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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上不自由的女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雅典的确有一些富有的奴隶，其中一些是女性。不过其数量很少，而且虽然古雅典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奴隶，但富有的奴隶似乎差不多全部集中在金融行业。有一点是我和西福德教授不谋而合的，雅典人强烈坚持，公民在财务上剥削另一个公民是不道德的。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哪个雅典富人（特别是那些雄心勃勃要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愿意被人看到自己参与了巨额融资，哪怕这类活动是他们资本获利极丰的渠道。他们天才的解决方案便是买进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让后者来经营雅典人所谓的“aphanês ousia”，即“看不见的经济”，也就是在幕后调动巨额有息贷款。雅典最大的银行便由前后4任奴隶经理人运营了半个世纪。这些经理人都受到财务激励，激发他们利用出众的才华为主人牟利。一个名叫帕西翁（Pasion）的奴隶银行家后来变成了大富豪，于是他先是花钱买下了自己的自由，后来又买下了银行，继而又借了一大笔钱给雅典人，以至于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授予他公民权。帕西翁的妻子阿尔基珀（Archippe）活跃于银行界，其他几家银行的奴隶的妻女们也是如此。公元前369年帕西翁死后，他生前的奴隶福密俄（Phormion）（他管理这家银行已经有些年头了，并且用所得利润从帕西翁那里买回了自己的自由）娶了阿尔基珀，接管了这个企业，在他自己也被授予雅典公民权后，又把银行的管理权传给了他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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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些非凡的传奇故事，但如此富有的奴隶、自由人和女自由人也同样格外罕见。有钱的外籍定居者也是一样；虽然有些非常富有的人搬到雅典去享受它的各种设施，但城市里绝大多数的自由外籍人士都是穷苦人，希望在雅典大市场上做生意，过上比家乡更好的生活（雅典禁止外籍人拥有土地）。和每一个农业社会一样，在雅典，政治和经济壁垒紧密相连。大约有1/3的人口是奴隶，而且奴隶被解放的概率很低，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公民权，除非他们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帕西翁和阿尔基珀这种人的小圈子。奴隶、自由人和女自由人几乎没有机会致富。外籍定居者致富的概率一定要高一些，但同样只有幸运的少数人才会被财神关照，虽然有少数生来自由的雅典女人接近富有，却又受到“基里奥斯”的控制，不能随便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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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古代和现代雅典女性所做的一个聪明的比较，巧妙地总结了古希腊与化石燃料世界相隔的距离。正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说，雅典的例子无法证明价值观体系和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雅典诚然取得了超群的贸易成功和文化成就，但它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中的少数人——成年男性公民——统治着大多数人。不过西福德相当正确地指出，这部分少数人的数量很大，大概占了整个社会的1/3，并且“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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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尤瓦尔·赫拉利对古代和现代雅典女人所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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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赫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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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公元前8世纪，随着希腊贸易网络的拓展，一些希腊人开始对以宗教形式来认可政治权力的做法感到厌恶。到公元前5世纪，实行男性公民社群内平等分配权力和自由的城邦逐渐胜过了那些没有实行这种制度的城邦。但这也造成了大多数古代社会都无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诸神不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我们怎样才能过上好生活？我在另一本书中将其描述为“希腊问题”，并论证说希腊的很多成就，从他们非凡的艺术和文学成就到大规模的男性民主，都可以看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尝试。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加以及中央集权的产生，从地中海到中国都在放弃以神权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希腊的试验也不过是该趋势的一个地方版本罢了，但希腊的版本不只产生了与大多数古代社会不同的结果，还产生了不少思想界的辩论，它们与现代社会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关心高度相关。因此，我在第三章得出的结论是，古希腊的例子未能证明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是错误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它恰恰证明了这种相关性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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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德教授评论的那一章里提出了很多我乐于跟进的其他观点，但因篇幅有限，我这里再谈一个。他指出：“无论伊恩认为希腊城邦有多边缘化和特殊，长期以来，这个例外——与另一个边缘化的‘例外’以色列一样——的影响力要比主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化国王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种非此即彼的讨论在我看来并无助益。希腊和以色列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都是在抵抗帝政的大规模斗争中成形的。如果没有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犹太人和希腊人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就会大不相同，也会小得多；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犹太人和希腊人就有可能毫无建树。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最经久不衰的思想产生于扩张主义帝国边缘的小国——孔子的家乡鲁国，佛陀的释迦族，当然也包括犹大国和希腊，但只有在它们被汉朝、孔雀王朝、唐朝和罗马帝国的精英吸收并鼓励之后，才形成了真正的大众运动。