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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圈内互称对方是本质主义者时，我们通常是在声讨辩论对手想当然地假设分析对象——可以是从分子到人类价值观，再到整个物种的任何东西——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反本质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中，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就算我们的分类看来与外部现实丝丝入扣，它们也从来都不是真实社会建构的，因为一个类别中根本没有两个成员是完全一样的（的确，也没有一个成员会在同一个类别中长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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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至少在工作日，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质主义者，因为不带上一丁点儿本质先于存在论，我们就完全无法进行思考。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可以延伸到每一个研究领域：“化学、生理学和遗传学成功的背后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论，时至今日，生物学家从事人类基因组计划[10]的研究时（但每个人的基因组都不一样啊！）或是翻开《格雷氏解剖学》[11]时（但每个人的身体是不同的啊！），仍欣然接受这种异端邪说。”这意味着所有有关本质先于存在论的指责实际上争论的都是它如何才算适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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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即所有现代人类共有同一个进化而来的本质，其中包括一套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论的主张。然而这实属有所限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部分原因是我认为随着人类生物进化的继续，我们的本质理所当然会发生变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坚信人类的部分生物本质就是文化灵活性，包括我们能够重新解读核心价值观，以便在周围的世界发生改变时，可以继续实现效用最大化。我认为，所谓适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最多也就到这个地步。人们从采集坚果发展到犁地时，虽然仍秉承着公平的信条，但他们开始认为，公平就意味着恺撒的归恺撒，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等份的利益；如果跟理查德·西福德一起去露营，他们的公平感就会走向反面。在我看来，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提出的浅层次的等级制度始终是我们默认的设置，以及农耕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一万年的论点，当属过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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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大约1 500万年前，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拥有价值观。当时的世界不仅没有人类，其他大猿——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也为数甚少，这些都是在基因上与我们最接近的亲族。当时只有这些现代物种最后的共同祖先在中非雨林的枝条间摇荡，那是一种早已灭绝了的生物，生物学家称之为原型灵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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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原型灵长类为何会进化成像人类和我们的猿类表亲这样天差地别的动物，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生物学家最流行的解释主要关注在刚果盆地的两个部分，猿类为获取能量在这两块地方采集的野生食物数量有小小的差别。但是，关于不同的生物属从共有的基因物质进化出形式决然不同的等级观念和对待暴力的态度这一事实，争议就没有那么大。例如，大猩猩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一只雄性领袖占据着一小群雌性，而非领袖的雄性则通过激烈竞争来统领自己的后宫。一只成功的雄性领袖会垄断其后宫的交配权，并保护妻妾和后代免受攻击。黑猩猩同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但形式有所不同。多只雄性（通常有亲缘关系）结群同居，时常争夺统治权。这些竞争可能非常激烈，但成功主要依靠与支持者结盟。雌性彼此之间的协作就要少得多，它们通常随意交配。占据优势的雄性的性行为多于处在被支配地位的雄性，但一个群里的雄性会集体保护雌性和幼仔，这或许是因为父子关系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缘故。倭黑猩猩同样随意交配，但雌性之间的协作远胜于雄性，等级浅表，暴力情况也极少。性行为最多的雄性常常是那些与雌性相处融洽的（或是其母亲在雌性中地位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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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说，大猩猩和黑猩猩在本质上都有等级制度并使用暴力（尽管方式不同）；倭黑猩猩在本质上是平等、和平的；但人类与这些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经过进化，我们已经能够根据现实情况选择使用何种程度的等级制度和暴力。等级制度运行无碍时，我们就等级森严；等级制度效率不佳时，我们就抛弃它。我们不停地做试验，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个人和群体就繁荣兴旺，而选择错误的就逐渐消失了。在觅食世界，非等级的集体行动通常效果最佳（不过肖松尼人猎兔手或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富裕觅食者并非如此），但这不是因为人类在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义者。毕竟，觅食者的平等不是简单的没有等级制度的问题；总有逞能者企图抢到前头去，却总是被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所称的“逆向统治等级”（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ies）所抑制——或者说得更加直白一些，就是失败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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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断言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人类的缺省设置，是有些过头的本质先于存在论。