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1050
1707501051
我来谈谈她的这句话：“我认为启蒙观点值得一谈，但更值得探讨的则是扭曲观点。”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她关于启蒙观点的意见，但这只是因为（正像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解释的）我认为启蒙运动本身就是能量获取增长的产物。然而，扭曲观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都非常重视阿格拉里亚的意识形态，前者说它扭曲了人们正确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后者说“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这个小群体还会实施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1707501052
1707501053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都没有十分严格地定义“意识形态”。诚然，这是社会科学词典里最难定义的词汇之一，但我冒着看似好辩争胜的风险，还是要把他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归结为人类学家塔拉勒·阿萨德[18]曾经称作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观点，将意识形态看作一个错误观念的连贯系统，维持着剥削和统治的整体结构”。我在这里引述了阿萨德的话，是因为关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的评注是“姑且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绿野仙踪》理论。和多萝西一样，人类学家［或哲学家、古典学者］撕开了表象话语的面纱，暴露出本质的现实——一个长相普通的老人正忙着在摇一台手动机器”。[19]
1707501054
1707501055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你也能永远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据称这话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也可能是P·T·巴纳姆[20]说的）。但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显然认为林肯/巴纳姆是错的，他们认为一万年来，阿格拉里亚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女人被男人，穷人被富人，每一个人都被牧师牵着鼻子走，并被洗劫一空。我就是对此不能苟同。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据我们所知，也是整个宇宙中最聪明的）。我们为自己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如此说来，如果农业价值观真的只是邪恶精英玩的把戏的话，又如何能存续一万年？我遇过的大多数农民都很精明；那么为什么过去的农民却傻到没有猜出魔法师的屏风后面到底是什么？
1707501056
1707501057
我的看法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幕布。幕布只是现代学者自己想象臆造出来的东西，是“只有一小撮精英才有可能认为等级制度是好事”这一假设的必要前提。实际上，农民拥有农业价值观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当，而是因为他们有常识。常识——我是指人类经过生物进化所得到的从经验中汲取教训的能力和根据周围环境调整行为的能力——告诉人们，在平均能量获取在8 000~35 000千卡/人/天的任何社会里，农业价值观都是让大多数人温饱和安全的有效手段；当能量获取升高到35 000千卡/人/天以上时，常识又告诉人们，是时候来重新解读他们的价值观了。
1707501058
1707501059
我强调常识，因为西福德认为“‘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并非如此。常识绝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恰是意识形态必须奋力战胜的东西。常识并不总是理解现实的好用工具——毕竟，常识告诉我们太阳围着地球转，世界是平的，而空气不是一种物质，但要想明白什么最有效以及我们行为的可能后果是什么，常识可是个极其有效的工具。神圣国王、男尊女卑和生而为奴都不是事实，但在农业社会，这三种观念都很有效，因此常识告诉人们应该相信它们，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劝说人们忽视常识非常困难，这也正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永远骗住所有的人（就算只有一万年也做不到）。常识是有腐蚀性的，能像酸性物质一样把意识形态侵蚀殆尽。
1707501060
1707501061
西福德在评价我在肯尼亚的卢希亚人中工作的经历时，说出了常识都是意识形态这句话，我认为那次的经历实际上很好地例证了我的观点。1986年，我带着关于殖民主义邪恶罪行的一套坚定的化石燃料假想到达肯尼亚，但很快就屈服于常识，雇用了当地女人来给我送水。“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西福德教授说，“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
1707501062
1707501063
我觉得此话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本地人指给我们夫妻俩看，几个废弃的抽水净化站的遗迹上早已杂草丛生。他们解释说，肯尼亚西部太穷了，就算援助组织建造了水站，连付费维护设备运转的人都找不齐，那里没有足够的纳税人或行贿人让远在内罗毕的政府有心顾及此事。但是通过从溪流中拉水换钱，卢希亚妇女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环境。她们在运用自己的常识，从家务转向受薪工作，就像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和欧洲妇女一样。跟我们谈话的卢希亚人看来非常明白，就对待妇女劳动而言，他们从农业价值观转变为化石燃料价值观的速度越快，给肯尼亚西部带来资金和改变生存环境的速度也就越快。
