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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能解决世上所有的困境，但它们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新自由主义的重大发现是，政府干预未必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实际上，它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来减少扭曲，改善市场运作。目前，因为市场并未给排放到大气中的碳定价，买卖双方通常都支付了化石燃料的全部成本。纠正这种市场失效的方法不是什么艰深的学问：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碳排放税的方案和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方案，这些都会减少市场缺陷并使得替代能源更有竞争力，在产生更快的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排放。最大的障碍不是价值观或情感，而是我们无法在谁该承担成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自从《京都议定书》以来几无进展，因为全球层面上的气候威胁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体制之间配合不当。我们试图以19世纪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因此，局部利益常常会无视世界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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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有无价值，这就是我的看法。然而我乐于承认，无人可以预见到我们将如何——或者能否——突破限制了化石燃料经济之可能性的绝对极限，就像过去无人可以预见到觅食者或农耕者会如何或能否突破其经济的绝对极限一样。这三次能级大跃迁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然而，就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才华横溢的评论中所说的，这一次真的不同。一万年前，数百个分隔的社会在尝试农耕。大多数社会未能打破绝对极限，给卷入其中的人们带来了马尔萨斯式的悲剧，但少数社会取得了成功。近两千年来，至少有5个社会达到了农业经济的上限；4个社会未能取得突破，但试验仍在继续，直到18世纪末西北欧释放了化石燃料经济。但如今，我们在进行着一场单一的全球试验，一旦失败，无人能够避免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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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失败了，这种悖论在进化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一种成功的生命形式在改变全球环境的同时，又恰恰导致该生命形式本身以灭绝收场。在大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一种叫作甲烷八叠球菌的微生物进化出一种从海洋中（以有机碳的形式）获取能量的新方式。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甲烷八叠球菌也疯狂扩繁。但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微小的有机体吐出了太多的甲烷，改变了海洋和天空的化学性质。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里，96%的海洋物种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了，海洋的表面温度可能一度高达104℉[31]。在其后的1 000万年里，地球上只散布着极其稀少的宝贵生命（因此，迈克尔·本顿[32]将其有关这一时期的著作命名为《当物种濒临灭亡》），当动植物再次繁殖时，全新的物种——包括恐龙的祖先——占领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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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是否会步甲烷八叠球菌之后尘，仍有待观察，但我们显然无法对其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像二叠纪的微生物一样，我们也遍布世界，释放了大量碳，引发了大量的灭绝（这不是杞人忧天；当前，每20分钟便有一种植物或陆地动物物种灭绝，生物学家常常把我们的时代称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我们的文化演变看来已经开启了加速生物进化过程的强迫事件——这正是为什么我的论证的第二个推论是，21世纪或许会见证人类价值观被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如果微生物继承了地球，或者如果强迫事件的选择压力促使我们变异成科技进步的后人类，那么我和回应者们在普林斯顿所做的极端人性化的讨论就会变得全无实际意义了。因此，我认为西福德下面这句话全然不得要领，他说我们可以选择保留某种具体的化石燃料价值观，因为“我们也很难找到一种远比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价值观更有价值的价值观（难道是GDP？），我们很难再找到一种价值观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让我们卸下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包袱，无论过程多么复杂艰辛，都是值得的（虽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暗中尝试着操纵或抵消那些价值观，有些还很成功）”。我们就什么达成一致可能并不重要。我们当然有选择，就像觅食者在农耕者出现后仍有选择，农耕者在化石燃料使用者登场后也有选择一样，但是，也正如觅食者和农耕者所学到的，有选择与控制结果可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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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探索我们所做选择的非预期后果，她称之为“充满乐趣、笑话连篇的喧闹游戏，其中的人类大都湮灭无踪”。比方说，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让美国在一场反伊斯兰教政变后变回到类似阿格拉里亚的社会，而《羚羊与秧鸡》则描述了一个充斥着基因改造的超人类的瘟疫后世界。以该著作为出发点，在本书中她撰写的那一章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崩溃或转变对人类的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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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觉得果真如此的话，”她指出，如果21世纪发生了崩溃，“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会选择后退一步——从化石燃料的价值观退回到农业价值观——但在社会结构广泛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更可能会即刻扭转到早期的觅食价值观。”毕竟，她说：“再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修复了。你的汽车、电脑和舷外马达都是数码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崩溃了，它不太可能重建，因为资源提炼和生产的组织运作所需的专业技能早已烟消云散。”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丢掉了例行工作就成了流浪者，他们赖以生存的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从下种到收获，那可是个漫长的周期，因而不得不走向乞讨、盗窃和谋杀”。罗尔斯学派无所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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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通过一个相当迂回的思考过程）让我开始比此前更加谨慎地深思崩溃造成的初始条件会有多少不同。例如，20世纪80年代里的一场核战争可能会在区区几周内杀死几乎所有的人；而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一场类似战争最终可能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需要数年之久，因为要想用一次打击就把我们一扫而光，现在的核弹头数量不够了。同样，难以应付的生物武器可能会散布全球，突如其来地结束几乎所有的生命，而更加传统的流行病（诸如埃博拉病毒，在我写作之时正频见于报端）可能会一波波地卷土重来，就像过去所有的大瘟疫一样，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降低人口数量。气候的变化也许会以更缓慢的动作造成衰退，逐渐降低农业产量，淹没沿海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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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的速度可快可慢。但无论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必须要问：然后如何？我住的地方距离旧金山湾区只有几英里，那里住着将近700万人。两三颗百万吨级破坏力的多弹头导弹就可以杀死那里大半的人口，在浩劫中幸存的不幸的人们也很可能——如阿特伍德所说——射杀彼此或散布在辐射的废墟上忍饥挨饿。此外，细菌会如潮水般淹没郊区，或者不断上升的温度会让送往西夫韦（Safeway）和乔式超市的食品逐渐枯竭。古代与此相当的灾难发生在公元439~600年的意大利，罗马城的人口从80万剧减到略多于4万。2049年的帕洛阿尔托、圣何塞和奥克兰（Palo Alto）的城市规模或许不会比1849年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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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得越多，就越是怀疑崩溃——特别是慢速的崩溃——未必会把时钟拨回到觅食者时代。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多面手，就算是在旧金山湾区的外围，比如圣塔克鲁兹山区（Santa Cruz Mountains，我就住在此处），也绝不缺这样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务农为生，知道如何用脚踏车发电，如何制造短波无线电装置，还能用生物燃料来驱动老式卡车。