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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德在评价我在肯尼亚的卢希亚人中工作的经历时，说出了常识都是意识形态这句话，我认为那次的经历实际上很好地例证了我的观点。1986年，我带着关于殖民主义邪恶罪行的一套坚定的化石燃料假想到达肯尼亚，但很快就屈服于常识，雇用了当地女人来给我送水。“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西福德教授说，“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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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此话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本地人指给我们夫妻俩看，几个废弃的抽水净化站的遗迹上早已杂草丛生。他们解释说，肯尼亚西部太穷了，就算援助组织建造了水站，连付费维护设备运转的人都找不齐，那里没有足够的纳税人或行贿人让远在内罗毕的政府有心顾及此事。但是通过从溪流中拉水换钱，卢希亚妇女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环境。她们在运用自己的常识，从家务转向受薪工作，就像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和欧洲妇女一样。跟我们谈话的卢希亚人看来非常明白，就对待妇女劳动而言，他们从农业价值观转变为化石燃料价值观的速度越快，给肯尼亚西部带来资金和改变生存环境的速度也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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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与其邻居坦桑尼亚的反差很能说明问题。坦桑尼亚——当时叫作坦噶尼喀[21]——在1961年脱离英国取得独立，而肯尼亚独立是在1963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并且在斯时那个独立的美丽新世界，两个国家通向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是应该选择基于市场，还是选择社会主义，远没有那么一目了然。肯尼亚的统治者大体上选择的是前者，让肯尼亚人自由地遵从常识（除非这会导致他们批评统治者），而坦桑尼亚则选择了后者，要求公民的常识服从乌贾马（ujamaa），这是一个斯瓦希里语[22]词汇，意思大致是“像一家人那样团结”。这种意识形态（又称作非洲社会主义）坚决否定了化石燃料世界的很多现实，革命党[23]把600万城镇居民强行迁移到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1961年，坦噶尼喀人就已经比肯尼亚人穷了，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噶尼喀人只能挣64美分，但是到1986年，乌贾马又把坦桑尼亚人的工资降到了51美分。我们夫妻俩那年秋天抵达阿鲁沙[24]时——巧的是那里正是起初宣布乌贾马主义的地方，和肯尼亚相比，那里的食物少得让我们震惊。一天晚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晚餐就是“山羊汤”——泡在温吞水里的一根骨头和少许羊油。因为停电，我们只得在一片黑暗中进餐。但自2001年以来，乌贾马终于让位于常识。坦桑尼亚人全面接受了市场和受薪工作，到2013年，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桑尼亚人就能挣94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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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价值观与物质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问题上，我和理查德·西福德意见不同，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对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比较表明，就算在朱利叶斯·尼雷尔[25]的权威及其背后的国家力量的作用之下，乌贾马也只存在了一代人多一点儿的时间，因为常识告诉坦桑尼亚人这不适合现实条件。苏联共产主义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对其数百万国民而言，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长时间它似乎仍然能够很好地描述现实。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放缓，争论也变得很难持续下去，到了80年代，常识让大多数苏联国民看清了现有的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无望的（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到了那个10年的末尾，苏联到了解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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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在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进行的区分，要求她将意识形态看作妨碍人们正确进行价值判断的社会学扭曲——在农业社会这个例子中，一扭曲就是一万年之久。我对于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人们对它的解读（主要是由能量获取所驱动的）之间的区分，要求我将意识形态看作某些人从中获利的一派谎言——但谎言鲜见持久者，因为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常识是如此有力的工具，能够揭示何为最适宜的观念。我强调这一定义上的区别，是由于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和科尔斯戈德教授之间的最后一个分歧，关于塔利班在2012年袭击了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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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和我对在普林斯顿讨论这次枪击事件的记忆大相径庭，或许也不足为奇。“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见证人做出了不同的叙述，他们说的话要么是出于对一方或另一方的偏袒，要么就是基于不完整的记忆。”修昔底德[26]早在2 400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从那时到现在，世界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科尔斯戈德回忆说我在被问及塔利班的行为是否错误时试图回避做出我本人的道德主张。我并非有意如此，但当时酒足饭饱后一时神虚也未可知，而今白纸黑字，自然能把观点阐述得更明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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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尤萨夫扎伊的人当然是错误的，他们最终于2014年9月被捕，当时我正在撰写本章的内容。但如果我是对的，即道德思考的重要区别是存在于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之间，而非存在于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我们就必须问清“错误”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她的话来推断，我会猜想在科尔斯戈德看来，错误的行为就是违反了独立于人性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于我而言，错误的行为是违反了我所强烈秉持的信条，也就是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人类价值观的化石燃料式解读。1982年，我信心十足地认为乔治先生不该自己骑在驴背上而让妻子扛着麻袋在地上走，时至2012年，我当然更有信心地认为塔利班不该枪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因为我认识到，我自己的价值观只是对化石燃料所构建之世界的常识性解读，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意识到，坚决秉持农业价值观的人有可能会与我意见相左。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毫不困难地说我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不是因为我能够比他们更好地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农业时代已经结束了。正因为此，我在第四章提出塔利班首先错在落后而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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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理解，塔利班认为，尤萨夫扎伊如此叫嚣着主张女人受教育的权利，威胁了世界的安全和获得极赎的机会，而且因为致命暴力是对这种极端威胁的适当反应，所以他们选择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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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四章提到的某些民意调查表明，很多化石燃料者也认为当世界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致命暴力是合适的，这意味着争论焦点变成了有关事实的问题，即怎样才算是威胁。我（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当然不会认同塔利班的看法。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关乎事实的问题，在21世纪初的真实世界里，塔利班错在歪曲了事实。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并没有威胁世界和平，她只是威胁到了宗教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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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教授不喜欢这种辩论。“莫里斯的文本有时读来仿佛他本人不是他为之建立理论的人类中的一员。”她说，对此我只能回答，如果她认为我来自外星，那么我觉得她该多出去走走。也不只有她如此——就像柯尼斯堡[27]的康德一样，道德哲学家似乎往往很乐于待在家里，因为只和其他WEIRD人士辩论而无法理解像乔治先生这样的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前后经历，后者在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就离开美国学术圈，去了印度的布巴内什瓦尔[28]。