1707501064
1707501065
肯尼亚与其邻居坦桑尼亚的反差很能说明问题。坦桑尼亚——当时叫作坦噶尼喀[21]——在1961年脱离英国取得独立，而肯尼亚独立是在1963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并且在斯时那个独立的美丽新世界，两个国家通向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是应该选择基于市场，还是选择社会主义，远没有那么一目了然。肯尼亚的统治者大体上选择的是前者，让肯尼亚人自由地遵从常识（除非这会导致他们批评统治者），而坦桑尼亚则选择了后者，要求公民的常识服从乌贾马（ujamaa），这是一个斯瓦希里语[22]词汇，意思大致是“像一家人那样团结”。这种意识形态（又称作非洲社会主义）坚决否定了化石燃料世界的很多现实，革命党[23]把600万城镇居民强行迁移到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1961年，坦噶尼喀人就已经比肯尼亚人穷了，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噶尼喀人只能挣64美分，但是到1986年，乌贾马又把坦桑尼亚人的工资降到了51美分。我们夫妻俩那年秋天抵达阿鲁沙[24]时——巧的是那里正是起初宣布乌贾马主义的地方，和肯尼亚相比，那里的食物少得让我们震惊。一天晚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晚餐就是“山羊汤”——泡在温吞水里的一根骨头和少许羊油。因为停电，我们只得在一片黑暗中进餐。但自2001年以来，乌贾马终于让位于常识。坦桑尼亚人全面接受了市场和受薪工作，到2013年，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桑尼亚人就能挣94美分了。
1707501066
1707501067
在人类价值观与物质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问题上，我和理查德·西福德意见不同，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对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比较表明，就算在朱利叶斯·尼雷尔[25]的权威及其背后的国家力量的作用之下，乌贾马也只存在了一代人多一点儿的时间，因为常识告诉坦桑尼亚人这不适合现实条件。苏联共产主义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对其数百万国民而言，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长时间它似乎仍然能够很好地描述现实。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放缓，争论也变得很难持续下去，到了80年代，常识让大多数苏联国民看清了现有的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无望的（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到了那个10年的末尾，苏联到了解体的边缘。
1707501068
1707501069
科尔斯戈德在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进行的区分，要求她将意识形态看作妨碍人们正确进行价值判断的社会学扭曲——在农业社会这个例子中，一扭曲就是一万年之久。我对于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人们对它的解读（主要是由能量获取所驱动的）之间的区分，要求我将意识形态看作某些人从中获利的一派谎言——但谎言鲜见持久者，因为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常识是如此有力的工具，能够揭示何为最适宜的观念。我强调这一定义上的区别，是由于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和科尔斯戈德教授之间的最后一个分歧，关于塔利班在2012年袭击了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这个事件。
1707501070
1707501071
科尔斯戈德和我对在普林斯顿讨论这次枪击事件的记忆大相径庭，或许也不足为奇。“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见证人做出了不同的叙述，他们说的话要么是出于对一方或另一方的偏袒，要么就是基于不完整的记忆。”修昔底德[26]早在2 400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从那时到现在，世界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科尔斯戈德回忆说我在被问及塔利班的行为是否错误时试图回避做出我本人的道德主张。我并非有意如此，但当时酒足饭饱后一时神虚也未可知，而今白纸黑字，自然能把观点阐述得更明白一些。
1707501072
1707501073
袭击尤萨夫扎伊的人当然是错误的，他们最终于2014年9月被捕，当时我正在撰写本章的内容。但如果我是对的，即道德思考的重要区别是存在于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之间，而非存在于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我们就必须问清“错误”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她的话来推断，我会猜想在科尔斯戈德看来，错误的行为就是违反了独立于人性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于我而言，错误的行为是违反了我所强烈秉持的信条，也就是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人类价值观的化石燃料式解读。1982年，我信心十足地认为乔治先生不该自己骑在驴背上而让妻子扛着麻袋在地上走，时至2012年，我当然更有信心地认为塔利班不该枪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因为我认识到，我自己的价值观只是对化石燃料所构建之世界的常识性解读，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意识到，坚决秉持农业价值观的人有可能会与我意见相左。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毫不困难地说我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不是因为我能够比他们更好地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农业时代已经结束了。正因为此，我在第四章提出塔利班首先错在落后而非其他。