觅食带给人类的问题可以通过浅表的等级制度和大量暴力得到最佳的解决，权力因而落在了失败者联盟手中。农耕产生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等级制度为其提供了制胜的方案，逐渐破坏了失败者联盟存在的根基。在大多数时间里，建立了等级组织，并将公正和公平解读为某些人（比如男人和神圣的君主）理应比其他人（比如女人和农民）获得更多利益的群体，战胜了那些没有这些制度和解读的群体。在例外情况下（多发生于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以及早期现代北大西洋沿岸）程度较轻——在这些地区，更浅层次的等级制度盛行一时。近两百年来，化石燃料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等级制度较弱的组织为其提供了制胜的方案，公平公正意味着多少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观念在大体上（但并非完全）横扫了这个世界。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理查德·西福德说的“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是错误的。在露营地的觅食者中间，乃至在自由的化石燃料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占上风的不是我们天生的公正感，而是众多对我们天生的公正感进行的解读中碰巧最有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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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对我的第二个主张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批评，但我认为这些也体现了过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她指出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实际上没有证明能量获取推动人们对人类价值观进行特定的解读。相反，她说：“他证明的，或者说他明确证明的，不过是相反的价值观并不是维持他讨论的社会形态所特别需要的。”她说这意味着“莫里斯指出，觅食社会不鼓励贫富不均，没有贫富不均就没有什么可继承的财产，因此孩童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她补充道，“这只能证明基于其能量获取方式，觅食社会没有特别的理由来强制婚姻忠诚，并没有证明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婚姻要采取松散的形式。”同样，在农耕者森严的性别等级的问题上，我强调“一个基于性别的严格的劳动分工……也没有解释男性霸权的起因。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以家庭为基地控制着男人，命令他们出去工作挣钱，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干好的事儿，男人一带钱回家，女人就立即把钱据为己有。”她认为，我关于暴力的思考也有可议之处，因为就算我是对的，“对于为农耕活动而组织的社会而言，暴力造成的问题大于为觅食而组织的社会，对于工业社会则是更大的问题。但那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觅食社会可以容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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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的结论是，我们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和平的，并且只要我们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就会按本性行事，而不是根据能量获取来重新解读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她的结论（我在前文引述过），即觅食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比农耕者更加平等是因为“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而她在其后将觅食者之所以“未能注意到人们不该四处杀人，在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昭然若揭的吗”的原因解释为“就是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她指出近代人类“似乎觉得自己的内在身份认同会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而遭到破坏甚至摧毁”。因此，“为了捍卫荣誉而杀人，在过去看起来可能更像是许多人直到今天还视为完全可以容忍的一种暴力形式，也就是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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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均论证严密有力，但我认为，与其说我本末倒置，不如说我的论述过于浓缩了。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尔斯戈德教授把人类本质的问题设计为非此即彼的模式（我们是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因为答案永远是“两者都是”。要解释觅食者（化石燃料使用者也日益如此）对待女人性事的随便态度，以及农耕者对此事为什么苛刻得多，最好的办法是将比较男人和女人的进化结果（近5万年来一直相当稳定）与追求这一目标可使用的策略（与能量获取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较，并看到随之发生的平衡偏离。当然，这就需要再谈几句人类进化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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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动物通过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获得进化意义上的成功：它们产生的复制品数量越多，其基因永恒存续的机会就越大。但在通过交配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和雌性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对雄性来说，传递遗传物质既廉价又容易：在雌性体内射精即可。因此，与很多雌性交配的雄性就会比其他雄性在基因组上留下更大的印记，这样一来，雄性经过进化的结果就是希望与很多伴侣交配。而对雌性来说，传递遗传物质既昂贵又困难，因为她们要怀孕直至分娩。因而如果某个雌性谨慎选择伴侣，只接受有能力给予她强壮、聪明和健康后代的雄性的精液，她就会比其他雌性在基因组上留下更大的印记。因此，雌性经过进化，就变得比较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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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的王国，所有这些看来大致都是正确的，但不同物种的进化分歧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性。