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0993
1707500994
关于性，就谈到这里吧。科尔斯戈德还质疑了我关于暴力的论述。她说，我实际上未能解释觅食者为何如此能忍耐暴力，这是我整个论述里的“问题中最明显的”。然而，我认为我在此处的主要论证问题同样在于论述过于简要，忽略了其进化背景的深入讨论，而我认为科尔斯戈德教授的主要问题则是过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1707500995
1707500996
生物学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域，但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同意的少数几点共识之一，便是暴力和嫉妒一样，是一种进化适应。差不多每个动物物种都以某种方式利用暴力来解决争端。在每个物种内，没有哪两只动物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使用暴力——有的性情暴躁，有的是和平主义者，但整体而言，每个物种经过自然和性选择后都会进化到一个暴力使用数量和种类的平衡点。这一平衡取决于该物种的体质禀赋、环境、捕食对象、捕食者、竞争对手，以及一大堆其他因素。随着动物生活环境的改变，它们的暴力模式也发生改变，其结果是在近130万年来，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与它们最后的共同祖先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化，以至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很少会杀死对手，而在它们的共同祖先之中，大约有10%~15%死于种内暴力。这一数字与人类觅食者非常接近。
1707500997
1707500998
因此，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能够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动物非常相似，但我们又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但可以经历生物进化，在文化上也一样演变。随着我们能量获取的增加，社会的规模和劳动分工的复杂度都提高了。农业社会产生了大量最重要的专家，其中之一便是暴力专家，他们组成了第一批政府，在近5 000年间，这些专家逐步缩小了其他人为获利而使用武力的范围。我在第三章提到过，我的计算表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政府已经把暴力致死率降到5%以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耕者慢慢地能够更好地行使其价值判断的能力了，而是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逐步提升，提高了个人利用法律为自己牟利的成本。公元200年后，当欧亚大陆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时，那里的暴力致死率又激增回10%——这不是因为此时人们又忘记了该如何正确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政府力量大不如前，不再能将使用暴力的成本提高到一定水平，致使它毫无吸引力。公元1400年后，强大有力的政府再度出现，暴力致死率又开始下降。20世纪，这一比率的全球平均值低于2%，而在21世纪则低于1%。
1707500999
1707501000
最后我想回应的质疑是针对我关于能量获取推动了我们对人类核心价值观的解读这一主张的，这一质疑倒不是本书的回应者提出的。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诸位评论者主要关注的是我的论证逻辑，而其他几位读者提出的意见更偏重于我所谓的历史性异议，质疑了我假设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间顺序关系。他们评论说，我将其与化石燃料联系起来的很多价值观在18世纪，乃至17世纪的西欧便已成型。但是，工业革命到18世纪70年代才开始，哪怕在英格兰也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站稳脚跟；如此说来，我怎么能把“化石燃料价值观”称为化石燃料的产物呢？
1707501001
1707501002
在本书前文中，我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点儿评述，但因为我组织论证的方式，我的评述散布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中，其中的一些显然是按顺序安排的。我认为，随着人们学会了获取更多能量，他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能量和价值观均可无限细分下去，但为了理解大量让人云山雾罩的历史和人类学材料，我把能量获取和价值观都分成了三个理想模式。在第一章里，我引用了韦伯的话：“就其概念上的纯度而言，这一心智建构绝不可能出现在经验现实中。它是一个乌托邦。”但韦伯继续解释说，理想类型与现实自是有所偏差，但它所具备的明晰性完全可以弥补缺憾。在理想类型层面上叙述的历史似乎表明，随着人们从觅食阶段通过农耕阶段走向化石燃料，他们同样经历了若干种价值观体系，但从个体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层面来描述的话，一切就要混乱得多。
1707501003
1707501004
我在第二章特别提到，像日本、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北美太平洋沿岸这类处在资源丰富的海边地区的觅食社会能够获取的能量比内陆觅食社会多得多。尽管这些“富裕觅食者”中无一转变为农耕者，但他们非比寻常的优渥环境允许他们获取与某些农业社会一样多的能量，正因为此，富裕觅食者的规模、财富、等级和价值观都开始偏离理想类型的觅食社会，而走向我们一般会在阿格拉里亚中看到的形态。他们在那个方向上的前进是受限的，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会把绳文时代文化遗址与阿兹特克帝国相混淆；实际上，允许一些人成为富裕觅食者，和允许其他人成为农耕者，其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全然不同，所以富裕觅食者社会独立发明农业的机会非常渺茫。因此，每一个富裕觅食者社会最终都会被其他地区的农耕者战胜并摧毁。
1707501005
1707501006
我在第三章指出，贸易城邦和原始工业国与富裕觅食者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入海通道看来是大多数独特社会的秘密，它们利用自己地处沿海的优势，把能量获取推高到远胜于理想类型农业社会的水平。就像是富裕觅食者的历史重现，它们的规模、整体财富和开放度都有所上升，价值观也偏离了阿格拉里亚的价值观，尽管——如我在本章前文中关于雅典的讨论一样——没有一个城邦真正脱离了它的农业根源。同样，也没有一个城邦曾经哪怕接近过工业革命，因为对城邦发展有利的条件并不利于实现化石燃料的突破。因此，农业帝国最终吞并了大多数城邦系统。
1707501007
1707501008