1707501074
1707501075
就我理解，塔利班认为，尤萨夫扎伊如此叫嚣着主张女人受教育的权利，威胁了世界的安全和获得极赎的机会，而且因为致命暴力是对这种极端威胁的适当反应，所以他们选择杀了她。
1707501076
1707501077
我在第四章提到的某些民意调查表明，很多化石燃料者也认为当世界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致命暴力是合适的，这意味着争论焦点变成了有关事实的问题，即怎样才算是威胁。我（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当然不会认同塔利班的看法。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关乎事实的问题，在21世纪初的真实世界里，塔利班错在歪曲了事实。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并没有威胁世界和平，她只是威胁到了宗教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
1707501078
1707501079
科尔斯戈德教授不喜欢这种辩论。“莫里斯的文本有时读来仿佛他本人不是他为之建立理论的人类中的一员。”她说，对此我只能回答，如果她认为我来自外星，那么我觉得她该多出去走走。也不只有她如此——就像柯尼斯堡[27]的康德一样，道德哲学家似乎往往很乐于待在家里，因为只和其他WEIRD人士辩论而无法理解像乔治先生这样的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前后经历，后者在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就离开美国学术圈，去了印度的布巴内什瓦尔[28]。“我刚到的那几个星期，”他回忆道，
1707501080
1707501081
充满了震惊和不协调之感。我和男人们一同吃晚餐，他们的妻子默默地伺候着我们，之后就退回到厨房，整晚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他们告诉我要对仆人严厉一些，不要再感谢他们为我服务了……我身陷一个性别隔离、等级森严、笃信宗教的社会。
1707501082
1707501083
又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
1707501084
1707501085
我喜欢这些招待、帮助和教导我的人。无论我去哪里，人们都对我很和善……我抛弃了起初不自觉地认为这些男人都是性别歧视的压迫者，而把女人、儿童和仆人当作值得同情的无助受害者这种态度，开始看到一个道德的世界，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用人）都是高度互助的。在这个世界里，平等和个人独立并非神圣的价值观。尊敬长者、天神和客人，保护属下，履行与个人角色相关的职责才更重要。
1707501086
1707501087
欢迎来到阿格拉里亚。
1707501088
1707501089
我会说，正是多出去走走让我们（不管我们是谁）不解，为什么明明都是通情达理的人，秉持的价值观却与我们如此不同。以我个人而言，正是多出去走走让我得出了本章前文提出的两个主张，并连带着推论出科尔斯戈德对于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乔治先生夫妇的价值观并非永恒价值观的扭曲版本；他们的价值观是对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做的符合常识的解读，数十亿农夫在其能量获取跌至8 000~35 000千卡/天时得出了这种价值观——一旦他们的能量获取上升到35 000千卡以上，就会抛弃这种价值观。
1707501090
1707501091
如此看待问题并不是说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更不是说相信等级制度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阿西罗斯人和布巴内什瓦尔人不是暴君就是受害者。如此看待问题也不是说我就是个道德怀疑论者。我们生活在化石燃料世界；因此，化石燃料价值观就是我们对自己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解读，而农耕者和觅食者的价值观就是错误解读——在因达斯特里亚也变成历史之前，这种价值观将一直是正确的。
1707501092
1707501094
21世纪的演变核心
1707501095
1707501096
如此就引出了我的主张的第二个推论：对于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在21世纪必会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进化，因为能量获取的变化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1707501097
1707501098
理查德·西福德并没有直说我在这点上是错误的，但那似乎是他在第六章里所提主张的弦外之音。我认为，曾经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文化演变竞争过程会继续起作用，其明显的后果有三——首先，能量获取的增长速度会是前所未有的；其次，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科学的革命会反馈到生物进化上来，彻底改变身而为人的意义；再其次，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核战争的风险会增加。然而，西福德认为这种分析“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他没有明说本书威胁到的政见是什么，但他对我本人的政见倒是言之凿凿，他认为是“伊恩的想法本身更接近于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观念”。和奥兹国所有其他傀儡一样，我也被一个在幕后拉着控制杆的资本主义魔法师骗得“在不知不觉中也内化了……资本主义观念”。
1707501099
[
上一页 ]
[ :1.707501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