“我刚到的那几个星期，”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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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震惊和不协调之感。我和男人们一同吃晚餐，他们的妻子默默地伺候着我们，之后就退回到厨房，整晚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他们告诉我要对仆人严厉一些，不要再感谢他们为我服务了……我身陷一个性别隔离、等级森严、笃信宗教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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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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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些招待、帮助和教导我的人。无论我去哪里，人们都对我很和善……我抛弃了起初不自觉地认为这些男人都是性别歧视的压迫者，而把女人、儿童和仆人当作值得同情的无助受害者这种态度，开始看到一个道德的世界，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用人）都是高度互助的。在这个世界里，平等和个人独立并非神圣的价值观。尊敬长者、天神和客人，保护属下，履行与个人角色相关的职责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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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阿格拉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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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正是多出去走走让我们（不管我们是谁）不解，为什么明明都是通情达理的人，秉持的价值观却与我们如此不同。以我个人而言，正是多出去走走让我得出了本章前文提出的两个主张，并连带着推论出科尔斯戈德对于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乔治先生夫妇的价值观并非永恒价值观的扭曲版本；他们的价值观是对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做的符合常识的解读，数十亿农夫在其能量获取跌至8 000~35 000千卡/天时得出了这种价值观——一旦他们的能量获取上升到35 000千卡以上，就会抛弃这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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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待问题并不是说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更不是说相信等级制度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阿西罗斯人和布巴内什瓦尔人不是暴君就是受害者。如此看待问题也不是说我就是个道德怀疑论者。我们生活在化石燃料世界；因此，化石燃料价值观就是我们对自己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解读，而农耕者和觅食者的价值观就是错误解读——在因达斯特里亚也变成历史之前，这种价值观将一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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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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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演变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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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引出了我的主张的第二个推论：对于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在21世纪必会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进化，因为能量获取的变化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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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西福德并没有直说我在这点上是错误的，但那似乎是他在第六章里所提主张的弦外之音。我认为，曾经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文化演变竞争过程会继续起作用，其明显的后果有三——首先，能量获取的增长速度会是前所未有的；其次，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科学的革命会反馈到生物进化上来，彻底改变身而为人的意义；再其次，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核战争的风险会增加。然而，西福德认为这种分析“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他没有明说本书威胁到的政见是什么，但他对我本人的政见倒是言之凿凿，他认为是“伊恩的想法本身更接近于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观念”。和奥兹国所有其他傀儡一样，我也被一个在幕后拉着控制杆的资本主义魔法师骗得“在不知不觉中也内化了……资本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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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几本书的审读者都能保证我不只是个“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见风使舵地改造证据使之符合多元文化路线”，而且还是个“典型的现代学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绝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是个“将主观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包装成客观的学术理论”的家伙，我已经学会了不去过分担心人们对我政治观念的谴责，但西福德教授企图纠正我的右倾主义的努力却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分歧，我很想在此多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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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德指责我错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认作整个历史的逻辑。“但资本主义必要的自我扩张的动力，及其所产生的价值观，”他说，“在类别上都不同于它之前的社会。”如果我对他的论证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人们尽其所能地从环境中攫取其自我扩张活动所要耗费的能量，这种倾向并不是——如我的结论所言——因为我们是动物。相反，这是由资本主义生发的、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他说，看看希腊和罗马，它们表明“但对效率的追求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我们十分熟悉的，它根本算不得古代经济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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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不敢苟同。我从西福德关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但我觉得他在此处完全搞错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其他社会考量置于效率和利润之前，这一观点可以回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韦伯，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卡尔·波拉尼[29]和摩西·芬利发展出这一观点的复杂版本。但就像基思·霍普金斯[30]在一个世代以前所指出的，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罗马帝国治下发生的非常明显的强力（即人均）经济增长。最新研究已经找到了远古希腊与古典希腊的可比增长率，现在已经很清楚，不仅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地中海经历了公元1800年之前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增长，而且，对经济效率的不懈追逐正是其主要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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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总结了第二个证据源，也就是我在本书中不断重复过的：自从冰河期末期以来，能量获取的指数级增长。人均经济增长率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事物，只要把现代人和后冰河期“漫长的夏天”放在一起比较，自会得出这个数字。指数级增长早已成为常态；长期以来发生变化的是指数变大了，从而愈发加速了这种扩张。自工业革命肇始、资本主义启程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加了7倍，最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5倍，（我计算得出）知识量增加了860倍，而能量获取增加了逾40倍。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惊异，但它们代表的却是旧模式的加速，而不是全新的模式。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两千年里，地球人口的规模增加了3倍，最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近两倍，知识量（同样，还是我自己的计算）增加了10倍，人类可控制的能量增加了8倍。在那之前的1 000年内，人口翻番，城市增长了20倍，知识量翻了两番，能量获取增至3倍多。我们回溯的时间越长，加速度就越小，但自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经济一直呈指数式增长。指数的大小与系统规模、交通强度和现有知识量的规模有关，而这些最终也会被能量获取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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