传统的阿格拉里亚人和激进的轴心时代知识分子彼此都需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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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的话还有很多，但目前我有理由确信我的第一个主张大体上是正确的——近两万年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分别与能量获取的三个笼统的阶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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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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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来源与人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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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主张建立在第一个的基础上，我认为能量获取和人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因果关系，能量获取的变化推动了人类价值观的变化。这一因果关系的主张是本书的核心，但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教授以及我独立征询意见的几位朋友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我必须动用本章的最大篇幅对此做出充分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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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西福德认为，觅食社会实行平等主义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能量，而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农业社会的等级制度往往更强，因为“农耕经常要容许大规模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但即使如此，“农耕与平等主义价值观并无冲突”。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解释道，“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同样，在“人口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认为“我们姑且接受因为人口规模更大，独裁式结构是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却不适合觅食社会这个说法。但那并不能证明为什么平等主义结构就是觅食社会所必需的甚或有利于觅食社会：也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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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提出了人类价值观进化的另一个理论：人类天然就重视浅表的等级制度，但与觅食群体相连的更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允许少数精英来粉碎这种光荣的思想（科尔斯戈德的原话），在这个过程中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西福德说，“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这种观点，”科尔斯戈德认为，“传统上一直与这样一种说法相关，即我们的价值观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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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里只是简要提到了贾雷德·戴蒙德和尤瓦尔·赫拉利分别关于农业之到来的描述，“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和“史上最大的骗局”，而没有对这种替代解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我认为，纠正这种遗漏的最佳做法便是把我的话分成两部分，在这一节重点关注能量、规模和等级间的关系，而在下一节再回到意识形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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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者们看到了规模和等级间的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拉乌尔·纳罗尔[4]就已经证明，成员人数低于100~150人规模的群体罕有过多的永久性结构分化和不平等，而人数多于150~350人的群体则很快会分裂成多个较小的社群，除非他们创建了亚群和永久等级。更多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式在世界各地都惊人的一致。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规模和等级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自公元17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10倍，最大城市的规模扩充了30倍，但正像本书第四章所述，政治、经济和性别的等级全都削弱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5]甚至提到过，随着规模的扩大，现代社会结构会出现“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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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所以存在这一模式，是因为规模固然可能是等级制度发生变化的几个直接原因之一，但能量获取却是终极原因。由于社会可用的能量增加，社会的规模也扩大了，当然，能量和规模之间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随着一个群体获得更多的食物热量，其成员通常会把这些额外的食物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如果能量供给停止增长，并且如果人们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规模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扩大，但最终还是会导致灾难。人们要么迁徙，要么挨饿，群体也要么缩小，直到要填饱肚子的人口重新与能量供给保持一致，要么就像经济学家埃丝特·博斯鲁普[6]在50年前证明的，人们会加紧寻找能量，强化生存策略，并再次推动规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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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在本书中的评论以及其他几个读者的反馈，曾让我觉得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未能就能量、规模和等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很明确的因果论证，所以在这里我要再尝试一次。