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却不同，因为它们其中的一个——英国——确实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我在前文中指出，这是因为英国能够利用其海上贸易网络产生数量真正无与伦比的有机能量，从而实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刺激英国企业家解决如何利用化石燃料驱动机器的问题。1600年后，随着大西洋经济的起飞，西北欧的能量获取暴涨，到1700年已经超过了罗马帝国时期曾达到的最高水平。
1707501009
1707501010
随着其社会规模和财富的增加，西北欧尝试了各种新型组织，并且像某些古代和中世纪城邦的居民一样，欲去还留又用力过猛地走向了更加开放的秩序。17世纪40年代，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一些英国人奋不顾身地打破等级和神权，而当伯明翰之外的人还不知道博尔顿和瓦特是何许人也时，一些美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朝着这一方向走得更远了。如果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早500年，在能量获取增长极其缓慢的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它们就真的能证明我关于能量获取推动价值观转变的主张是错误的了。但因为它们发生在17和18世纪，恰逢欧洲的能量获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之时，我觉得启蒙运动就是能够证明我的论题的有力证据。
1707501011
1707501012
很难看出我该如何测试因果关系主张所暗含的反现实，但我的直觉是，如果西北欧的能量获取停滞在35 000千卡/人/天左右（大约是其1776年的水平），单凭启蒙运动不足以导致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相反，西北欧及其美洲殖民地很可能会经历保守的反对派针对其新思想的运动，18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的经历就是如此。真正重要的是1800年后的能量爆炸，这首先使得启蒙运动的理想在西方世界畅行无阻，继而又推动西方国家走上了激进的新方向。（其他的反现实也大量存在——如果美国革命失败了，能量获取的提高是否还会推动英属美洲走上与历史上的美国一致的路线？英属美洲最终是否会取代英伦三岛，像真实世界里1945年后的美国一样，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的核心？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美国是否会变得像拉丁美洲那样，在美洲大陆上缓慢推广奴隶制？又或者，美国是否会发生它自己的工业革命？）
1707501013
1707501014
求助于“过渡型”实例常常是学术无赖最后的托词，他们孤注一掷地使用一些历史阶段的理论来规避经验归谬。某些读者无疑会觉得我的论证也当归于此类，甚至是其中更令人遗憾的个例。但在我看来，富裕觅食者、古代和中世纪城邦，以及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的确都是恰恰证明了规则正确性的例外情况，因此我坚持我的第二个主张，即能量获取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人类的价值观。
1707501015
1707501017
乔治先生犯错了吗？
1707501018
1707501019
1984年，欧内斯特·盖尔纳（我在第三章中称他为阿格拉里亚的发现者）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讲席，成为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当时我还是剑桥的研究生，盖尔纳甫一到校，我和同事们就发现他有个特别让人难堪的习惯。每次开研讨会他都会坐在前排正中，演讲人还在说话时他就睡着了，听众一鼓掌他就惊醒过来，提一个问题，将演讲人的致命错误假设暴露无遗。我最初看到他玩这个把戏是在克里斯托弗·蒂利[14]（如今已是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理论家，但当时只是个新科哲学博士）做社会学理论和考古学报告时。“他们告诉我，你是个出色的考古学家，”盖尔纳说，“既然如此，干吗要做个糟糕的哲学家呢？”
1707501020
1707501021
我觉得盖尔纳说得有道理，而且我近30年的工作都基于一个假设，即我们考古学家应该把哲学留给哲学家去研究。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邀请我做坦纳讲座诱使我走出了这个安逸圈，但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的一句话最终让我看到蒂利说得也有道理。考古学无法避免地具有哲学的意蕴，除非有优秀的哲学家认真精深地研究考古学，否则考古学家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名糟糕的哲学家。
1707501022
1707501023
科尔斯戈德教授指出，在研究人类价值观时，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我提出的那一个，即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真实世界的人们对这些价值观的解读方式之间的区别，而是“成文价值观”与“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区别，她认为前者是指“人们实际持有的价值观”，而后者则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她将该术语的使用追溯至早期现代欧洲，说“如今的哲学家不再沉迷于那个说法了，但如果我们借用这一说法，则不妨把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
1707501024
1707501025
如果我们以科尔斯戈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解释乔治先生价值观的挑战实际上就变成了解释农耕者为什么会有如此错误的价值观。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尔斯戈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因为我在本书中两个主张的第一个推论，便是她提出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科尔斯戈德一度说“我们不清楚莫里斯是否相信有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如果从科尔斯戈德使用这一短语的意义上说，我不相信有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
1707501026
1707501027
我这样说是因为人类价值观只能由人类所持有，而如果人类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价值观（诗人奥登[15]说“先填饱肚子，再谈论道德”）。这必然意味着根据定义，真实人类的价值观就是成文价值观，由我们从世界获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这正是为什么我说科尔斯戈德提出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
1707501028
1707501029