他们中不少人都有枪，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末日的到来做准备。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东西，还有书籍可资参考。他们很多人肯定会遇难，而我们也许需要像沃尔特·米勒[33]的经典科幻小说《莱伯维兹的赞歌》中的英雄那样的人物来秘密进行世界知识量的储备工作；但我们不会退回到无文字、无科学的觅食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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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的结果也许是一个综合了农耕和化石燃料补丁的混合经济。它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更像是计算机时代开始之前的公元20世纪；在其他方面却更像是公元前20世纪。我想象的整体效果是类似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失败国家，一派混乱的半工业化景象。公元五六世纪期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仍然有用的技能被保存下来，无用的技能就此消失，人们在混乱的新现实中应用常识，调整其价值观。据我猜测，21世纪大灾难的幸存者所面临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果我具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那样的文学天赋，那会是一部小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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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能在我的社会发展指数上达到5 000点的更加奇点主义[34]的世界，不见得会成就一部小说。如果像阿特伍德所说，生物工程的第一个结果——她的“天启骑士”——是“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会用生物工程设计出美丽的女性，在她们的基因里嵌入对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的欲望”，可能还有一些幽默。而如果随后的性选择将其他男性推向了模仿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的文化演变，就是令人恐惧的结果了。但还有可能不会有什么与我们切实相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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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说，她在写小说时会假设即使在大灾难之后，“［我们中的］有些幸存了下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故事情节了，不是吗？”我认为，她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观点。阿特伍德在评论开篇无可挑剔地辩称讲故事也可以是一种分析工具，但天启骑士却威胁着要推翻讲故事的必要条件——那些通过叙述来组织经验的人。如果这就是文化演变要引领我们前往的境地，那么我怀疑比起在普林斯顿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辩论之于尼安德特人，22世纪后人类超级生物体的思考和价值观（如果这些词没有用错的话）将更与我们格格不入，也更让我们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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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和阿特伍德一样，认为讲故事是人类境况的关键，他用这样一个问题来结束其优秀的著作《人类简史》：“既然我们很快便能设计我们的欲望，或许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并非‘我们想成为什么’，而是‘我们想要什么’。”思考着阿特伍德的话，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不应该走得更远。或许真正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想要什么”，而是“对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究竟是否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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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原书稿的回应者和其他读者。即使在我以洋洋两万字陈述了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正见之后，在孰对孰错的问题上，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说服了彼此。然而，他们的确让我更深入思考了自己的思想并拓展了新的思路，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想法，也有了更多的书要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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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啄序（pecking order），或称啄食顺序，指群居动物通过争斗取得社群地位的阶层化及支配等级区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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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塞优斯（Isaeus），古希腊雅典演说家之一，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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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麦第姆诺（medimnos），古希腊的干式计量单位，即谷物度量单位，又译为“干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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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1920—1985），美国人类学家。他在促进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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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兴趣为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市民的社会抵抗与政治参与，以及社会运动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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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埃丝特·博斯鲁普（Esther Boserup，1910—1999），丹麦经济学家。她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和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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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林奇（Grinch），苏斯博士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Grinch这个名字大概是来自法语grincheux，意为“坏脾气”。格林奇以其容易被他人的快乐所激怒，并以破坏他人的快乐来获得快乐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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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文为法语“la vacance, c’est moi”，这是借用了法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路易十四执政达72年之久（1643~1715），他在执政期间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在政治上他崇尚王权至上，“朕即国家”，并用“君权神授”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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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凯尔克奥西里斯（Kerkeosiris），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一个村落，位于埃及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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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是一项启动于1990年的规模宏大、跨国跨学科的科学探索工程，旨在测定组成人类染色体（指单倍体）中所包含的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辨识其载有的基因及其序列，以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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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一部人体解剖学英语教科书，解剖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是英国外科医生与解剖学专家亨利·格雷（Henry Gray，1827—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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