第一个涉及抚育后代的问题。在某些物种里，后代一生下来就可以四处走动，很少需要甚至根本无须亲代抚育。然而对大多数物种而言，幼仔需要喂养、保护和教育，现代人类是后一种类型的极端例子。因为我们有如此庞大的人脑，就需要大型颅骨，但如果我们像其他大多数哺乳物种的幼仔一样，一直待在母亲子宫里，直到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再出世的话，我们的头就太大了，无法通过母体的产道。经过进化，人类母亲应付这种情况的实际做法是生产早产儿，代价是大大增加了父母抚育婴儿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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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开辟了两性战争的一条新阵线。子女需要的照料越多，每个性别把这项任务全扔给对方的意愿就越强烈，懒惰父母的收益也就越大；但如果父母双方都遵循这个策略，孩子就会死掉，懒惰父母的基因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每个物种都进化成各自独特的性别劳动分工，能量获取的形式在结果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人类只有在一个事实上与其他动物不同，那就是他们可以经历文化和生物这两种进化，从而走向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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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的进化走向了围绕一夫多妻制雄性领袖而组织的家庭，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走向了不同类型的混居群，而人类则走向了配偶关系。尽管缺乏清晰的细节，但匠人/直立人大概是在1 800万年前开始朝着这一方向进化，发展出独特的能量获取和社会生活的性别分工，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并在做饭和育儿等事务上进行协作（但女人完成大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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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关系的性别新战场需要同样新的战术。一方面，人类进化出我们独特版本的爱情，让我们彼此间建立起情感纽带，从而更容易合作和彼此信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找到了与这一体系博弈的新办法。女人可以与一个尽责的扶养者缔约，来实现最大的遗传成功，就算她怀疑他的遗传基因也不妨事，之后她可以为获取精液而摆脱这段关系，把基因优秀的闯入者带回爱巢。男人当然有相反的选择，在别人的爱巢里留下种子，让那些男人来付出养育自己后代的代价。丈夫和妻子都有强烈的动机阻止配偶以这类方式实现繁殖潜力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后代能够使用的资源，还会损害配偶间的信任。嫉妒是一种进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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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不仅解释了贯穿人类史的数以百万计的三角恋爱和因之而生的数十亿次痛哭流涕，也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大部分根源。虽然托尔斯泰直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我看来，在这些战争中可以使用的武器不过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羞耻（或者说得更冷酷一些，声誉成本）：遭到背叛的伴侣对全世界宣布，我为他/她付出了那么多，看看这个畜生/贱货对我做了什么！第二种工具是暴力：丈夫的装备一般比妻子更精良一些，不过遭到藐视的女人也能叫来男性亲族把她的浑蛋丈夫打个半死，或是戴了绿帽的丈夫痛打奸夫。最后，我们还有经济工具：如果某个伴侣控制着与生计相关的资源，他/她在性事上就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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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武器都是有效的，但其威力取决于人们在面对诱惑时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成本/收益分析。天平的一端是偷情给配偶带来的痛苦（也就是将其繁殖潜力最大化的机会）或是遭到背叛（也就是允许伴侣将其繁殖潜力最大化）；天平的另一端则是他/她的伴侣要遭受被羞辱、殴打和/或净身出户的痛苦。实际情况所需的算计更加复杂，盖因人人个性不同，亲友的利益和建议也千差万别，邻居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思考。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各有所好——但既然心理学家认为，天平的一端在各个文化中的重量大致相等，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些变量，必须仔细考察天平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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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很简单。男人通过羞辱、暴力和经济施加给配偶的痛苦越大，妻子就越有可能忠诚，而丈夫就越有可能偷情；反之亦如是。觅食者（以及化石燃料使用者，只不过后者的程度较低）接受女性的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而农耕者拒不接受，原因并非农耕者扭曲了人性的平等本质。这是因为丈夫和妻子能施加给对方多少痛苦取决于社会的组织形式，而这又大致取决于社会规模，但最终还要仰仗能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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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觅食相比，农耕在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划出的分界线要明显得多，要求女人集中精力操持家务（食物储存和准备、织布、养育子女之类），要求男人专心一意在外获取能量（田间劳作、改善土壤、狩猎、贸易、战斗、辩论之类）。正如科尔斯戈德所说，如果我们在关于化石燃料的研究中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可以轻易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组织者占据上风，把无甚他用的人打发到田间去为他们劳作，但在现实中，农业社会的组织需求给予了男人向不忠的妻子施加极大经济惩罚的手段，同时也提高了男人未能阻止女人偷情的成本。