分明还记忆犹新，所以卢希亚人的希可可（Shikokho）“村”让我大为迷惑。村子没有边界：只是在一片茫茫无际中散落着茅屋、菜园和开放空间，举目望去，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地平线。就算是本地人，似乎也拿不准希可可村和下一个村子的界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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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可可村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的变量，从而成为测量社会发展时产生的一类非常典型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地表调查显示，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曾在集中和分散的定居模式之间大幅摇摆，前者产生了像中国新石器时代（或乔治先生的阿西罗斯）那样可以明确定义的村落，而后者则产生了像安阳（或希可可村）那样松散聚集的家庭。这种左右摇摆的原因本身就非常有趣，就其细节的辩论则提供了一些界定前现代定居地的方法，虽简单粗糙，但尚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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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书的论证而言，社会发展指数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能量了，好消息是，这方面的界定难题并不像研究定居地那么尖锐。我的分析计量单位是每天每人消耗的千卡路里能量。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在不同的时空，人均的概念差异极大，但尽管这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却不会影响个体作为消耗单位的首要地位。同样，虽说我们很有必要区别廉价和昂贵卡路里，以及食物与非食物消耗，千卡仍是适用于所有类别的有效测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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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定居点规模、能量获取，还是信息技术和战争潜力等其他指标，社会发展指数要起作用，都要从细节中提取精炼信息，以便找出测量单位，在各种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可比较性与明确性的取舍是否得不偿失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做法是正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但史景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我的提取方法使得我这幅“世界版图［在我看来］过于温柔了”，并且“过于简化，或许可以称之为‘数据的中产阶级化’”。他的结论是，我们最好还是选择“一个更加传统的观点，即战争、财富、育儿和疾病，所有这些需求和危险一如既往地存在，从未稍离——对于散布在全球各个孤立的温暖地带的成千上万，也许是数百万人而言，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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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否认这一冷酷的现实（希望如此），而且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史景迁的意见，即忽略具体细节的史书撰写非常不得人心，就连我这样被指责为缙绅阶级的人也不例外。然而，史景迁的评论恰恰把我们带回了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出的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还是诠释之间的差异。我在其中指出，要想理解生活在过去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根据史景迁所谓的“传统观点”进行深描，描述其他时空的生活现实，无论其冷酷与否。（史景迁教授自己关于中华帝制晚期的著作正是这一类型的典范。）但为了诠释这些现实，我们必须超越印象派的论文而展开比较和量化。即便史景迁教授认为结果过于温柔和士绅化了，在这一点上我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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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应的第二个质疑主要是由理查德·西福德提出的。我在第一章提到过，考察理想类型最困难的部分便是无法知道自己在何时出错了。所谓理想类型，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与其模型完全匹配，但是在哪一个节点上它与现实的吻合过于松散，让我们可以断定理想类型是无用的？西福德教授关注古雅典的例子，指出我错误判断了这一点，因而“伊恩所谓的‘例外’对其整个理论的破坏力大概是他本人不愿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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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相关背景下考察我们的分歧，且容我先简要概括一下我在第三章中就这一点进行的论证。我的“农业社会”类别包括生活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万年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人，所以其间包含了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毫不奇怪。我提出用一个三芒星状图来表示这种多样性（前文图3.1），三芒星的中心是雷德菲尔德和沃尔夫所定义的经典农耕者社会类型，形成了农业社会理想类型内部的一种理想类型。马奇根加人这种更简单的园耕社会构成了三芒星的一个点，其能量获取的水平较低（通常介于5 000~8 000千卡/人/天之间），组织结构和价值观与觅食者有所重叠。更加复杂的原始工业国（比如早期现代的欧亚国家）和贸易城邦（比如古代和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构成了另外两个点；这几类农业社会的能量获取水平很高（通常在20 000千卡/人/天以上，有时还会超过25 000），而且其很多组织和文化特征都很像化石燃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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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耕社会成为觅食和农耕者社会之间的历史纽带，正因为如此，它们大多无法完美地套入农业模式。同样，原始工业国也是农民与化石燃料社会之间的历史纽带，也同样有很多农业模式的例外。但是城邦呢？为什么它们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应该成为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却从未产生过一场工业革命？我在第三章提出，这些贸易城邦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它们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的能量缓和了但未打破农业的能量束缚，证实而非证伪了农业模式。