在我看来，历史变化大致上可以归结为生物学家所称的多层次选择。这一选择过程在基因、个体、亲族和群体层次上同时进行。后代渐变通过基因发生在所有的四个层次上，但它也通过文化发生在更高的层次，且文化过程主要的发生方式很像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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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几乎没有论及微观与宏观水平的过程之间有何区别。在微观层面，能量获取的变化并未迫使任何人做出特定的行为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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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冰河期末期，当世界变暖，食品卡路里日益丰富，没有哪条自然法则要求人们把额外的能量转化为更多的人口。人都拥有自由意志：当他们发现，一天的狩猎或采集所获的热量超过了以往，可以选择休息更多时日或消耗更多的能量（个人消耗或更好地喂养孩子）。考虑到在冰河期结束后的数个世纪，人们数百万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或许有理由假设这两种选择——懒惰和贪婪/亲情——各有其拥趸。在个人层面上，能量的充裕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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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宏观层面，能量获取几乎推动了一切。平均起来，由于贪婪而辛苦劳作，获取更多能量也吃得更多的人要比那些做出相反选择的懒汉邻居身材更高大，身体更健康。他们会——同样是在平均水平上——生出更高大健康的婴儿，并且如果他们既贪心又不乏爱心（或者用很多生物学家字斟句酌的说法，像对待自己一样贪心地为亲族攫取利益），他们的后代通常会由于营养充足而比懈怠者的子孙存活的概率更大。成千上万年来，这种情况出现了数百万次，所有这些选择的结果就是贪婪者大半比懒惰者繁殖的多，战胜并取代了后者——或者说，由于懒惰和愚蠢完全不同，懒惰者了解到其生活方式的错误而变得勤奋起来，加入到贪婪者的行列。无论是哪种方式，宏观层面的结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贪婪者逐渐接管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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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是好的，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它了，”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1987）中的虚构人物哥顿·盖柯（Gordon Gekko）如是说，“贪婪是对的。贪婪奏效了。贪婪不但阐明而且近水楼台地抓住了进化精神的本质。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生活、金钱、爱情和知识的无尽欲望——无不标榜着人类前进的浪潮。”当然，电影的结尾处盖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把他拖下地狱的实际上不是他的贪婪：而是他太贪婪了。从单细胞生命到人类，贪婪是一切生命形式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每一个物种的进化最终都能达到自私与合作之间的一个最优平衡点。过于贪婪或过于无私的动物都不太可能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它们的后代也不可能比贪婪程度适中的动物更加兴旺。人类当然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能够进行文化演变，但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最优贪婪程度当调试得与我们获取能量的能力相当。我在第四章指出，在化石燃料社会，适度的贪婪可以导致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25~0.35之间。当觅食者的贪婪程度合适时，基尼系数低于0.25；当农夫的贪婪程度合适时，这一分数高于（往往大大高于）0.35。哥顿·盖柯的问题是他的心胸太过狭窄，简直像格林奇[7]一样。他的行事手段可能会把基尼系数推高到1.0，没有哪个社会能容忍这种行为。难怪他会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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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贪婪程度适当的人展开竞争很少能够顺遂。比如我们想象一下，在某一条山谷或特定狩猎范围内的觅食者全体签署了一个宗教或文化规约，禁止他们吃得太多，或是给孩子们吃得太好。除非附近山谷或猎场的每一个人——以及相隔一个区域、两个区域，直至若干区域的人——都有同感，这条规约基本没有什么用处。但因为人们拥有自由意志，这样的结果永远不大可能发生。自我否定会有所回报，但只有当其带来的其他类型的收益超过其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比如在战时通过正面影响来提高群体的团结，或是在饥荒时通过正面影响来训练人们在口粮短缺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因此，整体模式便是贪婪者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全部）继承了地球主人的地位，推动人类走向理想水平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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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哥顿·盖柯一样，过于贪婪的觅食者终将付出代价。他们从环境中提取的能量越多，人口数量增长得越多，收益递减的速度就越快，继续获得生活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困难。贪婪的觅食者早晚会遭遇马尔萨斯式限制，虽然——鉴于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详细说明的原因——住在幸运纬度带的少数幸运者通过缓慢走向农耕而学会了从土地中榨取更多的能量，在变成农耕者之后，他们又采纳了等级制度，学会了从农业中榨取更多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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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次，人们完全可以拒绝农耕和等级制度，并且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横跨若干世纪、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决定，我们大概可以假设很多人的确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我们大概还可以假设，当时的狩猎、采集和特权游说者再次学到了那个古老的教训：贪婪是难以抗衡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觅食社会，等级社会也比平等社会更容易组织战争和其他集体活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但阿格拉里亚人迅速扩张，但凡地理环境允许，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世上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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