在大多数时候，女人的不忠暴露之后，她能期待的最好结局也就是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了，而四处偷情的丈夫面对的最糟情况只是再婚（或是像托尔斯泰小说第一章里提到的奥布朗斯基公爵那样，在沙发上睡三个晚上，直到妻子的怒火平息）。我猜想，罪人们所遭受的羞辱及其对加诸其身的暴力的忍耐，都与不忠的可见经济代价，以及委屈的伴侣手中把握的经济武器的强度密切相关。不过仔细考察这一问题的历史和人种学证据，一定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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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专注讨论觅食到农耕的转变，而非农耕到化石燃料的转变，但一个完备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这两种情况。在我看来，关键的事实是自1800年以来（且特别是自1900年来）能量获取的爆发极大地增加了女人的就业机会以及女人相对于男人的经济力量。正因为如此，丈夫通过经济武器所能施加的痛苦急剧减轻，也正因为如此，加诸女性婚外情上的羞辱和对加诸参与者的暴力的容忍度也急剧下降。因此，化石燃料使用者越来越认为（或谴责），男女两性拥有的性自由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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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细节：古代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12]和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13]阅读过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草稿，他们两位都向我指出，性价值观的理论一定能够解释如今在很多化石燃料社会中，总生育率为何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进化论科学家彼得·里彻森和罗伯特·博伊德说：“考虑一下全部人种学记录中的一个最奇怪的传统吧：竟然存在这样一种亚文化，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拉长他们简历上的出版物清单，而不去生育更多的子女，并且还更加为此自豪。”作为一个典型的“怪人”，主动选择不要孩子这种奇特亚文化的成员，我该如何自行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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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彻森和博伊德为这种显然是适应不良的特性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释，但我怀疑——套用据说是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见证了生育率在20世纪下降的化石燃料社会，同时也见证了财富和权力的上升，但无人能够保证这种关联会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保持下去。随着地球的人口重心转移到非洲，欧洲、东亚以及（程度较轻的）北美或许会为他们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同样，如果我在第五章中做出的任何一条大胆预测最终哪怕只是部分正确，21世纪的后人类大多会生活在网上，进行无性繁殖（如果他们还需要繁殖的话）。在那种情况下，生育率下降也就无足轻重了，而我们这些无子嗣的学者就会被历史记录为先锋人物，大胆走进了从未有人涉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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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就谈到这里吧。科尔斯戈德还质疑了我关于暴力的论述。她说，我实际上未能解释觅食者为何如此能忍耐暴力，这是我整个论述里的“问题中最明显的”。然而，我认为我在此处的主要论证问题同样在于论述过于简要，忽略了其进化背景的深入讨论，而我认为科尔斯戈德教授的主要问题则是过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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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域，但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同意的少数几点共识之一，便是暴力和嫉妒一样，是一种进化适应。差不多每个动物物种都以某种方式利用暴力来解决争端。在每个物种内，没有哪两只动物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使用暴力——有的性情暴躁，有的是和平主义者，但整体而言，每个物种经过自然和性选择后都会进化到一个暴力使用数量和种类的平衡点。这一平衡取决于该物种的体质禀赋、环境、捕食对象、捕食者、竞争对手，以及一大堆其他因素。随着动物生活环境的改变，它们的暴力模式也发生改变，其结果是在近130万年来，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与它们最后的共同祖先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化，以至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很少会杀死对手，而在它们的共同祖先之中，大约有10%~15%死于种内暴力。这一数字与人类觅食者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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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能够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动物非常相似，但我们又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但可以经历生物进化，在文化上也一样演变。随着我们能量获取的增加，社会的规模和劳动分工的复杂度都提高了。农业社会产生了大量最重要的专家，其中之一便是暴力专家，他们组成了第一批政府，在近5 000年间，这些专家逐步缩小了其他人为获利而使用武力的范围。我在第三章提到过，我的计算表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政府已经把暴力致死率降到5%以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耕者慢慢地能够更好地行使其价值判断的能力了，而是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逐步提升，提高了个人利用法律为自己牟利的成本。公元200年后，当欧亚大陆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时，那里的暴力致死率又激增回10%——这不是因为此时人们又忘记了该如何正确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政府力量大不如前，不再能将使用暴力的成本提高到一定水平，致使它毫无吸引力。公元1400年后，强大有力的政府再度出现，暴力致死率又开始下降。20世纪，这一比率的全球平均值低于2%，而在21世纪则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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