就算我们将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我所谓的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等同起来，这种真实/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也一样毫无意义。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们在依靠觅食生存的真实人类中发生了进化，因此被解读为公正、爱等，这与其从野生动植物中获取能量并与从事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类展开竞争时效果最佳的方式是一致的。试着想象一下，人们不知为何摆脱了获取能量的需求，然后却开始思考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可真是个古怪的行为。实际上，这让我想起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16]痴迷于谁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这个问题，决定做个试验。他下令把两个新生的婴儿隔离抚养，让他们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类的声音。两年后，试验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孩子们突然伸出双手向他们的看护人喊道：“bekos！”——这是弗里吉亚[17]语“面包”的意思。“埃及人接受了这个证据，”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得出结论说弗里吉亚人比他们自己更古老。”
1707501030
1707501031
故事有点儿傻气，但问人们如果他们不属于说某种语言的社群，他们会说哪一种语言，实际上并不比问如果他们不是靠获取能量来生活的真实人类，他们会持有哪种价值观更傻气。就算是经过最无懈可击的推理得出了脱离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能量获取为前提。理论家往往会认为他们身处其间的能量获取环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毫不奇怪，同样不用惊讶，他们往往还会下结论说，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优的价值观。
1707501032
1707501033
有关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约翰·罗尔斯著名的思想试验。那个试验要求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起初身处一个“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自己生来是男是女，富有或贫穷，贪婪或懒惰，健康或虚弱，如此等等，我们会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罗尔斯的结论是，人们最终会同意两个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同样自由，以及制定规则限制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对群体中境况最差的人有益的不平等除外。
1707501034
1707501035
罗尔斯的著名提议，即我们应该祈望的社会是一个要求我们“分享彼此的命运”，并且“承诺只为共同利益才利用自然和社会环境”。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拒绝等级制度；他辩称：“贵族政治和封建社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把……偶发事件当作隶属于某种程度上封闭的特权社会阶层的归属性基础。”
1707501036
1707501037
和罗尔斯一样，我也生长于一个自由的化石燃料社会，并且我也认为这种观念很有吸引力——前提是我可以假设无知之幕另一侧的世界也是由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但如果驯化的动植物几乎就是那里唯一的能源呢？毕竟，既然称之为无知之幕，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假设任何事情。就我们所知，我们进入的将是一个农耕者的世界，面对着的是农业社会的关键难题：尽管大规模的协作是我们糊口维生所必需的，但劳动的边际回报通常极低，以致关键任务只有强迫劳动才能完成。同样，和罗尔斯一样，我也没有费心去做任何实际的研究来测试我的先入之见，但我怀疑，大多数人在面对出生在农业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这种可能性时，或许不会选择罗尔斯谨慎指点的平等主义方向。事前的最佳选择或许是更有保留地承诺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价值观，那自然是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公平、爱、同情等等，让实际生活在幕布另一侧的人们来决定如何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最佳解读才能远离饥饿和暴力。
1707501038
1707501039
盖尔纳或许会将所有这些都看作糟糕的哲学，但在我看来，尽管罗尔斯精辟地阐明了其对自由的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洞察，他却没有以其理性的方式得出科尔斯戈德所称的真实道德价值观，因为这样的永恒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幕布另一侧的物质条件是中世纪，那么秉持封建观念的人们会兴旺昌盛，而平等主义者则不会。如果我的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之间的区分就是正确且重要的，而科尔斯戈德在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进行的区分则不是。
1707501040
1707501041
因此，我不同意科尔斯戈德把我问乔治先生的问题重新组织成一个关于农耕者为何如此大错特错的问题；且由于我不同意农耕者未能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所以她关于农耕者何以失败的解释自然也与我的解释格格不入。有关农耕者之错，她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理论。第一个她称之为社会实证主义，“人们实际进行价值判断的东西则完全可以归因于社会学力量，而后者又是由进化力量所推动的”；第二个是启蒙观点，“人类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就像学习科学知识的能力一样，这种能力……真实道德价值观，迟迟无法进入视野”；第三个则是扭曲观点，“人类具备价值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这种倾向性容易受到……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1707501042
[
上一页 ]
[ :1.7075009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