西福德教授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古雅典的例子确实证明了能量—价值观之间不存在关联。他认为，我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被迫“降低了两种关系的重要性，一是经济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脱节（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二是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深刻差别”。要对此做出回应，我就必须不顾读者的反感深究更多的细枝末节，但既然我关于能量获取与人类价值观相关的主张能够与相关数据完美吻合，我觉得自己不该对此回避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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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学家缺乏古雅典的统计资料，但即使如此，“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这样的说法也太过夸张。政治上被排斥的富人凤毛麟角。雅典法律允许属于公民家庭的自由女性拥有财产（地产除外），但女性的财产实际上是控制在她的“基里奥斯”（kyrios），即“主人”——婚前是她的父亲或兄弟，婚后是丈夫，丈夫死后则是儿子——的手里。女人的“基里奥斯”不能随意处置她的财产（特别是她的嫁妆），但她本人也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根据演说家伊塞优斯[2]发表于公元前4世纪70年代的一篇辩护词，“法律明确禁止儿童经商，禁止妇女经营超过一麦第姆诺[3]大麦价值的交易”（大致足够一个四口之家6天的口粮，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2~3天的工资）。该法律使得自由的女性很难致富，但关于这条法律的确切含义，还有较大的辩论空间，这是希腊史上常有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三个雅典妇女的例子，她们送礼和放贷的金额都百倍于伊塞优斯所提及的限制。每一个故事都有其解读问题，但这些文本的确表明，某些女人有很多钱（至少在其中一个例子中，这笔钱显然来自女人的嫁妆）。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贩卖建筑用茅草的女人似乎在一次交易中挣的钱就相当于依塞优斯提及的限制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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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和实践之间这些明显的矛盾，古典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激辩不休，他们一般会得出结论说，伊塞优斯有目的地错引了一条法律，该法律允许女性只有在得到其“基里奥斯”的同意后才可进行价值超过一个麦第姆诺的交易。但无论细节为何（实际上当时的法律形势可能也模棱两可），结果一目了然：不少自由的雅典女性从事小规模零售贸易，但她们很少会控制大额交易。少数自由的雅典女性之所以很富有，是因为她们生在富贵之家和/或嫁入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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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上不自由的女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雅典的确有一些富有的奴隶，其中一些是女性。不过其数量很少，而且虽然古雅典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奴隶，但富有的奴隶似乎差不多全部集中在金融行业。有一点是我和西福德教授不谋而合的，雅典人强烈坚持，公民在财务上剥削另一个公民是不道德的。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哪个雅典富人（特别是那些雄心勃勃要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愿意被人看到自己参与了巨额融资，哪怕这类活动是他们资本获利极丰的渠道。他们天才的解决方案便是买进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让后者来经营雅典人所谓的“aphanês ousia”，即“看不见的经济”，也就是在幕后调动巨额有息贷款。雅典最大的银行便由前后4任奴隶经理人运营了半个世纪。这些经理人都受到财务激励，激发他们利用出众的才华为主人牟利。一个名叫帕西翁（Pasion）的奴隶银行家后来变成了大富豪，于是他先是花钱买下了自己的自由，后来又买下了银行，继而又借了一大笔钱给雅典人，以至于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授予他公民权。帕西翁的妻子阿尔基珀（Archippe）活跃于银行界，其他几家银行的奴隶的妻女们也是如此。公元前369年帕西翁死后，他生前的奴隶福密俄（Phormion）（他管理这家银行已经有些年头了，并且用所得利润从帕西翁那里买回了自己的自由）娶了阿尔基珀，接管了这个企业，在他自己也被授予雅典公民权后，又把银行的管理权传给了他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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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些非凡的传奇故事，但如此富有的奴隶、自由人和女自由人也同样格外罕见。有钱的外籍定居者也是一样；虽然有些非常富有的人搬到雅典去享受它的各种设施，但城市里绝大多数的自由外籍人士都是穷苦人，希望在雅典大市场上做生意，过上比家乡更好的生活（雅典禁止外籍人拥有土地）。和每一个农业社会一样，在雅典，政治和经济壁垒紧密相连。大约有1/3的人口是奴隶，而且奴隶被解放的概率很低，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公民权，除非他们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帕西翁和阿尔基珀这种人的小圈子。奴隶、自由人和女自由人几乎没有机会致富。外籍定居者致富的概率一定要高一些，但同样只有幸运的少数人才会被财神关照，虽然有少数生来自由的雅典女人接近富有，却又受到“基里奥斯”的控制，不能随便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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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古代和现代雅典女性所做的一个聪明的比较，巧妙地总结了古希腊与化石燃料世界相隔的距离。正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说，雅典的例子无法证明价值观体系和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雅典诚然取得了超群的贸易成功和文化成就，但它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中的少数人——成年男性公民——统治着大多数人。不过西福德相当正确地指出，这部分少数人的数量很大，大概占了整个社会的1/3，并且“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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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尤瓦尔·赫拉利对古代和现代雅典女人所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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